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庆 陈勇

摘要：从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到现代西方哲学，许多哲学家都对“实践性”作出过解释。他们的解释一是“费尔巴哈”式的，“实践”被看作动物式活动，体现某种自然力量对人的限制和约束；二是“康德一黑格尔”式的，“实践”或“实践理性”被不恰当地看作摆脱自然或部分摆脱自然客观基础的纯粹自由或“善良意志”。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实践理性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对其给予理解和分析，指出它是从人的实践方面理解整个世界意义的深层思维和精神结构。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实践理性从主体出发，关注生活，提倡创造力，在思想上反对僵化和封闭。

关键词：毛泽东；理论品质；实践理性；主体性；创造性；开放性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115-08

实践性是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基本含义、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它表达了毛泽东理论品质始终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理性诉求。毛泽东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精于总结，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他所熟知的中国社会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集合全党同志的智慧，形成第一个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

总之，实践性是毛泽东理论品质最深沉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质。从实践理性维度深入揭示毛泽东理论品质，是研究毛泽东理论品质的自然起点。本文将从主体性、创造性和开放性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实践理性维度。

一、突出自觉性的主体精神

对应着人的解放运动，自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就是在运演着主体性(即承认、重视并坚持主体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则)的转向。这种转向在康德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状态∞，在费希特那里被极端化了。黑格尔哲学对这种极端化作出了某种纠偏，但人的实践理性精神仍然被合理地保留了下来。自然而然，它们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升华。所以，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高扬实践理性精神的社会理论，它吸取了哲学史上关于实践概念的合理因素，阐明了实践的本质及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理论品质也在合乎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前提下承接了这种实践理性精神。

(一)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主体性范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首要特征。在他们看来，“人始终是主体”，也就是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正是千变万化的大自然给人的主观创造性活动提供了广阔天地，也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说过，“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但是，与以往唯心主义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理解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任性的和僵死的。

人的活动属于主观能动性活动。主观能动性也叫自觉能动性。人的创造性活动包括各类发明创造和生产工具的改良、思想文化和学术活动等等。概言之，主观能动性活动包括相互联系着的三个方面：即在自然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人们准确认识世界的活动、改造世界的活动以及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昂的精神状态。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说道：“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主观能动性”的科学概念。在毛泽东看来，要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仅有客观东西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紧密结合起来。忽视客观规律而盲目地谈论主观能动性无益于社会实践；单纯强调恪守客观规律而低估主观能动作用同样对社会实践有害。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曾做过专门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不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就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不能进行抽象思维和从事革命实践。因此毛泽东把发挥主观能动性看作是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他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精神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其实质就是要求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利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原理，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当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就是认识的能动的反作用。所以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飞跃”。也就是说，“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是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也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不仅强调在“第二个飞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什么样的主观能动性才是“自觉的”“正确的”，才是应该大力提倡和充分发挥的。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法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能动性”。这就是说，一切根据于客观规律的思想和一切根据于客观规律的行动，即所有从实践中抽象的理论和所有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倡大力发扬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去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革命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错误的思想、空洞的理论和错误的行动、盲目的实践，这些都不是毛泽东所一贯主张的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善于从实践中获取正确的认识，又要善于通过认识去改造客观现实，这是实践的两个过程(在实践中获得认识，并以之指导实践)，也是完善认识(认识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过程，实际是一个认识与实践的周期，即所谓“实践—认

识一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人们从实践而获取感性认识，经过大脑的思考成为理性认识，这是认识与实践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同时需要用这种正确认识来指导革命的实践以完成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亦即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因而主观能动性不仅贯穿于认识过程的始终，而且贯穿于实践过程的始终。认识的出发点是实践，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也在于实践，主观能动性在一个过程中两次作用于社会实践才完成自己的周期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充分发挥人的主动能动性应该立足于客观规律之上，只有掌握客观规律性，才能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两者的辩证统一的基础是实践，统一在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总过程中的。只有在认识世界的实践中，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掌握客观规律性；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运用客观规律性。

(二)基于社会生产实践的群众主体论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取得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力量，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人的主体性在实质上是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就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这是符合逻辑的命题。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毛泽东说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基于这种认识，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群众主体论”思想学说。在毛泽东看来，党的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亦即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具体化为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这就是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要发扬民主。把民主引进认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贡献，也从哲学的高度上彻底划清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界限，彻底划清了辩证唯物反映论和先验论的界限。

毛泽东认为，只有全心全意地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期间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为了发动和团结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同情、支持并参加到抗战中来，他极力倡导建立以“兵民”为基础的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爱国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他们参加到这个统一战线之中。实际上，统一战线的理论也与毛泽东的“人民群众主体论”密切关联。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统一战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对于建国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毛泽东仍然坚决主张要确定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他说道：“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因此，他坚定地指出，“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这也充分表明无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环境下，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和平环境下，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团结和依靠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力量。

毛泽东理论的群众主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千百万人民群众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最直接、最具体、最积极的参加者，对客观事物和实践效果的了解和认识最丰富、最全面、最真实。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和群众观点是一致的，认识论和历史观是统一的。毛泽东提出：要正确解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就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他在论证认识问题时，总是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结合起来，把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终于作出了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论断。而群众路线也恰恰体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把群众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用集中起来的意见指导群众行动，就是理论回到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群众路线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解决了认识和实践、感性和理性、一般和特殊、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问题，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实践理性还表现在它的创造性维度上，这种创造性是和它的主体性密切相关的。就哲学的历史发展而言，这种创造性是近代以降启蒙思想的延伸和继续；就人的实践历史而言，这种创造性是人类所独具的，它既是人类的历史活动的前提，也是人类的历史活动的应有之意。人和“生产一创造”在马克思看来是密切统一的。换言之，人与“劳动—创造”是休戚相关的。而劳动这种创造性活动，在现实世界和思维领域体现为两个方面，即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与此相应，形成了两个只与人相关的世界，即精神世界和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生活世界”。质言之，正是人创造了精神世界和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坚持实践与认识、实践与理论的统一，即知与行的统一，也就是坚持在正确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彻底改造世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就是凭着这样的理论品质，扎根于中国革命实践，敢于突破和创新，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可见独创性是毛泽东理论品质的显著特点。毛泽东说过，“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把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作为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又把正确认识世界作为实现改造世界之目的的重要前提和途径，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为一个创造性活动的两个前后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阶段和环节。这就是全部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和全部内容。

(一)创造与历史

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创造性，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站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高度来理解对世界、历史、社会和人的认识与改造。站在一种整体性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社会活动，分

析当下的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就是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原则。这种原则所独有的视角就是，既坚持历史纵向宏观规律与必然性的“规范”意义，又努力探寻历史当下的微观规律和个性的崭新意义。毛泽东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所以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有“中国化”的强烈意识，必须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具有创造中国历史的气魄和历史责任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以，“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这就非常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当然也反映了毛泽东理论的珍贵品质。

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创造性突出地表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辩证地扬弃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批判地吸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思想理论，从而创立了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

(二)创造与限度

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最佳状态应当是获得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财富并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完全不顾自然规律而对自然进行所谓的“征服”，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最终一定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同样，人对社会的改造也是一种有限度的创造性活动，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地区，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也是不甚相同的。有的可能采取暴风骤雨式的武装革命，而有的则可能采用循序渐进的温和改良。这样的发展路径能够保持社会的相对平稳，其中所造成的损失亦较小。

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因此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方式就必须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毛泽东认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这一社会实际的认识是准确的，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但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也是有限度、有条件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因为人是现实社会关系的产物。首先，人的存在是“既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一个人不可能任意选择自己的历史属性和利益关系。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其次，人的欲望是历史的，欲望和需求总是和特定的生产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的欲望从来都没有超出自己的历史时代。最后，人也不可能超出自己的文化属性。人只能像他所在的时代和文化背景那样“思”“所思”和“被思”。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人类必须首先进行改造主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在这个前提下，人类才有可能使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正确的最大限度的发挥，最后实现人类自身的完全解放和自由，而这一切，显然只能建立在唯物论的客观性原则基础之上。

(三)创造与超越

毛泽东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理论学习，以此提升人的主体性功能，超越自我和前人。毛泽东说：“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也就是说，人不仅要学习，而且要会学习，更要学以致用。

首先，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道德修养。在他看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用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强调说，党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严格要求自己，重视思想政治上的自我修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社会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党的事业永远保持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基础。

其次，毛泽东非常重视对理论的学习，特别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研究。他站在哲学的高度，科学地提出和解决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创造性地把这一原理应用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整风运动即是显例。在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上，“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他多次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把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认识的主体，把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观世界作为认识和改造的主要对象。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不断地正确认识和开展改造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主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才能不断超越自我，才能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可以这样说，整风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对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作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再次，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直至夺取全国政权的不断胜利过程，可以说就是在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的坚决斗争中实现的，也可以说就是在不断开拓创新，打破“条条框框”的过程中实现的。

第一，要创新就必须敢于打破常规思维方式的束缚。从一般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打破常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毛泽东看来，没有锐意创新的“革命气概”，就会丧失革命的信心。战争年代革命处于低潮时，当悲观主义者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却信心百倍地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通过客观理性的思考预见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扫除了悲观主义的阴霾。

第二，要创新就必须敢闯敢干、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毛泽东曾说过，“青年人比老年人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是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这实际上说，敢闯敢干是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意志品质。具备这种意志品质的人对许多问题都会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独立见解，进而在这种见解的基础上弃旧图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第三，要创新就必须吃透国情，从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充分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立足国情，锐意创新的理论品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民形成了相对封闭、落后、自私、愚昧、目光短浅等弱点，因此有严重

的阶级局限性。马克思把农民形容为“一袋马铃薯”，言下之意是说农民阶级是松散的，没有一定的组织，没有严格的纪律，因而政治上有其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列宁认为农民阶级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并赋予其比较重要的政治角色，但从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农民们看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于是当农民革命的风潮兴起的时候，就有人盲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奉行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对农民参加革命加以激烈排斥。而毛泽东却极力讴歌农民革命，他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文章，对这些论调给予回击。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农民阶级则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等一系列新鲜的论点。毛泽东认为：“所谓人民战争最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基于中国的国情，毛泽东认识到在农民阶级那里蕴涵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他创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割据政权成为革命高潮到来之前的策源地和战略后方。中国革命的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关于农村和农民阶级的理论学说是正确的。

三、不断超越自身的开放精神

理论品质具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三种类型。就逻辑而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分别强化了演绎和归纳，即封闭和开放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理论路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是相对封闭和绝对开放的统一。所以，在恩格斯看来，个人认识“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现实的人是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因为“我们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理论品质也毫不例外地具有开放性的品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作品都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理论品质在逻辑和历史、在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的开放性实践理性品质。

(一)超越纯粹主观视域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亦即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泽东实践哲学继承了中国传统实践哲学不尚空谈、立足于人们现实生活的思想精华；凸显了人的主体意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改造客观对象中的巨大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实践哲学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在扬弃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能被中国人接受和认同的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范例。毛泽东实践哲学不是着眼于从学术层面建立哲学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践，以开放的态度在实践中运用理论、发展理论，不仅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而且将如何改变世界的物质活动过程，即由理论到实践的中介过程纳入到实践哲学之中，使其哲学理论具有实践操作层面上的哲学价值。

毛泽东把人类的认识和理论活动看作是一种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精神活动，受社会实践的决定和制约。在毛泽东看来，认识过程与群众实践是密切联系的。认识过程是一个既取决于实践又促进实践发展的历史过程，而实践都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依赖实践就是依赖群众。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生活经验和实践引入到认识和精神活动过程中了。认识和理论不仅开始于实践，而且完成和终结于实践。理论体系不再被看作是纯粹的、封闭的主观疆域。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一离开实践的思维一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很明显，毛泽东的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把认识的总规律和过程概括为“特殊一一般一特殊”，即人们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开始，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再以共同的本质认识为指导，继续研究具体事物，认识其特殊本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共同的本质认识。这样就在认识论和思想路线上确立了鲜明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立场。经验不仅仅没有被排除，恰恰相反，事实和经验成为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的症结就在于不懂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不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因此，毛泽东认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方法、政策、路线等，都必须对实践经验开放。

实践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受到既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出生之日起，人就“遭遇”到了既成社会历史条件的“匮乏”。因此，至善的社会实践是不能存在于时间的过去维度里的。

不仅如此，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还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知识的指导下进行的，总是带着预期的目标计划。一定的目标计划是属于思想领域的东西，是来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人们在实践前形成的目标计划就是对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实践的成功与失败。但是人们对这个背景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不会完全合二为一地把握，即不可能完全达到主观等于客观的程度。在毛泽东看来，“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因此，“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

所以，毛泽东认为，“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情况是很少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人在实践过程中犯有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要甘当“学生”，不断学习。唯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走向成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人类文明也就是在对“匮乏”的不断克服中取得进步的。

(二)因事制宜与唯理是从

学以致用是对于实践理性的典型的中国式表达。毛泽东因其特殊的重实学的“湖湘文化”背景，也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的继承，他特别重视理论服务于实践的思想原则，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一切无非是说，理论必须向事实和经验等外在力量开放，也必须向目的和需要的内在力量开放。这才是符合“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精神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反对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以防止思想僵化。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思想法则。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解释说：“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要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强调调查研究，他说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很显然，只有认真调查研究，才能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也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毛泽东强调从实际出发，重视具体事物的经验特殊性，反对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条地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从战争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他说道：“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也就是说，不存在绝对普遍的战争规律。毛泽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采用的游击战争就是一种具有特殊经验的战争，不是搬用书本或套用一般的战争公式的战争。

毛泽东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理论品质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杨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6]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张贻玖，毛泽东读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96.

[8]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