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祥

投票通常用手，个别情况下也有用脚的。试举一例：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将近一百万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研究者认为这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历史上大规模的逃港潮有四次，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十二个省六十二个市（县）。逃港者多为农民，也有城市居民、学生、知青、工人、军人，甚至党员干部。深圳市1978年前，全市干部参与逃港五百五十七人，逃出一百八十三人，市直机关有四十名科级以上干部外逃。深圳有些村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只剩下一个瘸子。逃港的方式多为泅渡，偷渡者通常带着轮胎和救生圈、泡沫塑料。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的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偷渡被视为“叛国投敌”，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也有的淹死在河里。如今的香港企业家叶小明1962年逃港，当时他十一岁。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外逃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奔逃。当晚深圳突降暴雨，在狂风暴雨之中，许多人被急浪卷走，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两天后，叶找到母亲的遗体，他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向香港走去。他把名字改为叶争气，发誓要干出一番事业。逃港史是一部“血泪史”。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记者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是啊，血的历史、血的代价、血的教训！

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时，记者采访习仲勋。当聊起“大逃港”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间，近百万人用“脚”投了香港的票，不顾一切地逃往香港。由此我想起了小品演员蔡明的话：“为什么呢？”

人民用脚投票，折射的是对“贫穷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那时有句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老百姓的真理是，“草”不能填肚子，还是“苗”实惠。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收入七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收入七十元港币，相差一百倍。深圳曾有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对贫困的不满、对富裕的向往是外逃的主要原因。那时哪家有人偷渡成功，有好事者会摆筵席、放鞭炮以示庆祝。他们不在乎“给社会主义丢了人”。有位农妇说：“我死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民心如此，怎不让“社会主义”尴尬不已。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人民用脚投票的重要原因，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一个典型代表。“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乘船逃往香港。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十年的逃港浪潮。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政治迫害”更不是社会主义。当人民集会时高唱“社会主义好”，走出会场又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的时候，人民的“脚”是评价真假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推动了深圳特区的建立，“杀出了一条血路”。

特区条例公布以后，外逃人群消失了。1997年后，偷渡基本绝迹。那用脚投票的无奈，那类似于“最后吼声”的不屈抗争，那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强行冲关，“开枪也不后退”的英勇与悲壮，终于成为历史。

人民是伟大的，不会随便用脚投票。一旦人民用脚投票了，那就说明：“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邓小平听了‘大逃港情况汇报后的表态）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不断修改完善政策。任何捆绑人民双脚的办法都是徒劳的。（本文资料摘自报告文学《大逃港》，陈秉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原载2011年6月27日《湘声报·夜读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