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滨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全力投入维新运动。他先后主持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其政论影响极大。“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吾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1897年，梁启超应邀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维新人才，1898年回京，助康有为开保国会。“百日维新”中，他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思想，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改良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曾一度与革命派展开为时数年的论战，组织政闻社，宣传立宪。他辛亥革命后归国，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沉浮。1925年他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一生于学术建树颇多，对于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发展也很值得称道。黄天鹏指出：“光宣年间，国难日殷，有志人士奋起，新闻界人才盛极一时；梁任公氏以一代宗师，舍政从事文字生涯，新闻记者之声价顿增万倍，梁氏于新闻学颇有心得，饮冰室文集中数见论报之作。同时报章杂志，亦有探讨新闻之篇，此十数年间可谓新闻运动之酝酿时期，而梁氏实此运动之开山祖也。”[2]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一跃而名重天下，实得益于他卓越的报刊宣传。而梁启超对报馆业务，也是全力以赴。他记述了在《时务报》时期的一段工作：“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3]

和康有为一样，梁启超突出强调“通”之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而报刊正是“去塞求通”的利器：“觇国家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反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谓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于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4]100

“通塞”关系到国家“强弱”，而报馆则是“去塞求通”的“导端”。不能了解中外形势，是之谓“有耳目而无耳目”；无由沟通上下之情，是之谓“有喉舌而无喉舌”。报馆“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其传达消息、沟通情况的功能。①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类似于报馆的“求通”方式进行了分析：“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匿，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掸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达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梁启超在此既重申了报馆存在之历史根据，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再次论证了报馆之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在同一文中，梁启超又以西方国家报刊实践作为例证，阐明由于报刊的传通功能以致“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并在对西方国家的观察中同样有“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的论断。由于“通”的重要性，“报馆有益于国事”自然就不难理解，办报也就是当然之事。梁启超的这一番论证，正是欲破解国人对报刊的成见，尤其是守旧派对报刊的谣诼和诋毁。1896年《中外纪闻》被封禁，即源于御史杨崇尹等的弹劾。而该报在被禁之前，即有“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戄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之遭遇。[5]

对于报刊之“通”，梁启超尤为重视的是其开风气的功效。他看到，由于政治制度和文化水准不一，西方的报刊实践很难照搬到中国来，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复西人之大观”。从中国亟宜讲求变法的现实出发，梁启超认为报刊在“去塞求通”方面主要能做四项工作：“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做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4]102报刊之功能在“通”，而“通”的功效在此主要就是开风气、开民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发表于《时务报》第一册，实为该报办报主张之纲领性阐述。而此段文字正指出了该报的办报方向。故梁启超作此文之旨归，也必然在此。日本学者村尾进在分析梁启超《变法通议》时指出：“……要将康学的方法通过报刊，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读者的脑中以养成风气，若使用《乐群》的说法，即是将‘小群’培养成合天下之规模的‘大群’，是梁启超再三地隐晦的真正企图。”[6]58实际上，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整个报刊活动都是以开风气为根本目的。

《中外纪闻》被禁后，梁启超“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末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5]这种愈挫愈切的办报心迹，正是其报刊活动的主要动因。梁启超最早涉足报刊工作，是任《万国公报》编辑。而《万国公报》之社会反响，已证明报刊在开发人心上确能产生功效：“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而渐知新法之益。”[7]至于梁启超后来任主笔之《时务报》，其开风气之功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如张之洞说：“查上海新设时务报馆，每一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8]

梁启超在《时务报》之议论，往往陈词激烈，动人心魄：“举国趋之，如饮狂泉”。[9]如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疾声呼吁：“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閼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10]将平易畅达之理以包含感情的笔墨出之，更能引发社会共鸣。梁启超也十分注重变法宣传和思想启蒙的方法。在致严复的一封信中他曾自述，在报刊上为一般人说法，常不得不用附会的办法。日本学者村尾进对梁启超的“附会”作了这样的评价：“这种独特的方法的必然结果是强调普遍性，对《时务报》的读者来说，这很可能形成梁启超的论说的巨大的魅力。”[6]49梁启超的报刊议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一方面固然与其变法言论契合中国当时之时代氛围和社会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为图变法而开风气之先，梁启超在报刊宣传的言辞和技巧等方面推敲磨砺，付出了巨大努力。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虽然对报刊“去塞求通”的多方面功能有较为广泛的认识。如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这样分析西报：“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 其分报也，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他并用“耳目喉舌之用”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报刊的传通功能。然而他办报议报的根本目的，主要看重的是“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4]101欲藉报刊之“通”以开风气、开民智。这与他对变法改良的路径选择是一致的。这样，在梁启超眼中，报刊就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和变法宣传的工具，一个欲使古老中国进于近代世界的社会教化机关。

[注释]

① 对梁启超此处之“耳目”、“喉舌”的理解，当参考王韬的论述：“国之大患，莫若民情壅于上闻。比之一人之身，元气不通，则耳目失其聪明，手足艰于行动。国之有民，犹人身之有元气也。”(本局日报通启[N]. 循环日报，1873-12-26)并不一定能与其后来阐述的“耳目喉舌”论等同。如在《清议报叙例》中，梁启超有言：“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参考文献]

[1] 胡思敬. 戊戌履霜录[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47.

[2] 黄天鹏. 新闻运动之回顾[M]∥新闻学名论集. 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 5.

[3] 梁启超. 创办《时务报》源委[M]∥《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6-47.

[4] 梁启超.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M]∥饮冰室合集·文集：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8.

[5] 梁启超.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M]∥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 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6] 村尾进. 万木森森——《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及其周围的情况[M]∥陕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康南海自编年谱[M]∥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33.

[8] 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N]. 时务报，1918.

[9] 梁启超.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本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M]∥饮冰室合集·文集：六. 北京：中华书局，1988: 52.

[10] 梁启超. 变法通议[M]∥饮冰室合集·文集：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8: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