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谦

日前，一场针对官员的“治庸风暴”席卷武汉。武汉市“治庸办”暗访了该市十四家职能部门，发现上班迟到、上网、玩游戏、炒股、聊天和脱岗等现象二十九起。第一场风暴过后，共有三十九人被问责，其中七人被调离现职工作岗位，一人被辞退，两人被要求停职反省。

老实说，这些年来，类似这样的官场“台风”已经刮过好几次了，从吕日周的“长治实验”到仇和的“昆明新政”，从官员问责制的出台到武汉的“治庸风暴”，每一场变革都让人觉得春风扑面，让人觉得信心满满。而实际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在短时间内，官场风气为之一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习气有所收敛，机关内庸、懒、散的官员少了，勤政、廉洁、高效的机制开始运作了，谁能说这样的变革不是人心所向？不过，在我看来，仅仅有这样的“治庸风暴”是不够的，它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而如果不触及这些深层矛盾和问题，那么任何治庸的改革都是草上风，风来草偃，风过草长。目前官场存在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有哪些呢？

一、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庸官？原因当然很多，比如，脱离群众，没有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比如铁饭碗，终身制，进了机关，一辈子可以高枕无忧，于是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但我想最直接的原因是人浮于事，人满为患。“精兵简政”喊了这么多年，真正精简了多少人？很多单位是年年喊精减，年年在超编。打个比方，一个局本来有十人干事就够了，现在有二三十人在里面混，那多余的人干吗呢？就只好打打麻将、上上网啦，你还能指望他们学习雷锋上街做好事吗？所以说，人一多，就必然发生“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闹剧。这个“多”说的是吏，也就是机关内具体的办事人员，中间或高层的官员多不多呢？据5月4日《南方日报》报道，四川省巴中市辖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区、平昌县。四区县均系国家级农业贫困县，却共有四十四位正副县长，超编50%以上。古人讲：“官多则民扰”。宋太宗时代，监察御史王齐上疏，说过这样一段话：“官多则事繁，吏多则民残。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这个道理，古今通用，可惜古今都没解决好。只要“十羊九牧”的现状不改变，那么治庸就不会有多大效果，即使一时取得成功，过后必然反弹。

二、比治庸更为紧迫的是治贪、治昏。庸官、庸吏固然可恶，他们拿着国家的俸禄，花着纳税人的钱，却得过且过，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业绩平庸，纪律涣散，贪图享受，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占着茅坑不拉屎”；而贪官、昏官们则贪赃枉法，祸乱朝纲，一个人的危害有甚于一百个一千个庸官庸吏。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说庸官庸吏是苍蝇的话，那么贪官昏官就是老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官场能干净吗？新中国成立之初，惩办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毛泽东就曾尖锐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这样。”

三、不管是治庸，还是治贪、治昏，只靠某位一把手的强力推动是不足取的，老百姓更关心的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如何做到依法治官。从吕日周、仇和到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他们推动的改革无一例外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这样的改革也就只能贯以“新政”或者“风暴”，其结局往往是人走政息。

武汉的“治庸风暴”能刮多久？这是个未知数。缘于一个常识，我和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持谨慎的乐观。

【原载2011年6月6日《今晚报·今晚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