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电影中的“杀人事件”
——关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东洋”或者“西洋”的分类范畴，而指向“创造”的可能性。因而他电影中不断反复的杀人事件既非通常意义上的悲剧，同时也绝不是对冷漠的现代社会的重新确认，实际上在杀人事件的瞬间影像空间蕴含了未知的生命迹象。电影媒介正是通过解放我们的知觉体系，直接地表现而非表象=再现生命的律动。这正如杨德昌所说的，电影必须要“创造”。

杀人事件 悲剧装置 创造 生命

一、论述的基准

1.“东洋”抑或“西洋”的困惑

杨德昌研究首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使得研究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恐怕就是对导演本身如何定位。惯常的分类方式，即“东洋的”抑或“西洋的”，以这样的基准来衡量杨德昌往往产生错位难以自圆其说。代表性研究比如孙慰川的结论简单明确，“其（杨德昌 笔者注）价值观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儒家思想；他在进行社会批判时所依据的准绳，主要还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1]这应该是近年主流的观点，不过相反的意见也存在。李道新就认为，“杨德昌是一个几乎不受传统文化和台湾电影约束的特立独行者。”[2]

其中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当属喻群芳的论文《一个儒者的困境：杀人，或者衰老》。作者指出杨德昌电影“丰富客观真实的表象”——对应的是长镜头、远景等视听语言，和导演的主观调度——任何电影都没有绝对的现实而只有相对的表象的真实，两者之间产生某种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