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峰，李社亮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基层组织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延续

孙景峰，李社亮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角度来考察，基层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民行动党自身的基层组织，即每个选区都有一个支部，这是人民行动党最直接也是最基层的组织;一类是新加坡的社会基层组织,主要是指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社会基层组织从属性上来说不具有政党色彩，但在功能上又具有浓厚的执政党色彩。这两类基层组织在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维持与延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每次大选中，社会基层组织担负着为人民行动党输送政治人才的任务。执政党及其政府同居民的沟通主要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也依靠社区中的基层组织联系选民。与此同时，基层组织也负责收集居民的意见，并把意见及时反馈到政府的有关部门。基层组织作为执政党与民众的桥梁，其日常工作使人民行动党得分不少。在大选过程中，基层组织直接为人民行动党服务,基层组织与人民行动党支部一起在大选中担当了重要的协调角色。

新加坡;社会基层组织; 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

对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来说，民众显性的力量(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执政)和隐性的力量(从内心认同人民行动党)构成了其执政地位延续的唯一契机。“政党组织是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政党通过自己的组织使政党能在政治生活中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统一行动，影响政治过程。如果是执政党，其影响将更为直接”[1]。人民行动党有着严密的中央组织，负责制定新加坡的社会发展规划及各项大政方针，然后通过政府和各种基层组织实施。而在基层，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生态，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取决于基层民众的选择与授权，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人民行动党基层组织网络及其特性

从人民行动党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将新加坡的基层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民行动党自身的基层组织，即每个选区都有一个支部(branch)，这是人民行动党最直接也是最基层的组织。说其直接，是相对于公民咨询委员会等社会基层组织而言具有纯正的政党色彩；说其最基层，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在政府部门、法定机构、社会组织及企业等中均不再有党组织。一类是新加坡的社会基层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s)，主要是指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这些基层组织从属性上来说不具有政党和政府色彩，但在功能上又具有浓厚的执政党和政府色彩，我们可将其称为“亚政党基层组织”。

支部是人民行动党的细胞，担负着直接联系民众、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和团结民众，落实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纲领政策的职责。上述职责具体表现在通过与其他社会基层组织配合，对本选区的民众做好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政策的解释动员工作，将政策执行中民众的意见反馈给政府，组织选区的各项活动，解决民众的实际生活困难，笼络民众感情，拉近政党和民众的距离，使民众认同人民行动党。

人民行动党每个选区都有一个支部。由议员兼任支部主席，并设支部秘书和委员，支部秘书负责支部的日常工作，也是兼职，均不领取报酬。其他工作人员则都是社区志愿者，既有国家公务员，也有普通居民。人民行动党支部的职责是搜集民意，密切与民众的关系，团结党的拥护者。其主要的日常工作是协助议员接见民众。人民行动党支部和本选区的其他基层组织一起担负起本选区内的党务及幼稚园、社区基金等其他事务。

新加坡的社会基层组织最初是并不具有党派色彩的组织，更容易接近民众。但随着威权体制的逐步形成、确立和完善,这些基层组织的亲人民行动党的色彩越来越浓，逐渐形成了半政府机构类型的组织，构成了新加坡社会有效的组织网络，对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政策执行、民意反馈和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保持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新加坡独立之前，人民行动党在争取立法会议席位的斗争中，就非常重视基层组织。1963年选举前，李光耀为了赢得选民，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逐个访问51个选区，为大选做好准备。在访问选区的活动中，人民协会功不可没。“如何筹备，如何安排，如何辨认召集各区的地方领袖，组织欢迎活动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有一批了解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负责。人民协会责无旁贷地挑起了重任”。李光耀在事后表达了对这些社区领袖的感激之情：“人民行动党如果在1963年败下阵来，新加坡的历史就会不同了。新加坡人民要感激这些公务员和民众领袖。”[2]17也正是1963年的这次大选，使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决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健全机构，派出可靠的人士出任基层领袖。可以说，1963年在新加坡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就是从这年始，李光耀“决定把基层组织制度化，成立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这些组织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3]236。1968年以后，“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正式确立。新加坡的基层组织开始了公开同人民行动党全面合作的历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协助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基层组织的活动及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成为行动党执政地位延续中的重要一环。李光耀对人民行动党在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予以充分肯定：“请不要忘记真正的行动是在选区里。”他还现身说法：“我所学的第一个政治课是：在国会里的演讲，效果比不上我下乡访问时所发表的演讲。国会里的演讲比较能够引起报章、现场观众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但是，当我亲自到各选区访问，在街上和甘榜里向人民解释政策的时候，当我为人民解决选区的问题(譬如道路、沟渠、学校、联络所、兽医站、诊疗所、就业和住房问题的时候)才算是解决了，我们因此能够在1963年，并且再度在1968年、1972年、1976年和1980年获胜。”[3]175不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行动党夺取执政地位，还是后来维持执政地位，离开了基层组织的支持，人民行动党的统治就很难在新加坡维持下去。对此，人民行动党创始人李光耀予以高度评价：“基层组织的力量，对新加坡的成功向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60年代到80年代，基层组织协助政治领袖和人民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协助培养共识。”[3]236这些基层组织是人民行动党与民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选区和社区“组织有序的党支部会进一步帮助加强人民行动党的权力基础，并确保人民和政府在基层层面的不断接触”[4]。正是这两类基层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人民行动党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基层组织的力量，对新加坡的成功向来起着关键性作用”[3]236。人民行动党要想得到选票，到基层去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要远比在报刊上发表空头言论有效得多，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赢得选票。

二、基层组织担负着为人民行动党输送政治人才的任务

优秀政治人才的短缺对于奉行精英政治的人民行动党来说无疑是块难解的心头重压，能否延揽到优秀政治人才不仅关涉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也影响到与反对党的人才搏弈，因为优秀政治人才是有限的，如果人民行动党不把优秀政治人才网罗进党内，他们就是潜在的政治对手,所以人民行动党十分重视优秀政治人才的发掘与延揽。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人民行动党招募新血的工作比以往更加困难，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功人士表示对从政毫无兴趣。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越来越珍惜自己的消闲时间与私生活。他们知道，一旦成为国会议员，为了与民打成一片，他们不得不参与各种选区活动，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消闲时间。二来新加坡一片繁荣安定，人们也少了出来从政的那股冲动。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基层组织担负的为人民行动党输送政治人才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每次人民行动党大选中涌现出的新人中，有一大部分出自基层组织，有些已经做基层领袖多年。因为基层领袖都是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拥护者，他们热心公益事业，具有爱心，同民众有着亲密的联系，同人民行动党所中意的新人的素质非常接近，所以这些人更容易被人民行动党看中。

如在2001年人民行动党推出的25名新人中，从基层组织选拔出来成为议员候选人的有18人，占这些新人的72%。“行动党的许多候选人已经在党内基层组织或福利团体服务了一段时间，我们向认识他们的人查询。我们考察他们在基层的办事能力。一旦发现他们并非诚心诚意地要服务人民，我们就不会推选他们当候选人”[5]。基层组织的经历不仅仅是锻炼人民行动党新血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考察候选人的重要渠道。即使是没有基层组织工作的经历的黄守金、巴拉吉等，也在大选前后被安排到基层组织工作。说基层组织是人民行动党的人才储备基地似不为过。

刘锡明,1999年起担任后港基层组织第二顾问；

司徒宇斌,1990任崇文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后任波东巴西基层组织顾问和波东巴西社区发展理事会主席;

潘惜玉,1986年起参与当时的大巴窑集选区的一个福利与教育委员会，后在碧山东基层活动，大选前主要在阿裕尼集选区巴耶利峇区服务;

王世丰,念大学时就加入了居民委员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

黄永宏,2000年起，在淡滨尼集选区和碧山—大巴窑集选区参加基层活动,大选前在大巴窑东基层组织活动;

再努丁,马西岭居民委员会委员,人民行动党马西岭支部助理秘书和青年团副主席,大选前,在碧山—大巴窑集选区活动;

颜金勇,2000年起担任实乞纳南民众联络所管委会委员;

卡立斯,2001年1月起，协助交通及资讯科技部长、油池基层组织顾问姚照东接见选民，并参与基层活动;

尚达曼,过去10年积极参与社区服务;

哈莉玛,在三巴旺集选区参加基层工作;

刘梦琳,从1995年起，就在尚育区协助该区议员简丽中进行接见选民的活动，并从事其他基层组织工作，大选前是行动党青年团(尚育支部)主席，以及行动党青年团(东北区)秘书;

伍碧虹,过去已在尚育区跟随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简丽中实习;

符致镜,1999年起，协助丰加集选区原议员、交通及资讯科技部长姚照东接见选民，并积极参与基层组织活动,大选前，协助卫生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林勋强在西海岸集选区的基层工作;

何玉珠,1998年起参与甘榜格南区的基层工作，是甘榜格南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成员,同时也在文礼区协助议员接见选民;

邝臻,1993年起从事基层活动,是甘榜菜市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委员、选区体育俱乐部主席，同时他也是东海岸市镇理事会理事，自1995年以来任财务委员会会员，并在1999年6月成为委员会副主席，1997年至今担任人民行动党青年团马林百列区主席;

李伟仁,1987年起活动于丰加集选区,2000年受委为三巴旺—丰加社区发展理事会理事,2001年8月起在三巴旺集选区服务；

马力基,宏茂桥静山社区发展理事会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2001年1月至6月间协助外交部高级政务次长再诺在榜鹅东区会见选民，2001年下半年开始转到乌鲁班丹区服务,大选前担任乌鲁班丹区家庭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顾问；

庄永昭,积极参与基层组织活动，协助宏茂桥—静山集选区议员王章明在惹兰加油接见选民,协助波那维斯达基层组织顾问林瑞生(环境发展部代部长兼交通及资讯科技部政务部长)接见选民，大选前参与丹戎巴葛区集选区的基层组织活动。

2006年的大选，在新推出的24名新人中，也绝大多数有过基层组织的经历。以至于有评论说：“让党员从基层走入政治核心，似乎成了行动党培养政治接班人的另一个做法。”[6]

在新加坡大选史上，来自基层组织的候选人往往能取得比较高的得票率,成为“得票王”。“说草根议员是行动党得票率的保证并不夸张”。因为他们掌握基层人脉，形成反对党人攻不破的堡垒。如王雅兴从20世纪70年代就在选区基层与工运服务，在1997年大选时以61%的得票率击败代表新加坡民主党的前议员蒋才正，当选为义顺中区议员。2001年大选的得票率更高达78%。义顺中区是个乡村色彩浓厚的选区，居民大多数曾住在义顺的乡村。区内中下阶层选民有2.3万名，约占选民人数的七成。中下阶层选民所需要的援助较多，对生活的不满和积怨也深，王雅兴自10年前就每天傍晚放工之后，到区内咖啡店和组屋区同选民交流。这个选区的居民一般是以方言和华语交谈，讲感情讲交情，如果没有基层实力，是很难讨到便宜的。也因为行动党看重王雅兴的基层力量，因此他应会在来临的大选，再战义顺中[7]。

很多人民行动党支部还会同其他基层组织举办青年领袖训练课程，目的是为了发掘具有领袖潜能的年青人，培养和训练领袖人才。青年领袖训练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理论课程包括领袖素质、会议学、人际关系、青年人的价值观等，实习包括远足、社会服务、露营和小组报告等，使学员在国家的发展与政治演进、青年人与家庭价值观、团体的活动与组织、个人的社交礼仪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和沟通上有更大的进步。

三、基层组织作为执政党与民众的桥梁，其日常工作使人民行动党得分不少

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政府同居民的沟通主要通过基层组织来进行，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也依靠社区中的基层组织联系选民。与此同时，基层组织也负责收集居民的意见，并把意见及时反馈到政府的有关部门。

基层组织的章程都对本组织的沟通政府与居民的功能做了明确又大同小异的规定。民众联络所的任务之一就是“传达政府之政策，并将民众联络所附近居民之需求与愿望转达给政府”，公民咨询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向选区居民传达政府的信息，并向政府反映居民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居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就指定分区居民之需求与愿望，和有关政府部门联络，并代为陈情与建议；向指定分区内的居民传达政府的信息，并将居民对政府的政策与措施的意见反映给政府”。“对于执政党来说，地方领袖们的参与，也可视为一种政治团结。……(地方领袖们)将乐于支持行动党的各项计划。反对党和其他秘密团体必将难以扩大其影响力。由于地方领袖响应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号召，参与选区的各项活动，说明了基层领袖扮演着重要的中介性角色”。“他们也协助政府制订有关选区的政策，令其为群众所接受”[8]。

李光耀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说明基层组织在充当民众与政府“中间人”角色方面的意义：“通过他们，我们收到了下情上达、向人民解释政府政策的效果，取得了人民的正确反应，了解他们受到怎样的影响，以及需要变通的事情。如果各选区没有这种地方民众领袖的组织网，政府对基层民情就不会有那么敏感的认识。如果对民情没有进行这种把脉工作，我们就不可能迅速变通政策，尽可能避免使人民的生活发生脱节的现象。”[2]15如果民情上达的渠道不通畅，民情反映系统出了问题，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1981年，安顺选区由于搬迁等原因，此区的居委会网络没有及时建立起来，以至于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联络所管委会都失去了与基层的联系，在补选中以微弱少数败给工人党。事后，李光耀要求“那里的基层组织必须有效地建立起来。我们必须恢复反映民情的系统。我们必须使这些系统敏感和客观”[3]176。

针对新加坡人才缺乏、出生率下降的状况，在国家层面，政府宣布采取多项措施来刺激生育，在基层，议员也想借重于基层的力量来对此关系到新加坡前途的问题献计献策。不少议员同社区领袖举行对话，以收集如何扭转人口下降趋势的意见。对此，基层领袖提出了一系列建言：调低女佣的人头税，以方便家庭聘请女佣照顾孩子;延长托儿所的时间，防止人们任意把不要的孩子打掉;让那些难生育夫妇，更容易从海外领养孩子;缩短国民服役年限，使年轻人更快谋职，以便为提早结婚存够钱。这些意见都通过基层领袖议员反映到国会和政府，为制定下一步计划和政策提供参考。

1998年11月，人民行动党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推出了105亿削减成本配套措施。在此措施出台之前，“部长和议员们，已经忙着和基层领袖讨论问题，解释情况，告诉大家我们将受到的影响，以及我们应采取哪些措施渡过难关”。所以当这项措施推出时，全国上下都表示支持，该措施得以顺利实施。这有赖于部长和议员们事先与基层领袖之间的沟通。时任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的李显龙在翌年初召开的党代会上发出慨叹：“行动党是个强大的政党，同时得到基层的大力支持，要是缺少这个因素，这种社会凝聚力将难以形成。”[9]

作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形象的化身，各基层组织对民众的生活尤为关心，特别是一些贫困家庭，会得到基层组织的关照。每年的农历新年，各基层组织都会主办新年聚会，邀请国会议员分发红包(“度岁金”)给区内的贫困家庭和年长者。如2008年春节前夕，甘榜菜市区四个居民委员会及公民咨询委员会联办了“度岁金分发仪式”，共准备了110个装满日常用品如米粉、牛奶、食油、罐头等、各总值70元的手推车，让受邀的贫困年长者每人推一车回家。年长者还分别获得了价值40元(给贫困者)或120元(给领公共援助金者)的职总平价合作社购物礼券。勿洛公民咨询委员会从1977年起便在农历新年期间分发“度岁金”给领公共援助金的年长者[10]。基层社区领袖自己出资来修建一些基础设施或直接给年老者或贫困者发“度岁金”也是常见的事,因为许多基层社区领袖自己就是企业家，他们也有能力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林清荣,也是糖果与玩具进出口商,在得知武吉知马区需要一家新托儿所时，马上表示愿意承担建设托儿所的费用20万元。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议员符喜泉说，“多方伸出援手”的社会福利机制是本地独有的特色，除了政府和民间团体，愿意慷慨回馈社区的独立人士也是这个机制里的重要一环。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赢得选民的支持，是基层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基层领袖时刻把民众放在心上，把相关工作列入日常议事日程，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2005年，淡滨尼集选区议员伍碧虹在淡滨尼尚育区发起“社区银发联系计划”(ComCare Silver Connect)，照顾的对象是独居或跟家人居住但感到寂寞的老人。在计划下，关怀者(义工)和老人交朋友，帮助他们和其他老人建立联系，参与社区活动。三年后，淡滨尼尚育区基层组织决定招募一群愿意关照患上绝症的老年病人和慈怀病院的病人的关怀者，使得即使家属不在身边，病人也能感受到别人的关怀。伍碧虹认为：“他们(病人)就没有理由觉得‘没有人喜欢我’、‘我要自杀’、‘我是家人和社会的负担’、‘我不如死了算了’。我不想我们的年老居民持有这种想法。我要他们知道，无论他们患上什么重病或心情多么坏，社区还是关心他们的。”她说，他们的合作伙伴圣路加安老服务中心和慈光福利协会，都提供慈怀护理和一些临终病人看护者的培训。她因此希望跟他们进一步合作，为这群关怀者提供培训。伍碧虹希望那些退休护士、医疗界工作者等能够加入此计划，成为这些病人的关怀者。她找到义工后就能尽早落实计划。此外，为了扩展社区银发联系计划，人民协会也投入更多资源，吸引更多青年加入。淡滨尼尚育民众联络所青年组也加入此计划，设立青年好友关怀小组，帮助他们招募青年义工和筹办活动[11]。

近年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为了提高访问居民的实效性，加强基层与居民间的沟通，让更多居民有机会反映和表达想法，基层组织的领袖们在走访居民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如大巴窑东公民咨询委员会基层领袖将传统沿家挨户式居民探访改成集体探访，希望将探访效率提高两至三倍。集体居民探访形式除了将基层领袖和几座组屋的居民召集到同一地点，进行交流和沟通外，更重要的是让有不同问题和意见的居民直接与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沟通，简化探访程序。

以前，基层领袖每月两三次挨家挨户的探访形式，需要两个半至3个钟头走访一座组屋，每户平均花10至15分钟，有的居民认为时间不够，也有居民认为时间太长。不少居民的问题是很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家里厨房的问题，直接与市镇理事会、建屋局等部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很难向居民传达政策信息和区内活动。

为了吸引更多的居民参加集体探访活动，基层领袖挨家挨户派发传单，共进行了三轮通知。他们还通过现场派发免费食物和小礼品吸引居民出席，甚至请来小丑娱乐小朋友。负责该区的议员杨莉明说：“集体探访可以让基层领袖在同样的两三个小时内，接见三座组屋的居民，各部门工作人员也可以收到更多反馈，我也能够更集中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居民解决问题。我们仍会进行家访，但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12]

李光耀曾经指出,基层组织“是沟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人民的生活是因为政府推行经济和社会政策所带来的迅速改变而受到影响。这些公务员和民众领袖就好像汽车的离合器系统一样，使到政府能够顺利换档变速而不致扭坏齿轮箱”[2]17。

由于基层组织领袖的政府和政党色彩，他们的亲民活动自然赢得了民众对执政党的好感，在大选中投票给人民行动党是水到渠成的事。

四、在大选政党竞争过程中，基层组织直接为人民行动党服务

基层组织与人民行动党支部一起在大选中担当了重要的协调角色，“国会议员在选区的事务上，常常依靠基层领袖的合作”[8]。基层组织和国会议员达到了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而就组织关系而言，人民行动党的许多活跃分子同时也是居民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基层领袖，或者是社区发展理事会、市镇理事会的理事，这种人脉网的重叠，使得这些基层领袖在为社区服务的同时为人民行动党赚取了不少得分。所以社区领袖的工作事实上是在为人民行动党赢得支持。

基层组织也是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和途径。因为在新加坡，在政治领域，公民主动参与没有公众动员多。而公众动员，就参与者而言，对权力改组和共享没有任何影响。这样的动员通过基层组织，如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众联络所成为可能。这些机构被委托的任务是使参与者接受一种基本价值。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发展了一种明显不存在公开冲突、对抗和讨价还价的政治文化[13]。

在大选前，议员都要到组屋区访问居民。基层领袖们得提前几天将议员到访的日期和时间等消息通知居民。访问当天，他们也得走在议员前面，挨家挨户地敲门，先道明来意，并先了解华族年长居民的籍贯，好让议员能用他们所讲的方言跟他们交谈。整个团队总是浩浩荡荡的数十人。有时议员人还在十楼，基层领袖早已分几批，各到九楼、八楼、七楼和六楼安排妥当。哪一层楼有多少户人家愿意开门，哪一层楼没人在家，都已经被详细掌握。在等待议员到来的当儿，基层领袖也会和居民寒暄，一方面是联络感情，另一方面也避免有居民因等得不耐烦而把门关上。议员一到，立刻和居民握手问好，不会浪费时间。基层领袖把整个过程都安排得如此妥当有效，确是令人不得不佩服。一名议员是否受居民欢迎，是否能在竞选时拉到选票，往往与在一旁默默相助的基层领袖及党工们所扮演的角色紧密相关[14]。随着近年来新加坡人生活忙碌、早出晚归，国会议员已不能单靠沿户访问和每周一次接见选民的传统活动来和居民建立关系，而必须不断和基层领袖绞尽脑汁，增加更多沟通的管道。因为知道传统方法无法有效接触到大部分居民，所以议员们更多的是经常同基层领袖举办小型的活动，例如居民对话会来加强同居民的联系。

优秀称职的基层领袖会把改善社区环境的功劳都归于议员领导有方，以为议员在未来的选举中赢得选票。某个选区发展得不错，居民很少会称赞基层领袖干得非常卖力，一定会说是议员很能干。从这个意义上，基层领袖是只求奉献不求回报的默默奉献者。

议员和基层领袖水乳交融的感情使得大选中基层领袖都卖力地为行动党议员拉选票。“他们这种深厚的情谊，在大选时就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工作和生意，但是，选举工作一来，他们都自发地把事情搁下，全神投入工作中”[15]。竞选期间，准确掌握民心民情至关重要。议员若知人善用，便能让基层领袖成为他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如果他们重视和感激基层领袖的无私奉献，必会有更多人愿意为他们效劳。当然，虽说参选的是个别候选人，但是在他们获胜后，还得依赖基层领袖从旁相助，为居民解决问题。

在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支部的基层领袖更是为本党拉取选票不遗余力。国会议员在本选区的活动有许多是由人民行动党支部协助完成的。党支部在争取选民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反对党的选区，人民行动党支部的意义就更为重要。

人民行动党支部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主要有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作用，为选区内的贫困者提供社区服务等。在大选期间，这些活跃分子在选战中更是竭尽全力，或做翻译，或提供行政或后勤服务，或应付那些抱反对立场或对党有不满情绪的居民的投诉。这些人民行动党的活跃分子和基层组织通常会去咖啡店，同居民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就政治、国事等交换意见，了解民众的看法，向民众解释党及国家的政策，增进相互的友情。

人民行动党各支部在大选中担负着组织协调竞选大军的职责。在竞选活动拉开序幕之前，支部就先行动起来。支部平时注意搜集民意，搞好群众关系，团结党的拥护者，大选来临时，动员一些活跃党员和选民参加选举活动，支部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进行分工协调。在竞选期间，“需要人手尽速张挂布条和张贴海报，快速撰文反击对手，也需要一些能将文字与图片配合好的高手，印刷宣传效果显著的传单，当然，还需要一批行动敏捷，沿家挨户派发传单的人”。为了在大选中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党员还要具备一定的技能，如印制简报和传单，宣传行动党的竞选纲领，反驳反对党的言论。

大选之后，各支部又着手下一届大选的准备工作。进行社会调查，并刊登在通讯简报上，拍摄必要的照片用于以后的海报制作，设计传单，筹措下一届竞选活动的资金等。

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潘惜玉在接受《行动报》采访时指出，党支部必须充满高昂的战斗情绪，并能随时动员拥护者投入选战。“竞选本身就是一场艰苦的博斗，没有热忱，就无法日以继夜地支撑下去。在反对党选区工作尤其如此。我们必须日夜造访，增发传单，检查海报，不断监督反对党的动向。每一名党员都肩负重任，昼夜工作”[16]。

从近几次大选中可以看出，反对党候选人参选的选区有逐届增加的趋势，2006年大选时，反对党竞争的席位数达到47个，占到国会总议会数的56%，其中在7个集选区形成与行动党竞争的态势，使人民行动党自1968年以来第一次没能“不战而胜”，即在大选提名日就获胜。反对党竞选势力的逐届扩大，也使得人民行动党认识到必须把了解反对党在基层的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人民行动党各支部来进行的，它要求只有及时地了解反对党候选人的一举一动，人民行动党才能知己知彼，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如巴耶里巴支部秘书洪鹏展了解反对党动静的方法是和小贩们关系融洽，一有反对党来本区活动，小贩们就会马上把反对党的活动情况告诉他，甚至帮洪购买反对党的刊物，搜集反对党的宣传单等。

大选期间支部的组织协调工作很重要。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白振华曾回忆起大选期间，常常有自己不认识的老党员，拿着党员证到支部报到，自己主动请假，要求加入党的竞选工作，如到家家户户分发传单、沿家逐户访问、到大街小巷悬挂竞选布条和竞选招贴，或主动来支部煮饭给其他参与工作的基层领袖吃。

基层领袖也会将行动党的竞选策略的实际效果及时地反馈给行动党,以便行动党及时改变策略。以2006年大选中的戈麦斯事件为例。在这次大选中，工人党候选人戈麦斯作为印族候选人，就是否将少数族裔的表格交还给选举局一事，被行动党抓住把柄，将此事上升到工人党的诚信的高度，“上纲上线”,在报章电视上天天占据头条。在9天的选举中，长达7天之久，内政部长、外交部长、总理、内阁资政都公开指责戈麦斯与整个工人党。后来，杨荣文反映，据基层组织反映这一事件可能引起选民反感了，执政党才不得不在选举前两天暂时停止指责。

基层组织对于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胜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反对党同人民行动党竞争范围的扩大和反对党势力的增强，基层组织所承担的任务会更加艰巨。

[1]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2.

[2]Lee Kuan Yew.Nation Building and the People’s Association.The First Twenty years[M].Singaoore:The People’s Association,1980.

[3]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联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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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志贤.新加坡需要好政府[J].行动报,2007(2).

[6]何惜薇.从基层走入政治核心[N].联合早报,2006-04-07.

[7]蔡添成.草根议员永不过时[N].联合早报,2006-04-15.

[8]谢志淼.新加坡基层的政治参与问题[G]//人民行动党:1954-1979.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79:285.

[9]艰辛的年头[J].行动报,1999(1).

[10]基层组织度岁金现改发礼品礼券[N].联合早报,2008-02-06.

[11]王珏琪.基层组织招募 老年病人关怀者[N].联合早报,2008-11-17.

[12]王润.大巴窑东基层领袖 探访居民改用集体方式[N].联合早报,2009-02-23.

[13]Lily Kong.Music and Cultural Politics:Ideology and resistance in Singapore s[M].Singaoore: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95:447-459.

[14]洪艺菁.默默相助的基层领袖[N].联合早报,2006-03-23.

[15]真情流露感染大家[J].行动报,1999(1).

[16]热忱或努力，哪个对竞选更重要[J].行动报,2001(5).

[责任编辑许昌]

K339

A

1000-2359(2011)01-0076-07

孙景峰(1966—)，河南长葛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政党理论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纪念建党九十周年)(10JDJNJD098)

201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