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伟智

近读新华社记者王定昶的报道《中国“鬼戏”开始“复活”》，感慨万千。内中讲的“鬼戏”即目连戏。目连救母故事主题涉鬼不说，各地民间历来敷演目连戏还都穿插种种杂戏，亦多有鬼。

这又何妨呢？中国的小说，源头就见鬼，所谓“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载于迅翁《中国小说史略》。戏剧也是，出鬼的目连戏，演出盛况见之于宋朝《东京梦华录》，堪称中国“戏剧祖母”哩。

曾几何时，却是说不行就不行。孟超写《李慧娘》，表现姑娘被奸相贾似道害死后化鬼复仇。嘿，出鬼了，迷信，坏戏！廖沫沙给多年未见作品的老友孟超助兴，写下《有鬼无害论》。好，你替鬼张目，就是毒化思想！1963年先是报刊批判，继而高层发文，打响了“反封资修”的第一枪。

当此时也，搬来十八代老祖宗何用，近在眼前的党组织都爱莫能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听廖沫沙回忆当年出席北京市委一次常委会，会间闲谈，有同事提及“中央批的文化部报告里，还有你的《有鬼无害论》”，不远处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闻言，搭上一句：“不是说鬼戏也可以演吗？那也没有什么。”说完走开，话题中止。但“左”风猖獗，愈演愈烈，何能拦阻，孟廖二人终于都由批判而撤职。浩劫降临，孟被迫害至死，真见鬼了；廖九死一生，由鬼返人。

我有幸跟廖沫沙老人家结为“忘年交”，是在他平反后。应廖夫人陈海云老太太约请合写廖沫沙传记，就需要请传主回忆其撰著，尤其是两篇“闯祸的杂文”，一篇《“史”和“戏”》，为吴晗撑腰；再一篇《有鬼无害论》，为“鬼”护法。可敬佩的是，谈及浸透苦楚的旧文往事，他极其理性，绝无情绪化，一如夏衍赞叹的“他诚实皎洁，平易旷达，从不考虑到个人得失”。那一回当我为《李慧娘》重新上演道贺，认为戏剧“出鬼”再无顾忌时，听到的是“既要继承遗产，也要防止糟粕，其实我文章里讲过两面”。冷静，充满理性的冷静！

回头看这篇名文，真的，世人好像都忽视了——他把握着两面。传统戏曲颇多出鬼神，“这类戏，如果把中间有关鬼神的部分删掉，那根本就不成其为戏了。人们说‘无巧不成书，这类戏正好是‘无鬼不成戏。”肯定浪漫主义，批驳形而上学，这一面，旗帜鲜明。另一面也不放松，就是对于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由此，鬼戏中的恐怖亟待弱化。请看文末的建议：“既然是演出一个‘好鬼，是不是可以把形象表演得更可爱一些？而不是更可怕一些？李慧娘从头顶上摘下的‘脑袋，是不是可以免了？她的武器，不是还有两把什么扇子，可以使用的吗？”

廖沫沙是鲁迅的崇拜者——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也为世人忽略。人们只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鲁、廖间的“花边文学”论战，殊不知这纯然出于青年廖沫沙不谙鲁迅新用笔名而导致了一场误会——原来，鲁迅也欣赏目连戏里的“女吊”，对被损害者的追求寄予同情。但是他又表示过“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但在绍兴没有。不是我袒护故乡，我以为还是没有好。”（《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不同意拿鬼怪恐吓作噱头。

《牡丹亭》真美，依然百看不厌；《活捉》解禁后一看，也美，成了当今昆剧品牌折子戏。鬼戏“复活”，环境宽松，理当珍惜呵。这就得经常研究，该怎样复活，才符合观众健康的精神生活需要。总不能懒得作出思想和艺术考量，像王学泰形容的“觉得只要‘古‘奇‘怪，就能招徕游客，就有市场，就能来钱”，那就难免有点遗憾了。

【原载2011年5月21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