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广 学

(1.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语言文学系,河南信阳464000;2.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说的散文集”,“为后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P135)。其采用夹叙夹议方式写作,尤其是“议论乃《尚书》之所长,大多要言不烦而剀切中肯”[1](P135)。议论当然是为了说理。《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梳理并研究先秦古代论说文及其说理特色的萌芽、发展脉络,不得不重视《尚书》所具有的奠基性重要地位。

提起《尚书》,首先应考虑的是真伪问题。正如龚自珍所言,“《尚书》千载如乱丝”[2](P65)(《大誓答问第一》),其原有百篇,经历始皇焚书之祸一度湮灭。汉初文帝时由济南伏生收得29篇,由于用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居坏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比前者多出16篇。后又亡佚。晋人梅赜伪作《古文尚书》25篇,文字风格与《今文尚书》大不相同。因此,讨论上古散文及其说理特色,笔者以为当以《今文尚书》29篇为限。

依时代编排,《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4部分。所载内容上至传说中的尧舜(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下至鲁僖公33年(公元前627年),时间跨度约一千七八百年。这期间,先民无论在物质层面的社会生活方面,还是精神层面的心理基础及思维方式方面,都有了大幅度发展。所以,他们的思考判断能力、记叙说理的表达能力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由写作层面看,《尚书》非出自一人之手,亦非在较短时间段形成,那些史官的写作技巧、能力也有个发展过程,由此造成其前后篇章在说理特色上呈现出较明显的不一致性,或者说呈现出由极其简单到相对复杂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