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波 杨加方

(1. 大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2. 大理日报社，云南 大理 671003)

2010年《中国达人秀》是中国东方卫视购买英国原版版权制作的真人秀节目，以“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大梦想，相信梦想，相信奇迹”为口号，目的是挑选那些平凡而富有才华、拥有梦想并渴望奇迹的普通人走上世界舞台。节目主持人为程雷，由高晓松、伊能静与周立波担任评委。最后的胜出者将获得在拉斯维加斯表演三个月的合约，并且成为台湾著名歌手蔡依林、赵晨浩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嘉宾。节目自2010年7月25日开始每周日晚在东方卫视播出，以独特的草根情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在创下高收视率之余，更在网络上掀起褒贬不一的热议狂潮。本文借鉴媒介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理论，以语境化方法和案例分析相印证的方法，以2010年《中国达人秀》的文化特点和传播效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传播过程中体现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传播语境的特点，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寻求社会背景支持。

一、 研究缘起

所谓语境化，简而言之就是历史化、过程化与地域化，就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此时此地”，就是恩格斯所讲的“这一个”。[1]12-17因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具有高度语境化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必须要用语境化的方法解读。[2]

(一)“大众文化”传播语境的文化阐释

包括文学历史研究、符号学和文化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传统视传播为意义的社会生产。所谓“意义的生产”，从人文科学角度看，就是内容的生产，而内容既是特定主体性和美学的表现，也是对特定语境的“再现”。这种“意义的生产”与三个基本传播过程要素密切相关：话语、主体性和语境。[3]

传播语境是对特定的传播行为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的“外部”事物、条件或因素的总称。传播语境在狭义上包括传播场景、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对象的特征和选择、传播行为发生的背景等；广义上还包括传播主体、传播渠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诸如组织、制度、语言、文化、法律等。传播主体对传播关系的认知将直接影响甚至完全改变符号序列的意义；传播场合和途径指特定传播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氛围、何人在场、媒介的选择与组合(包括文体选择)等。这些组合直接决定符号序列的意义生成。语言学上的媒介，主要指口头表达、书面表达和二者的混合使用，传播学上的媒介则广泛得多，它包括传递信息时使用的全部工具和技术。

以西欧国家为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相对进步的市民意识和法治意识、科学思想和现代科技知识信息技术的普及，是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话语语境。这与我国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所处的文化话语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站在现实中国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既不能不加取舍地直接移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也不能不顾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观念对现实中国大众文化实践所发生的影响。[1]18

(二)2010年《中国达人秀》大众文化传播特征——复制、悬念、快乐、争议

国产“达人秀”与风靡国际的《英国达人》如出一辙，同样的舞台布景(音乐厅)，同样的镜头表现(13个近轨道摄像机全方位捕捉每个细节和表情)，同样的主持风格(在后台用情感与选手互动)，同样的评委构成(三个评委各司其职)，唯一不同的是参赛选手的技艺以及背后的故事。这档最初被定义为山寨、抄袭的娱乐节目，尝试的是“堂堂正正”的复制，严格遵照原版节目流程制作，最大程度地将一档节目的精髓——它的精神内涵和科学制作流程完整的消化并呈现。

《中国达人秀》真诚地还原中国百姓的渴望和生活状态，传递一种强大的、积极的、平凡的精神，并因此具有充满悬念的特点。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讲中国梦，讲的就是中国人在实现自己理想过程当中，可能遇到某些精神、道理、生活，包括生理上的困境。实际上，是在把生活呈现在这样一个类似于选秀节目的舞台上的同时，在才艺表演中对接个人价值观和文化内涵的呈现。可以说，《达人秀》的真正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文化鉴别。

虽然《中国达人秀》成功完成了整体策划，但观众对其“煽情大于才艺”、录播、“黑幕说”、广告太多等问题也颇有微词。

二、2010年《中国达人秀》的大众文化传播语境

(一)大众文化传播控制与《中国达人秀》

大众文化传播控制的实现，要通过影响大众的理念现实化到大众的实践活动中，从而使政府的意志最终呈现为社会大众的实践，由此政府对社会、对社会大众的管理也就获得了最终实现。在此过程中，文化大众化、境界提升化使国家政府意志的渗透和传播渐趋成为社会大众的统一思想和行动。特别是因为它在传播政府意志过程中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大众文化传播就成为“媒介即讯息”时代国家政府管理社会、谋求发展的独特而不可忽视的有效途径。

2003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艾斐的文章《大众文化企盼人文提升》，提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大众文化施以人文关怀与人文提升，积极有效地赋予大众文化以尽可能多的精神价值、道德品位、文明素质与思想蕴涵，使大众文化在不断地汲取、扬弃与升华中走向完美与成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贺桂梅认为，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大众文化存在有两个极端的态度，一个是精英主义的蔑视、敌视，还有一个就是绝对的认同。这两种态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把大众文化当作一个文化等级当中的一部分，比如精英主义把大众文化当作次一等的文化；后现代主义虽然表面上模糊了所有的等级，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它认为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有价值。事实上，在当今“媒介即讯息”的“地球村”，无论是精英文化传播还是大众文化传播，都已处在一个“统一场”中，两种文化的传播已没有决绝的分野，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4]

正因为大众文化传播控制首先要致力于改造人类自身的素质，所以广电总局规定，自2007年10月1日起，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所有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需设立科学评选标准和赛事规则。不得采用手机、电话、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2009年广电总局对于“快乐女声”的批文中，不仅对评委、嘉宾、主持人有详细的要求，而且连以往比赛中亲友团抱头痛哭的场景也不准出现。同时，短信投票也被禁止，以往电视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也被取消。而就在2010年“快乐男声”惨淡收场的同时，2010年9月27日广电总局却特批《中国达人秀》全国总决赛进行全程直播，并恢复短信投票。这是广电总局几年来首次允许选秀节目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决定冠军归属，广电总局阅评意见指出，《中国达人秀》倡导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倡导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代表着中国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京华时报》也发表报道《广电总局领导赞达人秀客观》，称“国家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中心主任金文雄对节目予以好评，称赞高晓松、伊能静、周立波三位评委评价客观”。该报道特别提到高晓松评价断臂钢琴少年刘伟的话：“我们应该放弃所有对生活的抱怨，精彩地活下去”，并认为节目处理好了两个关系：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消费娱乐性二者的关系，把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消费娱乐意义兼顾起来；大众文化产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关系，既重视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也重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而且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怀着“达人梦”的“表演者”，尽管作品不同，演技有高低，但都以向上、向善、向美的健康精神抵制了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可见，主旋律和谐是《中国达人秀》适应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传播语境的优势，节目所传递出的人文关怀——“感动”理念，以及不矫揉造作、不跟风炒作的制作风格获得广泛认可。

(二)大众文化传播途径与《中国达人秀》

国外偶像选秀节目的成功凭借有成熟的唱片工业和娱乐产业支撑，虽然目前中国这个产业链仍不完善，但2010年《中国达人秀》在营销传播战略方面积极尝试与以往不同的传播途径与方式。

1. 互联网营销传播。节目组设立了上海、深圳、北京、武汉、天津、成都六大赛区，以及西安、沈阳、昆明、广州、重庆五大超级加油站，还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力争打造网络全球最热门的选秀事件。东方卫视除推出官方网站，还联合国内各大网站(视频专区或拍客联盟)推出“我身边的中国达人”招募活动。 此外，在节目每一次海选和比赛播出之后，蔡依林、甄子丹等一系列宝洁旗下产品的代言明星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和博客推选他们心目中的“达人”，加入他的“达人圈”，成为他的网络粉丝，而每位参赛的中国达人都有专属的网络社交平台。

2. 世博背景下的双赢合作。2010年5月13日，上海世博事务协调局、东方卫视以及宝洁公司在上海召开联合发布会，共同宣布从即日起这项全球最大的选秀活动将落户中国东方卫视，达人获奖有望成为国际艺人。《中国达人秀》节目的赞助商宝洁、海飞丝、OLAY玉兰油、吉列等品牌在各自的产品领域内都处于领先的市场地位。强强合作得到的市场回报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双赢。此番与东方卫视合作挖掘实力派平民偶像，宝洁公司每场都派出一位旗下产品的代言人担任嘉宾评委，男人品牌吉列也于6月1日至6月15日期间，携手屈臣氏、家乐福在上海和广州的指定门店进行两场火热海选活动，参与店内活动，幸运消费者有机会与《中国达人秀》明星面对面。在这种紧密合作之下，双方实现了节目与产品、口碑与市场的双赢。

3. 传播场所中的文化民主。加拿大文化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认为，大众文化消解了人们由来已久的主要与次要、高雅与应用的分类界限，使以前仅为少数人生产奢华物品逐渐让位于满足众多人的需要，走上了文化的民主进程。[5]45鉴于2005年“超级女声”引发的对于民主的争议，2010年《中国达人秀》创造性地将比赛安排在代表高雅艺术的上海音乐厅举行，更是将10月10日的总决赛放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进行直播，从大众文化的构成上看，已经难以区分高雅与低俗。所以有评论认为，“达人秀”的舞台就是以娱乐的形式讲述小人物身上的大故事，在“达人秀”里，可以让一个拾荒者去音乐厅唱歌，这是时代对庶民的尊重，对百姓愿望的关注，真人秀的命运感被极大地放大。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达人秀”找回了原有的那批沉默观众：“达人秀”提供的就是一个关于“中国梦”的故事，所有人都没有抱怨生活不公，而是想着怎样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三)大众文化传播传受关系与《中国达人秀》

《南方都市报》特约娱评员韩松落在《“达人秀”带来的难题》中指出：观众对《中国达人秀》录播等表现颇有微词，节目把难题交给了观众——“虽然知道那是精心设计的，但还是被感动了”。[6]这是因为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受众需要是大众文化传播的动因。受众之所以会明知一切有诈却又不得不接受它的“侵袭”，甚至主动消费，只因为情感需求始终存在。

文化工业与受众之间关系的实质就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我们把认同作为理解大众文化，特别是理解大众文化消费环节的一个重要途径。[5]115自从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节目播出以来，获得了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来自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纷纷走上舞台，用他们的质朴情感和人生感悟感染无数观众，传递的是一种人文关怀。根据系统理论，文化工业和受众之间还存在几种与整体性关联的关系：相互依赖、反馈和调节、非线性相互作用、竞争与协同。[5]66-69这提示我们，应该以整体性视野来考察大众文化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对于大众文化，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和批判它，通过深入的探索和积极的实践使之逐渐完善，服务于人类社会。[5]55

[参考文献]

[1] 崔欣，孙瑞祥. 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崔欣，孙瑞祥. 语境化：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J].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3(3): 32.

[3] 孙艳辉. 大众传播语境下的东北“二人转”传播形态转化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4] 薛中军. 转型期大众文化传播控制与国家发展[J]. 中国传媒报告，2004(1).

[5] 孙英春. 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范式[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6] 韩松落. “达人秀”带来的难题[N]. 南方都市报，201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