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梁斌

摘要：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结合历史资料，通过批判性研究，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民族性特点，并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时代性主题。

关键词：侯外庐；民族性；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060-05

一、“早熟”的文明起源路径

中国古代文明源于何时?经历何种道路?有何种特征?这些问题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必须面对的问题。上世纪40年代，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一次系统研究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特殊规律。

侯外庐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研究上述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古代东方社会形态的理论，而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历来观点不一，侯外庐指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不能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马克思用“古典的古代”表示古希腊文明起源之际的社会性质。古希腊在氏族制被消灭，产生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城邦国家。中国文明是不是这样呢?侯外庐认为中国文明起源道路即“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

“亚细亚的古代”中国自殷末周初进入文明社会，氏族制度仍保留在奴隶社会之中，土地财产为氏族贵族专有，国家是城市国家。即“父权家族没有解体，为私自财产的个体家庭所代替，从这种个体家庭中分化出显族奴隶主贵族。”这与古希腊家族消灭、私有制起源、城邦国家产生显然具有不同特点。

与“古典的古代”城市与农村相分离形成城邦国家的起源路径不同，侯外庐首次提出“城市国家”的概念，探讨了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路径。侯外庐从研究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人手。城市和农村的第一次分裂产生了文明社会，而在中国地下出土资料和文献资料里很不容易找出城市和农村分裂的特征，他确认“国和野的对立便是这个意义”。侯外庐认为“国”就是中国古典的城市。“封邑”最初出现于殷末卜辞，并大量记载于商周之际“作邑”“作邦”“肇国”“营国”等，古书之“封”和“邦”是一个字，指的是筑城建国，这表明了城市的起源。侯外庐依据《诗经》等资料，断定“中国‘封建正是城市国家的成立”。古代的“封建”第一次划分了城市与农村的区别。由氏族酋长或盟主转化而成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住在城市并支配着城市，由氏族成员转化而成的氏族集团奴住在农村，受城市的支配。这两种氏族纽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特殊的统一，城市的性质就是国家的性质，即“城市=国家”。

侯外庐指出虽然二者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二者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由于地理环境等特有的历史条件不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确立比“古典的古代”早，成为“早熟”的文明。二者属于同样的阶段，“‘亚细亚的是可以随意排列在‘古典的前面或后面，两者的意义是相当的。”它只是众多古代文明途径中的一种，“古典的古代”代表的是希腊罗马进入文明社会的途径，“亚细亚的古代”是古代东方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的路径之一。简言之，中国古代城市国家文明的起源与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的起源具有相同的社会性质，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区别在于二者所走的道路有异，即“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

侯外庐注意到与古代希腊的发展道路比较而言，中国文明起源有“早熟”特征。“‘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是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在氏族制向国家的过渡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向希腊那样，产生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私有财产。“早熟”的特征就是个体私有财产权不发达，这种特征一直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进程。

二、以先王观为核心的思想起源特色

古希腊思想的起源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国文明起源之际的思想萌芽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以祖宗、上帝崇拜为核心的先王观是其表现形式。侯外庐认为先王问题是中国古代史里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它的严重程度是希腊罗马所没有的。

侯外庐首先考证了“王”的起源，指出殷代及周初，王是氏族联盟的军事首长，殷代一元的宗教观念，把先王和“帝”都统一到祖先崇拜，不论祭祀先公先王，或求帝降命，帝王都是指祖先神。直到周文王“作邦”和“肇国”，建立城市国家，第一次分裂城市和农村，王制发生变化，周人才把上帝和先王二元化，在先王以外另设一个上帝，再由上帝授命给先王，使先王“支配上帝”。殷周先王观的区别在于“殷代的宗教观是一元的，周代的宗教观是二元的。”

侯外庐指出先王观“这个秘密也正由于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最初发源地，又产生了中国古代诸子的先王理想，在希腊思想史里也没有的。”可以说，先王观是中国文明和中国思想史的独特特征。侯外庐发现“先秦诸子自孔子以来，多言先王，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特别的地方”但称道先王的诸子思想并非没有区别，对先王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先秦思想意识的重要环节。

与古希腊比较而言，“在希腊，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例如泰勒士(Thales)，一开始就提起了宇宙根源的问题……也从事于自然认识的活动。但是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定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的认识，显得分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遵循着西周的传统。”他认为先秦诸子之所以形成思想上的上述特点，是由于受到氏族血缘关系的制约。他们在表述新的政治理想时，只有求助于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对自然只有用“譬喻”的类比方法，不能为进一步的自然认识定立命题。所以先王观念是诸子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它集中体现了诸子与传统思想的联系。

因此，先王观念虽构成中国思想起源的独特特征，但与古希腊比较起来，就是中国古代自然观念不发达，人们的认识对象并非向自然寻求真理，而是向神秘的上帝和祖先神寻求统治的合法化依据，造成中国自然哲学与古希腊相比逊色很多。

三、以土地国有制为中心的土地所有形式

侯外庐指出早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之际，就形成了氏族贵族土地公有或称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的所有制形态，而没有产生发达的私有制。殷周奴隶制至秦汉之际被封建制所代替，侯外庐认为就是从“秦孝公商鞅变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在奴隶制的发展情况之下就有封建因素的萌芽”开始，经过秦始皇的统一，到汉武帝的法度，才真正确立了封建制度，即“封建生产方式，在古旧诸制度同时存在之下，作为主导倾向而统驭了社会的全性质。”“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分析：从古代的奴隶制怎样转化而为中世纪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化过程及其

特殊的转化路径是采取什么形态。”侯外庐着重分析秦汉的社会制度，“秦汉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论从经济、政治、法律以及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近似的，这即是说，秦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应该从什么方面着手来分析秦汉的制度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即土地所有形式是了解东方世界的关键。侯外庐由此出发，开始了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分析。

侯外庐明确提出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观点，即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并无所有权，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侯外庐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各主要阶层与土地的结合关系。他把中国封建阶级大体上划分为四个主要阶层：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即品级性、身份性地主)、庶族地主(非品级性、非身份性地主)以及农民阶级。豪族地主表面上对土地和人民拥有特权，但实际上他们对土地和人民只有“占有权”，并无所有权。他们的所有权不过是“法律的虚构”。庶族地主不但没有基于名分上的土地占有的全部合法性，而且“又被封建社会规定的赋役法在贡纳形态上剥夺了地租的一部分以至大部分。这样的土地占有者常被特权者所排斥，被繁重的职役所困扰。”也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由于“处于封建的依附性和隶属性的政治条件之下”，是“直接的生产者而不是所有者”，更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农民典卖土地是通过放弃占有权来获得使用权，并非行使自己的所有权。而皇族地主，尤其是皇帝拥有无限的权力，他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力。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就是君有、皇族地主所有。秦汉以后，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并非整个中世纪土地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变化。侯外庐以两税法为标志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阶段从秦汉起到唐代开元、天宝之末”，“它以军事的政治的统治形式为主”，“后一阶段从唐代安史之乱到清初”，“它是以经济的所有形式为主”。但“皇族土地的所有制形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改变的只是经营的方式”。即“封建主义土地财产关系也只在形式上有相对的变化，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封建土地国有制发展到明末已经到了解体的边缘，如李自成等农民战争的“不纳粮”“均田免赋”运动，在思想领域泰州学派的李贽的思想，都反映了“自由私产”的萌芽。明末清初的商业发展以及其他思想家的思想里还有很多这样的要求。

经过以上分析，侯外庐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以皇族地主的土地垄断制为主要内容，缺乏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侯外庐对封建土地国有制是持批判态度的，也不赞成自由的土地私有权。封建统治阶级肆意剥削人民，人们没有自由、民主，更谈不上对自己财产和人身的所有权利，正如侯外庐所指出的：“封建制社会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后者无实际上的平等权利而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前者的权利不但没有实质上的平等，而且还有形式上的不平等。”他明确反对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制纲领，认为其是一种激进的纲领。侯外庐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之下的土地国有是“乡村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巨大的步骤”，最后还是要“进到全民所有制”。他显然不同意只有社会主义下才有国有概念。侯外庐揭示的是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全体人民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也十分强调这种所有权在法律上的规定和所有权法律观念的普及。

四、以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斗争为线索的中国思想演变历程

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基础，对中国思想家和各思想流派的唯心主义因素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而对不少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则给予积极发掘，从而为当代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侯外庐总结了先秦诸子思想。他认为孔子思想的实质是“不触动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前提下，容纳一些平民阶层的要求”。孔子恢复的礼主要是传统的周礼，仍承认天命的存在。但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他的进步一面的高峰”。老子洞察到自然与社会到处都存在矛盾，只有完全按照自然规律“道”去运动，才有可能消解矛盾。但老子最后以道法自然的形式，取消了对于社会理想的积极思考。侯外庐对庄子、思孟学派、惠施、公孙龙等唯心思想进行了深入批判，而对后期墨家、荀子的唯物主义天道观给予了极高的肯定，认为荀子的思想无疑是对殷周以来的神学天命观的一次深刻变革，是对诸子的批判性综合。他的分析虽然有时代的限制，但是在当时说来，他的批判的总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侯外庐对经学中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着重揭示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两汉“经学”是封建统治阶级予以支持的“正宗神学”，它“把自然的天合同于宗教的‘天，用曲解自然规律的手法来为封建秩序辩护”。首先完成这种思想体系的是董仲舒，随之涌现出形形式色色的经学流派；至东汉章帝时，大会经师，制定了题为《白虎通义》的神学法典，所谓‘国宪作为总结。他认为历史家、文学家以及社会思想家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伟大思想家之一。”其历史观中也包含循环论，然而他的“积极的唯物观点和他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却是他的思想中的主导部分。”王充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王充认为天地是物质，否定了天的神性，“从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对神学的世界观进行大胆的有力的狙击”。

侯外庐认为：“中世纪社会在一般的特征之外，更具有各时代的特殊的特征，因此，各代社会以及社会思潮都有它的特点。”玄学通过名门标榜，思想上清谈代替繁琐的经学，保障地主阶级的地位。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时期与玄学交融发展。隋唐时期，佛教融合中国思想的资源，形成了各种宗教哲学的派别。宋代儒学吸收佛教而产生道学。朱熹把无人身的“理”化为“性”，演出“道心”主宰“人心”、天理克服人欲、精神控制肉体的僧侣主义命题，“格物致知”论形式上是为了“穷理”，而实质上并不是要人们去研究和发现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而只不过是要人们去领悟决定等级品类的“天命”，去领悟一切存在着的事物的主宰“理”。

清代“专门汉学”是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在思想上的歪曲表现，学术界埋头古籍的考据。侯外庐并不认为专门汉学与“近代的科学方法”相近，“大部分汉学家，因为没有将来社会的信仰，在结论上还是被古道所桎梏；换言之，在古籍的狭小天地中并没有科学态度的扩充”。侯外庐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有突破封建的束缚。“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堕力，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但以资本主义萌芽为基础形成的早期启蒙思想仍具有

重大价值。泰州学派的何心隐、李贽以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等人，他们反对国有土地制，反对一切政治法律上的束缚，反对特权和等级制度，反对科举制度，提出自由私产的主张，传播土地平均的思想，鼓吹地方自治、教育自由，“他们在哲学、历史、政治、经学和文学诸方面的‘别开生面，就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但正如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受氏族血缘纽带的制约一样，早期的启蒙学者也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十七世纪的中国启蒙学者，还写出了将来社会全面图景的理想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潜书等。然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真挚的理想背后，也包含着叛变的不彻底性”，“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的体系”。他认为18世纪的启蒙思想在戴震、汪中、章学诚等人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延续，表现为对理学的批判。从19世纪初开始，中国学术思潮发生激剧的变化，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思想步入了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逐渐成为主流。

经过批判，侯外庐揭示了当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路向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由民主等新观念。

五、民族性批判与侯外庐所揭示的时代主题

侯外庐走上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道路的时代是20世纪30-40年代，当时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问题，也就是时代主题亟待确定。当时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人们对先前中共一大和二大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产生了疑问，而决定这个问题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必须首先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必须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及稍后的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况下展开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資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研究中国当时的国情，不能不研究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侯外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入到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队伍之中的。

侯外庐通过对以上中国文明起源的早熟性、先王观的思想起源特色、正统异端相斗争的思想演变历程以及土地国有制的分析，不仅详细展示了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性特征，而且在这种比较中，以现代社会的眼光对传统社会做了评判，如对专制主义制度和唯心主义神学的抛弃态度，对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对自由的要求、对经济和个性解放的要求等内容的积极发掘，为我们揭示了许多现代社会的主题。这主要包括：

(一)自然观念和科学思想的启蒙

先王观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文明“早熟”的一个延伸。中国思想家对自然真理的探求与西方相比显得极为不足。侯外庐对先王观念是持批判态度的，先王观念的传统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都有体现，而与自然认识相关的自然观则很不发达，因而表现出对天的迷信、对神的执著，而没有形成对世界和人本身的科学思考，因而对自然观念和科学思想的启蒙十分必要。

(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

侯外庐对唯心主义和神学世界观是持坚决的批判态度的，而对唯物主义者则是尽量挖掘，而且给予极高的评价。异端思想往往表现出对封建统治的批判和怀疑，对神学世界观的否定，有着进步的意义。侯外庐向我们揭示了当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路向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三)民主、自由观念的启蒙和实现

侯外庐在对早期启蒙思想的研究中，特别注重对思想家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发掘，高度评价他们反封建的进步性，如对王夫之政治思想中近代法权观念，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民主观念，顾炎武关于言论自由与个性解放、关于虚君与寓封建于郡县的民主思想，颜元关于平均土地的民主倡仪，李颙的“平均与自由”的思想，唐甄关于“人权平等的启蒙憧憬”，都给予了充分的挖掘，并将其视为我国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宝贵遗产。通过对思想家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发掘和肯定，侯外庐表达了实现新时代民主自由的理想，揭示了民主与自由的新主题，当然侯外庐有自己所理解的民主和自由观念。

(四)法权观念的启蒙

侯外庐指出了中国土地国有的独特特点，揭示了中国社会缺乏基本的法权观念。侯外庐是反对封建土地国有制和资产阶级自由的土地私有制的，要求在法权上建立全民所有制，即从法律上保证人民对土地和自身财产享有支配权。中国古代社会缺乏法权观念，因此法权观念的启蒙也是一个时代主题。

总之，侯外庐为我们揭示了一幅新的时代画卷，就是不仅要反对各种各样的封建因素，还要从事现代化的启蒙和建设工作。可以说侯外庐不仅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而且是站在时代前列的进步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