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亦蕉

长得粗粗壮壮的科尔姆·托宾看上去总是那么和善可亲、优雅风趣，似乎与他小说中那些沉默寡言、深沉内敛的人物完全不着边。但如果他认真思考，严肃谈论起来，又会让你不得不惊叹他感知的敏锐和深邃的内心。与许多中国作家不同，他喜欢隐喻和象征，喜欢隐晦地表达，他似乎一直在梦境中长途跋涉，而想象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远远看到他的时候，托宾正在拨弄他那副业已成为注册商标的红色眼镜，两边一抽开，就可以拿下来，成了两个镜片，再一插，就合二为一了。同行的“九久读书人”编辑、托宾这次在上海书展推出的新书《母与子》的责编彭伦说，托宾是个非常非常守时的人。果然，两点刚过，重新戴上他的眼镜，托宾就热情地挥着手向我们走来。

远离家乡的爱尔兰人

新民周刊：爱尔兰有很多伟大的文学家。这次你带来的新书《母与子》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它让我想到詹姆斯·乔伊斯和他的《都柏林人》，不知他对你的创作是否有影响？

托宾：这两本书的结构是一样的。乔伊斯用《都柏林人》作为书名，但里面并没有这样一篇小说，而是因为所有的小说写的都是都柏林人，这是一个内容上的概括；我的这本书也是如此，名字叫《母与子》，并不是某篇小说的篇名，而是所有的小说都关于母亲和儿子。另外，《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比较长，篇名叫《死者（The dead）》，我的《母与子》最后一篇也是关于死亡的，也很长。

新民周刊：很多爱尔兰的前辈作家后来都背井离乡去国外发展，比如乔伊斯和贝克特在巴黎，而王尔德和萧伯纳在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