(加拿大)吴华 徐学清

“多伦多小说家群”的说法最初是孙博提出的，指的是以加拿大中国笔会为主体、活跃在大多伦多地区的一批华裔作者。②和新移民文学一样，“多伦多小说家群”这个创作群体在新世纪以来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它的覆盖面延伸，东抵渥太华，西达温莎，可以说“多伦多小说家群”已经演变成“安大略小说家群”了。它的成员也从留学生(更确切地说是前留学生)为主变为“新移民”为主，成员包括耳顺或古稀之年的长者，也有刚刚跨过而立或不惑门槛的年轻人。③时间的迁移和创作主体的变化，作品必然也会变得内涵复杂、丰富和多样。我们希望通过“多伦多小说家群”作者的“亲情叙事”和“史诗叙事”写作，简述加拿大新移民文学的新特点。

亲情叙事

“后留学”时代的亲情叙事与前不同。上个世纪后期从大陆来加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在异乡的孤身客，后来因为陪读和婚嫁，逐渐形成了“二人世界”。反映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侧重留学生及其配偶的奋斗、成功或挫败的喜悦和苦恼，他们婚姻和感情生活的纠葛，典型的作品如原志的《不一样的天空》和曾晓文的《白日飘行》。④

“后留学”时代的书写因为视角转换和题材扩展，小说的视野更加开阔，内涵更加厚重，从“二人世界”的故事开始转向两代、甚至三代人的家庭生活叙事。在这方面，新移民文学和英语华裔文学的差异便凸显出来。华裔文学常常采用跨代(cross-generational)的叙述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以在西方出生成长的子女的视角讲述父母——子女之间，特别是母亲——女儿之间的冲突，而且两代人的冲突又和中西文化冲突相重合。这样的叙事框架里，母亲大多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族裔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有的研究者甚至将这一模式称为离散文学的主导叙述话语(master narrative)。⑤新移民写作的跨代冲突故事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家庭感情危机源自移民生活的经历，而不是发轫于中西文化差异。这类故事里的父母和子女都来自中国，他们每天都要应对的是如何在新的、异族的文化、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如果故事折射了中西文化冲突的话，它们讲述的也是父母子女共同享有的中国文化和新环境的西方文化的冲突，是新移民怎样试图适应异国他乡，试图融入西方文化，和适应、融入的艰难。比如诗恒的《天各一方》写了三个留守多伦多的“商人妇”，她们既要经验独守空房的感情煎熬，又要一手托起教育子女、维系家庭的重责，可结果都以子女出问题，家庭破裂告终。作者“以女性的细腻的笔触描画了在不同文化取向的冲击和家庭感情危机丛生的夹击下，女性在独力支撑家庭时是怎样地心力支绌，在勉力维系各种亲情时是如何地左右失措。”与其说《天各一方》讲的是跨代的故事，不如说它是写新移民女性的“挣扎、焦虑、苦闷，特别是她们的无以为力。”⑥即使故事涉及父母和子女的文化冲突，叙事焦点一般仍是父母，即叙事人站在父母辈的立场讲述故事。比如孙博的《蓝色奏鸣曲》描述了母亲和儿子的矛盾冲突。女主人公蓝雅琴和丈夫离婚后，带着儿子蓝天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邂逅德裔加拿大人拉尔夫，与其结为夫妇并育有一女，一家人生活得其乐也融融。蓝雅琴和众多中国父母一样，对儿子期许高，投资也大，希望儿子按照自己的设计生活，而儿子有自己的喜好和对生活的期待，亲生母子隔膜，继父继子反而默契。终于母亲和儿子在弹钢琴问题上爆发冲突，蓝天把琴砸得七零八落，蓝雅琴患上间歇性精神病，一见到儿子，就会重复同一个动作:抱头缩颈。⑦其实，蓝天8岁上就在加拿大生活，他的文化价值观已经被所谓“主流社会”潜移默化，和代表西方文化的白人继父更接近，与母亲反而存在文化观念的不同。蓝雅琴用“中国虎妈”的方式对待儿子，最终遭遇儿子的奋力抵抗而惨败。这个故事里的母亲依然被赋予文化载体的功能，她也试图保护母国的文化因子(如尊长意识)，希冀它可以在异国的文化氛围和家庭结构里得以传承。这一类表现父母对孩子的设计和期望与孩子性格发展之间的冲突的作品还有余曦的《成年》⑧。母亲江雪与女儿雯雯的矛盾冲突起源于两人在结交朋友方式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念，小说重点描绘江雪对女儿受西方文化中“性”开放影响的内心恐惧和烦躁，她忘却了女儿跟自己一样是刚到加国来的新移民，两人在“性”观念上的文化守成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已经具有了独立意识的女儿却不能再接受母亲的“灌输”性的教育。小说最终以喜剧式的结尾消除母女之间的误会。《蓝色奏鸣曲》以母亲的失败、《成年》以母女俩的和解展示出新移民文学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和思索可以是，也应当是多形态、多方位的多元叙事;相同的主题，不同的讲述既是对华裔文学的主导叙述话语的挑战，也是对它的补足和丰富。

两性之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故事仍然是加拿大新移民文学的主旋律。如果反映留学生爱情生活的作品讲述的更多是因为出国时间不同，丈夫和妻子的身份、观念发生变化，家庭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变化，从而导致婚变，⑨“后留学”时代的爱情叙事则有了新的突破，“另类爱情”和“异族婚恋”开始独领风骚。⑩笑言的《蓝调.非卖品》就写了一个另类的爱情故事。方一鸣应自己的恩师之请，和老师的侄女刘飘飘假结婚，刘得以顺利移民加拿大并完成硕士学业。一年的“婚姻”生活结束后，她远走旧金山。[11]这个为出国而假结婚的故事和一般的“跨国婚姻”故事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21世纪北美‘文明版’的金钱交易”，尽管故事里有金钱易手的情节;方和刘的交易也不是“以女性被男性所奴役的方式而出现的。”[12]在“婚姻”的发生和终结上，方都是被动者，而且两人彼此萌生了依恋之情，但是他们的感情是没有结果的爱情，就像故事的结尾，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两人在同一盏街灯下相向走过，间隔不到十分钟”却交臂失之。这个“假结婚”的另类爱情故事，没有“冷漠、暧昧与罪恶”，也没有“悲凉、悲愤与悲悯”，[13]弥漫其中的是惆怅和苍凉。如果笑言讲述的仍是同一族群内的婚恋，曾晓文笔下的痴男怨女则跨越了种族的阈界，是“异族婚恋”故事。《白日飘行》的女主人公舒嘉雯在《夜还年轻》[14]里变为海伦娜.舒，名字的变化喻示了海伦娜的新的身份认同和新的生活选择，包括感情生活的新抉择。《夜还年轻》里的海伦娜在尝过婚姻和爱情失败的苦果之后，遇到真爱，同是经历过破碎婚姻的格兰特。海伦娜和格兰特的异族恋情“不是基于一方的生存需要(往往是华女)或欲望需求(往往是西裔男性)的有名无实的婚姻，也不是从‘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视野俯视或仰视情爱与婚姻中的华女与西男，以展示两性间的权力关系，或是揭示族裔——文化间的权力关系。《夜还年轻》写的是一个基于对对方的文化和个人人格的尊重与理解而牺牲自己，相互扶持的爱情故事，演绎的是对真爱的崇尚和追求。作者还用格兰特和前妻婚姻的破裂反衬他与海伦娜的炽热的、同时也是和谐的恋情，淡化了不同族群间爱恋、通婚时因文化与生活习惯差异而产生的矛盾、碰撞和冲突，从而突出真正的爱情是可以跨越人为划定的阈界的，它具有超越地域、国家、族裔和文化的普世性。”[15]《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和《遣送》[16]是曾晓文的另一组“异族婚恋”故事，前一个写蕾和肖恩都是被亲人忽视或遗弃的寂寞的人，他们因寂寞而互相吸引却最终不能沟通，就像蕾感觉的那样，她和肖恩的心“曾长出了手指的，可终于没能触摸到对方。”[17]《遣送》则不然，主人公本杰明是执行遣送任务的移民警察，而夏菡是被遣送的囚犯，但这一对身份殊异的“完美的陌生人”却因为爱情最终走到一起。曾晓文在讲述这两个故事时采用了不同的叙述视角，《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是第一人称叙述，让蕾从她的视角一层层抽丝剥茧似的撕开肖恩的封闭的感情世界，暴露他对前妻的病态的痴迷;而蕾对牺牲自己满足家人的“痴迷”却是通过肖恩的注视揭示给读者的。“两人在对方的文化误区里都很清醒，然而在自己的误区里却执迷而不知就里。”[18]《遣送》让读者通过本杰明的视野描画他的感情经历和心路历程，他对前妻的依恋、被其遗弃的痛苦，对菡的爱慕和怜惜、对菡的爱和自己的社会身份的矛盾所造成的困惑和挣扎，因为遣送菡所产生的罪孽感和被菡“遗弃”而深重的孤独和寂寞。但最终，“身份和差异被忽略，背景和经历被淡化”，本杰明远赴重洋，到中国与菡团聚。《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与《遣送》都是用异族的眼睛审视对方以及对方体现的文化内涵。视角人物的身份归属和他/她的心理和文化的误区把故事要阐发的身份认同和身份危机的主题拓宽掘深，用“他们”的眼睛看“我们”，“我是谁”被放置在全新视角和多重视角的审视之下，新移民文学对身份建构的思考变得更复杂、更丰富、更发人深省。[19]

史诗叙事[20]

在“史诗叙事”主题上，加拿大新移民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9年是丰美收获的一年，这一年里，两部标志加华文学令人瞩目的制高点的小说《金山》和《沙捞越战事》先后问世，[21]在国内和海外华文文坛上都引起巨大的反响。它们分别以历史的深度、厚度和历史的多棱角度，以作者自己对历史的感悟和认知，用文学艺术的形式重现二十世纪上半叶华人在加拿大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舒展开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画卷。

两部小说是作家创作道路中的重大突破，也是对加拿大华裔文学中早先出现的史诗叙事文学的丰富和发展。[22]与先前的史诗叙事文学不同的是，前者植根于自传史实的沃土;后者则基于作者大量的案头研究、实地采访和考证，在史料的基础上融入想像而创作出来，其中没有作家自己个人生活的体验和感受。由此而表明两位作家已进入自由自如的创作状态之中，不必依赖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或家族史。在题材上，两位作家均从历史的积淀中钩沉素材;主题上，他们跳越出常见的新移民在它乡别国的生存困境和奋斗的坚韧，重在描绘早期华人对加国的贡献，在拂去厚重的时间尘埃，演绎过去的时候，融入自己对历史的阐释;人物上，两位作家各自以个性独特的处理方式，使华人在上个世纪变幻莫测的世界舞台的底版上鲜活饱满地活动起来，油画般地立体。而两部小说的艺术手法上也镌刻着作家自己的风格印记。

如何走进华埠的过去，追踪华人的历史足迹，两位作家的方式方法迥然不同。张翎写《金山》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手法，以历史纵深的垂直空间穿梭为主，庄重经典，全景式地、史诗般地描述方家五代近一个半世纪的家族史，包括方得法和早期华人在加拿大淘金和修筑太平洋铁路的艰辛，他们“金山梦”的幻灭，他们隔绝在太平洋对岸的家乡的老母妻儿在多灾多难岁月里坚韧的等待，以及他们在加拿大从被排斥的“另类”到逐渐融入主流社会的漫长复杂的过程，在作者如歌如泣的叙述中，主人公们一个个从史海里浮雕般地向我们走来。男女主人公方得法和六指半个多世纪的生死之恋是小说的核心，两人在太平洋两岸隔海相望，各自一方地互相等待了五十多年，却阴差阳错终究不能团聚，不是因为政治事件，就是性格所然。六指率领着妇孺老幼在开平老家的守望，是方得法在加拿大“淘金”的精神和文化的支柱，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使先侨们被时空分割了的身心还原成一体。没有这一部分，加拿大华工的历史就是不完全的。《金山》的这一部分使其在史诗叙述文学中卓然而立:之前的作品对留国守望的描写或者处理简单，[23]或者根本就没有涉及。在描写方家人物命运时，《金山》作者把家族史跟历史网络密织在一起，强调人物所受的历史的制约。作者刻意地穿插着加中两国各自的社会重大事件，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排华排日，人头税，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包括历史人物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访问加拿大等历史事件，中日之战，解放战争，以及土改，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以此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大背景，突出人物命运与历史的关系，人物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们的背后，有着人为操纵的历史事件的支配，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人物的命运也可以用历史来阐释。

显然，陈河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较深，他在《沙捞越战事》里以跨洲际的地平线横向空间穿梭为主，表现的是被地理分割的历史。周天化在加拿大华文文学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形象，这一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裔后代参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极富传奇性。作者通过对他的地理跨越的行为描写: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入伍加拿大军队，成为反法西斯战场上特种部队的技术员，被派遣到马来西亚沙捞越丛林，来突现他在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现代科技和原始文化，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穿梭往来。周天化连接起正在做生死较量中的盟军加、英方，当地土著班依武装和马来西亚人华裔的“红色游击队”以及日军等的多方政治军事力量，在实施由英国皇家陆军精心策划多年的Z计划中起着关键性的枢纽作用。这场战斗取胜的必然性被分解为很多临时性，不定性和偶然性，而周天化这一人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既是分裂的，又是多质的，杂糅的，无鲜明身份特征的，具有很典型的后殖民文学支离破碎(fragmentation)的特质。他的英语，中文和日语的能力使他在三种文化中冲突、碰撞，小说中他不停地追问自己，“我要去哪里?我为什么要去?”周天化自己身上文化所属层次的复式性使他内心常常处于不确定和游离的状态，所以他很明白“这个问题是他无法想得清楚的。”[24]在人物的身份认证上，陈河的解释是非常独特的，借用赛伊德的话来说，他没有简单地“把身份的不同性纳入更大的框架里的身份认同，”[25]而是让它保持开放式的不确定。这样，他的《沙捞越战事》和张翎的《金山》就在处理方式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是历史的悲宏壮烈，张翎注重于对历史大厦的“坚实砖石构造”，[26]陈河则致力于对这一大厦的解构。虽然是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两位作家都成功地“把历史的真实转化成有高度特征的、不能再缩减的句子、章节、并列句的坚实结构。”[27]

在这文字组成的结构中，是两位作家的语言定下其风格的基调。张翎的语言很讲究，古典的含蓄温婉中沉潜刚克;陈河的语言非常简洁，干净，敏捷，没有很多形容词，但富有动感，动作性很强。张翎的语言从容不迫，写景，叙事，铺垫，烘托曲尽其态;陈河的语言很富于视觉效果，不少场景描写，能激发读者强烈的色彩感和视像想象。张翎擅长用细密的笔触，委婉曲致地描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层次和心灵轨迹，陈河则明快诙谐地在系列行动中让人物的性格撞出火花，尤其是在反讽中表现人物与环境冲突的的尴尬和无奈。如果说《金山》中的人物如精雕细刻的工笔画，那么《沙捞越战事》里的人物就如多质拼贴的后现代艺术画像。张翎把“淘金”华人家族史镌刻在苍凉凝重的《金山》上，进而使小说具有了史诗般的气势和恢宏，立意深邃悠远;陈河则把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某一历史片段很富动感地活跃在地理的分割和跨越中，绘摹成一幅世界性的文学地图，因其战争的硝烟，地图上所展现的人性与人性中兽性以及族性之间的生死较量和相互关系，弥漫着孤寂的忧伤，种族之间隔阂的悲凉，战争死神般的阴影。两位作家的语言是他们对历史再思和重述的具体载体，也是他们各自风格的体现。他们对华人移民历史这一丰富矿藏的开掘，以及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的突破为加拿大华文文学更上一个新台阶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

加拿大新移民文学写作视野的扩展除了表现在展示新移民感情生活的“亲情叙事”和回顾华人移民历史的“史诗叙事”这两个话题上，其它题材的写作亦有新的突破。比如，对故国的想象，既有“输出的伤痕文学”[28]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回向过去的困难岁月，如《布偶》，也有通过写海归创业，关照中国的现在、前瞻中国的未来，如《中国创造》。对居住国的注视，既有瞄准华人圈子的《我是一个小小鸟》和《旋转的硬币》，也有放眼华人新移民“突围”，走出文化和文学“唐人街”的《安大略湖畔》和《向北方》，更有直击“主流”社会风貌和当代政坛风云的《多伦多市长》。题材的千姿百态反映的是作品的多元化的语境和新移民文学发展的动向:新移民作家们不再过于依赖他们的“大陆经验”、“大陆意识”和“大陆人圈子”，[29]他们的眼睛注视着母国和居住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先侨、对自己、对子女的跨域生活正做着全景式的扫描。题材和语境的多元化也反映出作者的日趋成熟的创作心态:如果说“留学生”时代的华文作家因为他们共同的漂泊经历怀有“弱势心态”，现在他们已经“从‘绝对弱势’，走向‘相对弱势’，甚至在某些局部还可能出现‘相对优势’。”[30]对“主流”社会和文化，他们已经从一味地仰视或敌视，转化为平视和审视。心态和视角的变化，不能不影响他们的写作，新移民文学因而不再是简单的对主流族群的控诉和对抗，也开始出现族群间的对话和融入。加拿大新移民文学的万紫千红的春天已经到来。

注解【Notes】

①在撰写本文时，我们得到陈河、川沙、宋卓英、孙博、笑言、余曦、曾晓文、赵庆庆和张翎等提供资料，在此特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②孙博:《后记》，《叛逆玫瑰》，(台北:台湾水牛出版社，2004年)331－337。

③前者如姚昉，他于2009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外白渡桥》;后者如尧尧，她在2006年出版了小说《你来我走》。出版信息见加中笔会网站:http://www.cpscnet.com。“多伦多小说家群”的嬗变也揭示了“新移民文学”一词内在的含混性和局限性，正如刘俊提出的那样，“‘新移民’终究要变成‘老移民’……‘新移民’究竟以何时为‘新’?”见刘俊:“经典化的条件及可能—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创作优势分析”，《华文文学》1(2006):16－19，特别是17页上的注释1。鉴于我们不准备探讨如何界定“新移民文学”，我们采用被华文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的定义，即“新移民文学”“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如留学、陪读、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状况的文学作品。”见陈娟:“美国华裔文学与新移民文学比较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2008):48。

④原志:《不一样的天空—陪读十年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曾晓文:《白日飘行》(原名《梦断得克萨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⑤如Jeffrey F.L.Partridge，Beyond Literary Chinatown(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 esp.Chapter 1，23－48;Angeletta K.M.Gourdine，The Difference Place Makes:Gender，Sexuality，and Diaspora I-dentity(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 Chapter 2，19－38.加拿大华裔作家李群英(SKY Lee)、方曼俏(Judy Fong Bates)、李素芳(Jen Sookfong Lee)等的小说是这种主导叙述话语的典型例子。

⑥吴华:《前言》，《叛逆玫瑰》(台北:台湾水牛出版社，2004年)14。诗恒:《天各一方》见《叛逆玫瑰》(台北:台湾水牛出版社，2004年)97－142。

⑦孙博:“蓝色奏鸣曲”，《文学界》6(2009):6－14。

⑧余曦:“成年”，《钟山》2(2005):142－145。

⑨如张翎的《团圆》和曾晓文的《白日飘行》。张翎:《团圆》，《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台北:台湾水牛出版社，2004年)125－134。

⑩对“另类爱情”和“异族婚恋”的讨论，见王列耀:“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亲情’”，《文学评论》6(2009):194－198;王列耀，李培培:“‘异族婚恋’与‘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以曾晓文为例”，《中外论坛》6(2010)。[11]笑言:“蓝调·非卖品”，《中华导报》7－9月(2008)连载。

[12]王列耀:“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亲情’”，《文学评论》6(2009):195。

[13]王列耀:“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亲情’”，《文学评论》6(2009):195，197。可以把笑言的故事和杨涛的《没有表情的脖子》对比阅读。杨涛写的也是“假结婚”，那是一个典型的“冷漠、暧昧与罪恶”的故事。《没有表情的脖子》见《西方月亮》，189－212。

[14]曾晓文:《夜还年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5]吴华:“突破‘跨国婚姻’写作模式”，《文艺报》3 (2010):3，引文有删节。

[16]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文学界》6(2009):27－36;“遣送”，《百花洲》1(2010):55－73。

[17]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34。

[18]徐学清:《评＜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曾晓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ad5370100h417.html。

[19]对叙事视角和族群身份建构的关系的讨论，见吴华:“用‘他们’的眼睛看‘我们’——读曾晓文的《遣送》”，《华文文学》5(2010):92－99。

[20]本节写作参考了徐学清的“金山的梦幻和淘金的现实——论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中国女性文化》11 (2009):220－226;《香港文学》12(2009):18－21;“人性，兽性和族性的战争:读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华文文学》5(2010):97－99。

[21]张翎:“金山”，《人民文学》4(2009)5号连载;陈河:“沙捞越战事”，《人民文学》12(2009):81－131。

[22]加拿大华裔文学中的史诗叙述长篇小说有SKY Lee，Disappearing Moon Cafe(Vancouver:Douglas＆McIntyre，1990);Denise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Toronto: Penguin Books，1994);Wayson Choy，The Jade Peony (Vancouver:Douglas＆McIntyre，1995);葛逸凡:《金山华工沧桑录》(Vancouver:Chinese Canadian Writers’Association，2007)。

[23]郑蔼玲的自传体小说《妾的儿女》虽然也有描写留在广东的发妻和两个女儿的篇章，但是重在男主角Chan Sam回家探亲和盖楼，他从来没有接发妻去加拿大的打算。

[24]陈河:《沙捞越战事》130。

[25]Edward W.Said，“History，Literature，and Geography，”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67.

[26]李敬泽:“莫言，冯小刚，李敬泽联袂推荐”，《金山》(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书腰。

[27] Edward W.Said，History，Literature，and Geography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56.[28]公仲:《试论新世纪—新移民小说的发展》，原发《小说评论》，引自曾晓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9ead5370100imng.html。

[29]关于“大陆经验”等提法，见刘俊:“斗争.爱情.语言—论余曦的《安大略湖畔》”，《华文文学》4(2006):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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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王列耀，李培培:“‘异族婚恋’与‘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以曾晓文为例”，《中外论坛》6(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