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迎 旗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理性与悟性
——人类智慧之两翼

杨 迎 旗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理性与悟性,是人类智慧之两翼，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的两种基本形态。理性是古希腊航海文明的产物，悟性是古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二者具有迥然不同的特质，而且各有长短，利弊互见。二者的会通，是逻辑和历史的必然，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如今，一个“中西互补”、 理性与悟性会通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人类智慧之两翼将在这个时代实现对接。

智慧；理性；悟性；会通

智慧，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由于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异，东西方人走上了不同的“寻智之途”，从而分化出人类智慧的不同形态。理性与悟性，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的两种基本形态，是人类智慧之相映生辉的两翼。历史上，中西思想家们早就期望着二者的会通：400年前，徐光启首先发出了“会通中西”的声音；300年前，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莱布尼兹，也呼吁中西方之间“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明灯点燃另一盏明灯”。本文拟对理性与悟性各自的特质、渊源和利弊，作出较为具体的阐释，并对二者互补会通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梳理和展望，以求教于学界。

一

理性与悟性，具有迥然不同的特质。

理性是指人们以抽象的逻辑思维的方式，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智慧。悟性是指人们凭借直觉体验，对对象本性或内蕴进行明澈的观照和透察[1]的智慧,即人们对于事物本性进行直觉的观照[2]的智慧。二者的特质表现在如下方面。

从关注对象上看，理性关注对象实体，悟性关注动态整体。理性坚持主客二分，是对世界本体的终极探寻；悟性主张“天人合一”，是对天人之道的终极关怀。西方哲人关注静态的独立的“实体”，力图解释表象世界背后“存在之为存在”的“终极实在”；而中国哲人关注“非实体”即动态整体[3]，力图掌握贯通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之“道”。前者关注自然，倾向于“推物及人”，用自然科学的眼光去看待社会与人；后者关注社会人生，倾向于“推人及物”，以拟人化的眼光看待自然万物。

从运思方式上看，理性是犀利彻底的解析，悟性是不离根本的直觉。具体表现在为：第一，西方的理性是一种分析式思维，善于条分缕析地解剖，对所面临的问题给出精确定量的答案；中国的悟性是一种整体式思维，善于整体地直观，全身心地体验对象的内蕴，给面临问题的人以灵活有效的启发。第二，理性执著于静态化的实体，其思维符合同一律、非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悟性致力于动态整体的把握，其思维逻辑更倾向于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等辩证逻辑的思想[4]。第三，理性主要借助于抽象思维，在概念规定中进行，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逻辑演算与公理系统等；悟性主要借助于“象思维”，在“象之流动与转化”中进行，表现为比类(包括诗意比兴、象征、隐喻等)[3]，通过隽永生动的意象、格言、寓言、偈语、诗句等传达微言大义。

从追求的结果上看，理性追求“真理”，悟性追求“情理”。理性追求客观的、普遍的、永恒的真理，而悟性则更为关心当下的、特殊的、融道理与人情于一体的“情理”。真理趋于抽象化和理想化，情理则更审时度势、更合乎当前实际。西方人对于过于“活络”的中国叙事一头雾水，中国人对于过分“纯粹”的西式理论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不信任感”(林语堂语)。

从主体和传播途径看，理性具有公共性，悟性具有个体性。悟性强调自修自悟，认为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与其个人的修养境界密切相关；而西方人的理性主要是指认知理性，遵循一些可以通约的、“确定的、容易掌握的原则”(笛卡儿语)，与个人的修养境界关系不大。中国哲人认为，对于动态的、整体的“道”而言，语言是一种遮蔽和妨碍[5]，主张“得意忘言”、“会心于忘言之境”，故悟性之传承主要依赖于个体之间的默契，通过启发、“参禅”、“点化”、“棒喝”、顿悟等极具个性化的过程来实现；西方人却高度信任语言的功能，笃信“理越辩越明”，故理性可以转化为公共的知识形态，凭借通用的文化符号来广泛传播、复制和交流。

二

理性与悟性，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和背景*世界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拥有这两种智慧成分，但悟性智慧在以先秦文化为开端的中国文化中、理性智慧在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中，得以充分和集中地展现。。

理性，是古希腊航海文明的产物。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这里多山少地、三面环海，人们很早就开始在海上辛苦营生。西方人重视理性思维，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动因。比较艰险的生存环境，使人们一开始就将自然界视为自己的对立面，视为征服与争斗的对象，产生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对象化”思维：将人类自身视为征服自然界的“主体”，将自然界视为被征服的“客体”。又进一步认为，人的感觉经验只能反映事物的表象，提供“意见”；理性才能把握自然的“本体”，通达“真理”。也就是说，只有理性才是自然本体的合格“对手”。所以古希腊人及其继承者高度重视并着力打造人类主体理性的利剑。

注重思维工具的打造，将逻辑方法视为最伟大的发明，并对之笃信不疑，这是西方理性智慧的核心。首先为这种主体理性提供有效工具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的《工具论》提出了以演绎逻辑为主的、以三段论为中心的形式逻辑体系；欧几里得又将形式逻辑运用于几何学，建立了第一个科学的公理化体系。启蒙运动时期，培根的《新工具》创立了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逻辑，笛卡儿创立了以数学方法为典范的演绎方法，莱布尼兹为数理逻辑奠定了基础。笛卡儿的贡献最为突出，他斥中世纪神学为“虚伪的科学”，在其《方法论》中提出了“普遍怀疑”的原则以及探求真知的四个步骤，建立了一个独立于神启也独立于经验的理性体系。至此，人类理性成了无远弗届、至高无上的权威：笛卡儿就曾经以“我思”为根据，用一个完美的三段论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毋宁说，这是代表人类理性法庭，对上帝的存在予以“恩准”；随后，康德认为理性“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更是以代表主体理性的“绝对精神”吞并了万有。

这种主体理性确曾极大地推动了科技与历史的进步。由于历史的积淀，这种理性精神已经渗透在西方人的血液中。西方人即使面对一个很简单的命题，也一定要动用逻辑工具甚至实验手段来验证一下才算放心。经过严谨复杂的研究之后，一些博士论文得出的结论，会使“长眠在地下的培根”感到不安——“糖最重要的功能是使食物发甜”，“弯着腰提东西是很累人的”[6]69。至今，美国科学家仍会得到至少几万美元的资助，去研究某个似有定论的问题：“结”与“环”的区别，从冰箱里拿出一个鸡蛋需要多长时间等等。这些研究看似“无事生非”，但确实有利于科学进步。

西方的理性传统还与其字母文字有关。希腊文起源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出于同众多异族的频繁交流的需要，加上文字载体(泥块)不易搬运，不得不从优美的楔形文字中抽取最简单的22个符号作为字母，发明了拼音文字。字母本身已经失去了直接表意的功能，所以这种文字十分依赖语法和逻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偏重抽象逻辑思维的理性智慧的形成。

悟性，是古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中国文明诞生于黄河、长江两岸，这里非常适合于农耕，孕育了最为优秀的古代农业；相对封闭的环境，保障了内陆文明之少受外来冲击而源远流长。

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直觉悟性。第一，容易获得衣食的中国人，不会把自然界看作争斗的对象，没有产生对自然界加以分析剖解的冲动，而是视之为与自己浑然一体的家园和景观，从而产生“天人合一”的观念。第二，相对优裕的生活条件，使中国思想家们具有较为镇定悠远的目光——“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这种目光，更容易洞悉天地万物的整体联结和生动变易之“道”。第三，中国形成了远比西方复杂的宗亲结构和国家形态。由于生活无忧，中国人不需过多地关注如何探索自然，而是注重如何与人相处。“造端乎夫妇”的人际和谐的道理，“福祸相依”的历史忧患感，使中国人更早明白“对立面之统一和转化”。这种整体直觉、辩证统一的悟性智慧，又被中国哲学家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境界，形成了关于悟性的哲学体系。这种悟性智慧，在儒家的“格致”、道家的“玄览”和中国佛教的悟性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概括和升华。中国禅宗中的悟性智慧，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1]。

在形而下的情境中，由于悠久的文化传承以及儒道释文化的耳濡目染，中国百姓“悟性十足”。从书画诗词到俚语俗调，到处可见中国人直观、传神、灵活的运思方式。中国百姓不擅抽象的逻辑推理，而是喜欢采用一连串的模拟，提供一系列近似的印象，这些近似印象重叠后，就会衍生一个新的印象。这一过程在汉语中，就叫作“悟”，只能意会，不易言传。在“蜻蜓点水”、“旁敲侧击”、“心有灵犀”这些中国人的寻常经验中，都包含着不可言说的悟性成分。

中国的悟性传统还与其象形汉字有关。中国人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迁徙与对外交流的需要较少，“木牍”、“竹简”等书写载体又简便易得，没有必要将象形汉字加以高度简化和符号化。心理学实验表明,汉字呈现出左右脑均势，这意味着汉字经过符号化后仍然保留着象形性的根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人保有“象思维”的特点,具有直观、联想、诗意等悟性特征[3]。

三

理性与悟性的互补与会通，是逻辑和历史的必然。

理性有其自身的优点与缺陷。理性的优点在于它严密精确，坚韧锋利。理性是人类披荆斩棘的利剑，引领我们向宇宙自然的深处挺进。近代以来，西方的主体理性之剑一度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正是它，驱散了中世纪愚昧的千年阴霾，催生出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现，引发了一次又一次产业革命，促成了世界近300年超级加速度的发展。理性确实缔造了令人惊叹的伟大成就，闪烁着令人目炫的智慧光芒。

然而，理性有着自身所不能克服的缺陷。理性的缺点是主客二分，缺乏生动体悟，容易导致孤立、僵直、片面的思维方式，容易走极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取代上帝而成为一种新的偶像。西方人用抽象的理性吞没和宰制一切，致使“一切都无不在理性逻辑的必然性的罗网之中”[7]，这是造成现代社会众多弊端的根源。第一，理性与科技的强势地位，造成了对人的挤压。人类原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被单一片面的思辨理性所吞噬，造成了人及人的世界的全面异化。现代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人的“生活世界”一再地被瓦解、被“殖民地化”(哈贝马斯语)。第二，日益精巧的局部算计，使人类社会陷入危机。西方的“科技理性”漠视人类的情感和价值因素，推崇效率最大化的比较和计算，衍生出日益尖巧、冷血的个人和局部算计，致使今日之人类社会整体乃至人类的生存环境陷入重重危机。“趋利避害，这个不言而喻的生存逻辑,却成为当代人类的最为严峻的行为选择”[8]。

悟性也有其自身的优点与缺陷。悟性的优点在于它未离根本，蕴藉灵动，富有诗意。悟性是引导人类回归家园的星光，给予我们默默的安慰和永恒的指引。中国的悟性智慧，催生出琳琅满目的生活艺术，缔造出温馨可爱的人类家园：桑田竹林，酒熟茶香；庭院深深，四世同堂；柳岸晓月，古渡斜阳。罗素说，中国人不长于科学和工业，但人们能够在中国找到“智慧美丽的人生乐趣”和“沉思恬静的心境”[9]。迥异于西方理性对于自然的“彻底征服”，悟性是在自然中“诗意栖居”的根本智慧。它不求“彻底”但未忘根本，更多地保留、延续并发展了人类的本真天性和感悟能力。

然而，悟性也有其自身所不能克服的缺陷。悟性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侯玉波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中国人有整体的辩证思维的习惯，但缺乏探究事物本质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不足，分析、分类能力的欠缺，是17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4]。悟性思维的缺陷导致了以下历史积弊：第一，由于不擅分析、抽象和实验，我国古代的思想学术始终停留在朴素阶段，徘徊于科学与神秘之间，既是科学技术的雏形，又是封建迷信的胚胎。第二，过分重视与人相处的技巧，就会过分讲究“谋略”。“谋略”的高级形态就是历代统治者的“权谋”，其最高形态乃是心照不宣的愚民政策。这种愈发高明的“治国智慧”，造成了广大人民的普遍愚昧以及整个社会的“难得糊涂”、麻木不仁。

既然理性与悟性各有长短，那么，二者的互补，就是人类智慧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东方的悟性智慧，只有接受科学与理性的洗礼，才能更加健全；西方的理性智慧，只有从东方人的悟性中得到灵感和启发，才能更加丰盈。经过长期的碰撞、磨合，理性与悟性终究会走向一种融合，塑造出人类智慧的崭新境界。既然理性与悟性利弊互现，那么，二者的会通，也是东西两个半球补偏救弊、健康发展的历史要求。一方面，西方人若要走出理性异化的陷阱，就需要“倾听‘函谷关老人的声音’”[6]43，从东方智慧中汲取以人为本、动态整体的“悟性”之思。另一方面，西方的理性智慧，恰可弥补我们的不足。西方人清晰严格的概念规定和理性逻辑，能够帮助我们分析整理国故旧学中含混不清的微言大义的思想内容；西方哲学的理性气质、批判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更能对中国思想文化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也是我们摆脱愚昧、迈向现代化的必要装备。

四

理性与悟性的会通，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

在“轴心时代”，在爱琴海的风涛中，在黄河两岸的土地上，分别诞生了人类智慧的这两种基本形态，但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在将近两千年的岁月里，它们在各自的历史星空中孤独地闪耀而无缘相会。17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终于促成了两种智慧形态邂逅、碰撞与交流的历史机缘。

17世纪——“初恋”与惊羡。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两种智慧有了初次的会晤。这次邂逅，使中国文人深深折服于西方的理性精神。1607年，徐光启以极大的毅力，借助于利玛窦的讲授，用清晰优美的中国文字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6卷,并对其所包含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思维方法赞赏有加。他说，西学之优点在于“其言道、言理，皆返本跖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翻译此书时他还留下两句名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无用之用，众用所基。”这是古希腊理性精神最早的中文诠释。这次邂逅，也使西方文人被东方智慧深深打动。利玛窦在中国生活期间，广交士绅，精习儒典，“集欧洲诸种学艺和中国古典学问于一身”。利玛窦由衷地认为“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感叹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他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本；其《中国札记》也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读物。

18世纪至19世纪——“初恋”之余绪。受其启发，后世的许多中西思想家也以仰慕(甚至有些膜拜)的目光打量对方。梁启超看过《几何原本》译本后，称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学问”，而康有为更是将其公理体系推衍至社会政治领域。莱布尼茨在阅读了传教士们翻译的中国经典后说，“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他第一次看到《易经》译本时，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并给伏羲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他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影响了康德和黑格尔。伏尔泰以孔子弟子自居，托尔斯泰也对《道德经》表示激赏。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霸权与悲情语境下的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中国，使中国呈现出旷古未有之大变局，引发了中西文化第一次全面的冲突和交流。

近代百年，西方文化在中国渐渐取得合法的主流地位，成为受人尊崇的“新学”，中国传统文化则遭遇全面讨伐而日趋边缘化。西方哲学在中国更是形成了超级话语霸权，中国哲学遭受了几乎近被清洗的命运。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急于寻求出路，以偏激和极端的心态对待两种文化，或主张坚守“国粹”，或主张全盘西化，任何“中间道路”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硝烟弥漫中的认知与判断难免是极端的，中西文化在此情形下不可能有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更不可能有在哲学或智慧层面上的“会通”。

20世纪末至今——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伴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历史的本质的东西又开始清晰显现，东西方又渐渐回复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在目前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还有巨大的“逆差”，但中国声音与中国影响无疑正在逐年递增。。

当《小逻辑》受到中国大学生追捧时，《道德经》译本也正在德国畅销；当中国留学生奔赴牛津、哈佛时，满口中国方言的“大山”、“大海”也正奔波于中国的大街小巷；在中国即将加入WTO、接受国际社会游戏规则之际，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在巴黎集会并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的孔子的智慧”；伴随着几百所“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开办，许多西方汉学家和华裔新儒家都在挖掘中国文化在当代的救世价值。

当代的中西会通，无论从深度、密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以往；当代的中西会通，不是一方盲目追随另一方，更“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3]，而是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独特性和自信心的前提下相互取长补短；与以往相比，双方的心态更加理智、宽容，对于对方的长处，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五

正如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儒道互补”一样，如今，一个“中西互补”、理性与悟性会通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人类智慧之两翼将在这个时代实现对接。具有启示意味的是,密歇根大学在五年前的一项研究中证明,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10]。

当然，理性与悟性的会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依然对这种会通的前景充满期待，因为这种前景是有史可鉴、有迹可察、有路可循的。人类智慧之两翼正欲鼓舞齐飞，人类文明新的地平线已隐约可见。

[1]侯才.论悟性——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特质的一种审视[J].哲学研究，2003(1).

[2][日]铃木大拙.禅风禅骨[M].耿仁秋，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102.

[3]王树人.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象”与“象思维”引论[J].河北学刊,2007(9).

[4]侯玉波.朱滢.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2(1).

[5]连淑能.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

[6]林语堂.中国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7]张志伟,欧阳谦.西方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49.

[8]孙正聿.哲学与人生[N]. 光明日报,2009-04-16.

[9][英]罗素.罗素论中西文化[M].杨发庭，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20.

[10][新加坡]蔡永伟.东西方的差别[N].联合早报，2006-08-17.

[责任编辑张家鹿]

RationalityandWuxing:TwoWingsofHumanWisdom

YANG Ying-qi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Rationality and Wuxing are two basic forms(and like two wings )of human wisdom so far. Rationality originated in the ancient Greek sailing civilization,and Wuxing originated in ancient China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Both of them have very different qualities, and each ha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usion of them is the inevitable of logic and historical ,and appears as a specific historical process.

wisdom;rationality;wuxing

B017

A

1000-2359(2011)01-0024-05

杨迎旗(1964—)，男，河南舞阳人，河南省理工学校高级讲师，河南师范大学政管学院教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课教学工作。

2010-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