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忠，何 平

(1.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2.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法律系，广西 桂林 541004)

论伽达默尔与马克思科技理性观的对立及其原因

杨仁忠1，何 平2

(1.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2.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法律系，广西 桂林 541004)

伽达默尔和马克思虽然都秉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但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反思方面，伽达默尔却得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其主要原因，一是伽达默尔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同，二是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内容的继承和发扬不同，三是他们对待自然科学的主观态度不同。

科学技术；科学方法论；辩证法

伽达默尔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从现象学的最新成果出发，以柏拉图的对话、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为基点，结合德国浪漫主义的精神传统，从哲学解释学的立场出发，把个人和社会发展中的尖锐冲突与现代文明中的深刻危机直接指向科学技术及其方法论，从而得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一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虽然在资本生产方式下，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虽然科学技术也确实导致了异化劳动，导致了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许多尖锐冲突，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科学技术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第一，自然科学独立的理论研究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日益推动和引起了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扩大了市场规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商品质量，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虽然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这样，生产过程成了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而科学技术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和生产的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改进的基础，风、水、蒸汽、电等等自然力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为社会劳动的因素。

同时，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社会的广泛应用带来了进一步的社会分工，从而使各种操作不再由一个生产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在空间上孤立并列起来，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生产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这种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资本的生产方式使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操作的独立生产者的个人产品，变成了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生产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这样，终身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劳动者要少。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相比较，它在较短时间内就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而使劳动技能得以迅速传承。

第二，科学技术拓展了人的平等和自由的空间，从而把人的现实生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应用扩大着资本的生产和交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使人的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这种向交换价值的转化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固定依赖关系的解体和社会生产者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这样，原本依赖性较差甚至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全面依赖，就构成他们之间新的社会联系。由于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和自为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和为他的存在，那么每个人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只有为自己而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那个人而存在，而那个人只有为自己而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这个人而存在”[1]196。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

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每个人作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是完全自由的。这种完全的自由就是：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把自己当作手段和提供服务的人，当作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使自己占支配地位和主宰地位的手段，共同利益只是自私利益的交换。因此，如果说作为经济形式的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作为经济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1]197。

第三，普遍依赖和交换行为通过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充分利用，既提高了原材料和废料的使用价值，又促进了交通工具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从而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也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便利。正是科学技术在资本生产条件下的迅猛发展，人们经济上的普遍依赖和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换行为，导致了原料、产品、生产工具的使用价值和用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生产工具本身是一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在另一个生产部门才充当生产工具。一个生产部门的废料是另一个部门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消费品本身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废料重新加入生产过程，例如，用坏了的破烂麻布可以用来造纸。但是，无论谁生产麻布，也不是为了把它作为破布充当造纸的原料。它只有在麻布织造业的产品本身已经加入消费之后，才取得这种形式。它只有作为这消费的废料，作为消费过程的残余和产品，才能作为生产资料重新加入其他的生产领域”[2]。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要使某种消费过程的残余和产品作为生产资料重新加入其他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就需要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而且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在资本生产条件下的迅猛发展，原材料和废料的使用价值才得以充分利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通过科学技术摧毁交往和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这样，科学技术不仅为资本生产中的普遍依赖和交换行为创造了极其必要的物质条件和交通运输工具，而且也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便利。

第四，社会生产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时间的节约，从而为人们创造出了更多的自由闲暇时间。马克思在其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也就是说，资本有一种节约的趋势，这种趋势教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金来达到生产的目的。”[3]从这个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又具有了一种新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效率高的机器按它的功效来算比效率低的机器便宜，另一方面，效率高的机器使生产同等数量的商品的劳动时间大大地缩短了，从而为人们从事其他活动，如政治活动、科学发明、艺术活动、休闲娱乐等等，创造出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同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生产力的增长而提高。因此，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

与马克思不同，伽达默尔认为，科学技术虽然大大地丰富了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但是科学技术以及在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观念及其方法论的界限性和局限性却也因此变成了现代文明危机和个人异化的根源。具体地说，科学技术及其方法论的界限性和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阻碍了人们之间的对话交流，加深了个人的异化和孤独感。伽达默尔认为，科学技术已经在非常粗暴地干涉着我们的语言词汇，它们不但使语言词汇枯竭的现象愈演愈烈，而且还使语言非常近似于一种技术符号系统，大量民间关于确定事物的称呼部分地通过现代交往生活、部分地通过科学技术的标准化而渐渐地趋向一律，使我们实际所使用的语言词汇逐渐地减少，并且影响我们想在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愿望。电话、书籍、报纸、电视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专家权威的不断提高，虽然使我们可读、可看和可听的东西无限地丰富，但是我们已经不可能获得和再现交谈的原始魅力，不再出现提问与回答，不再有言说与使自己成为言说者的生动的自发性行为，人往往漏听和错听别人，甚至把别人的感受和经验变成不可理解之物，这样就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异化和孤独感。

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降损了人的自由。伽达默尔指出，从近代自然科学中发展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不再是知识的精髓和值得人们认识的东西，而已经成为一种“进入和涉透到未被开发和未被掌握的领域”[4]61的方式。“因为这个越来越人为化的世界而必然变得无所不在的结果，就是我们和世界相互交换中的灵活性的丧失。无论什么人使用技术……都要把自己委托给技术的作用。正是依赖于从根本上放弃和自己全部活动能力相关的自由，人们才享用到了现代技术可以使我们得到的这些惊人的舒适条件，占有了不断增加的财富”[4]63。所以他得出结论说，20世纪这个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已经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自然和自然环境的技术化带着它全部的深远影响，打出了合理化、反神秘化、反神话和破除轻率的拟人对应的旗号。最后，经济的可行性以及我们时代的无情变化过程的新平衡，变成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力量。所有这一切既是我们文明成熟的标志，同时又是我们文明的危机的标志。

第三，从科学技术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论是有界限的。伽达默尔指出：“随着伽利略的力学及其研究方式扩展到整个经验领域。一个新的科学观念出现了。……伽利略使自然界服从数学构造，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关于自然法则的概念。以数学抽象为基础研究自然法则，和通过量度、计算及衡度手段证实数学抽象，显示了近代自然科学在诞生。它们首次使完全运用科学于自然界的技术改造成为可能，这种改造是为了人类设想的目的。这已标志着我们一种全星球性的文明。”[4]138这样，科学代替了君临一切的神灵和上帝，成了我们生活的主宰。

虽然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使我们获得了当今文明及整个人类还差强人意的生活条件，但是，伽达默尔告诫说，对于科学方法论，我们不能估计过高，也不能对它过于乐观。虽然我们已经在它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科学世界，但是这个崭新的科学世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整个精神世界相比，科学世界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是理性这个概念所“把握的半圆状态”，它并不能支配由人类的精神世界所打开的整个生活空间。在他看来，只有哲学才追问整体。哲学是一种研究整体的综合性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的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相联系的世界，一个通过语言、对话和游戏不断向未来开放的“筹划”出来的自由的世界，一个包含着浓烈的生命意识，具有宗教神秘主义的“教化”背景，具有“道德”的品性，与“趣味”、“美”、“善”的观念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世界。

第四，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论不足以保证真理。伽达默尔认为，尽管每一个想学习一门科学的人都必须学会掌握它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能在所有的意义上都保证精神科学的创造性，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经验都可以证明，如果把某种科学方法运用到并非真正值得认识的事物上，运用到还没有成为以真问题为基础的研究对象的事物上，那么就都存在着方法论毫无成果的事实。这是因为，所有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论都是建筑在专门性之上的，从近代开始的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拒绝的特征。“它把一切避开它的方法论和程序的东西都排除在它的对象之外”[4]93。通过这种途径，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论才能证明自己是不受限制的，而且永远不需要自我证明，于是它才获得了知识总体的面貌，而且为社会偏见和利益提供了藏身之所。所以，他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的结尾处总结道，他的整个研究表明，由运用科学方法所提供的确实性并不足以保证真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精神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科学的科学性的降低，而是相反地证明了对精神科学自古以来就提出的特定的人类意义之要求的合法性；在精神科学的认识中，认识者的自我存在也一起在发挥作用，虽然这确实标志了科学“方法”的局限，但并不表明科学的局限；凡由方法的工具所不能做到的，必须而且确实能够通过一种提问和研究的学科来达到，而这门学科能够确保获得真理。

三

伽达默尔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反思之所以与马克思不同甚至相反，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伽达默尔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同。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们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且也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推进作用。所以马克思就把自己对科学技术批判反思的着重点放在了科学技术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方面。但是，在伽达默尔生活的时代，人们不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巨大推进作用，而且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及其方法论的负面效应，特别是随着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把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让科学技术来决定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就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性后果，所以伽达默尔就把自己对科学技术批判反思的着重点放在了科学技术及其方法论的界限性和局限性方面。

第二，伽达默尔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内容的继承和发扬不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精彩之处主要是他的历史感。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5]与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具有历史感的辩证法思想而剔除其唯心主义方面的内容不同，伽达默尔却非常注重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中有关精神现象方面的内容，所以他继承和发扬的主要是黑格尔在绝对理念和绝对精神中所弥漫出来的生命概念、自我意识、反思和异化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伽达默尔与马克思对待自然科学的主观态度不同。马克思对自然科学一直保持着炽热的情感，特别是对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数学情有独钟，他不仅关注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最新观点，把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还嗜好数学演算，并在《资本论》中运用数学解决剩余价值、地租和利润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但是，伽达默尔虽然出生并生活在一个自然科学相当浓厚的氛围之中，但他对自然科学却一直怀着拒绝的情感。伽达默尔在其1975年的自述中承认，尽管他的那个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父亲曾经试图用各种方法来引起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尽管他获得博士学位的马堡大学非常流行着以科学直观和数学的无限小原理为榜样的超验思维，但是，他却始终专心和迷恋于神学解释学和精神现象学。85岁的伽达默尔还在《在现象学和辩证法之间——一种自我批判的尝试》一文中指出，他在精神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科学和语文科学，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起作用的正是他自身经验的局限性；他创建哲学解释学体系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只是指向解释学经验的普遍性，至于这种研究对于自然科学所提出的相反看法，其有效性无疑就更差了；他说他很清楚自己的体系没有触及自然科学领域的解释学问题，因为这个领域的解释学问题超出了他的科学研究的范围。

总之，我们认为，伽达默尔与马克思的科技理性观是尖锐对立的，这种对立又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我们之所以研究这一问题，主要目的不在于证明谁对谁错，而在于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科学技术发展带给个人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我们既能够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来造福人类，又能够消除科学技术发展带给人类的负面效应[6]。这看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然而，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625.

[4]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31.

[6]李金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初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责任编辑张家鹿]

B516.59

A

1000-2359(2011)01-0010-04

杨仁忠(1962-)，男，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平(1965-)，男，哲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201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