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祥，陈 路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之评析

刘文祥，陈 路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与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一直位居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其原因在于它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属于现实主义的两大分支，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上既存在统一性也存在分歧。二者都认同经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在对待国际无政府的状态的态度上和国家为了安全应获取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都存在明显差异，但彼此没有否定对方，只是对国际关系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偏好。无论是进攻现实主义还是防御现实主义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比较；理论局限

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以人性恶为假设把现实主义系统化，使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受到广泛的关注。但上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些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试图从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各种问题及内在联系，于是产生了与经典现实主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结构性主义强调权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安全才是目的。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面临强大的挑战，遭到众多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内部也逐渐形成两派观点的争论。其中主张国际关系就是权力争斗，国家会不断的扩张权力、追求国家安全的一方被称为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而主张国际关系不必然是权力争斗，国家可采用外交政策的手段寻求合作，并且防御是获取国家安全较有效的方法，此观点被誉为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防御性现实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略居上风，而进攻现实主义则从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渐抬头。从结构现实主义流派中逐渐演化出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个分支，代表了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深刻变革。

一、理论渊源与基本假设

现实主义源远流长，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爱德华·卡尔到汉斯·摩根索，都是早期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各个角度对现实主义的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1]4～21。现实主义作为当今国际关系最主流的理论学派，但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由众多理论形成的一个理论体系。通过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和继承，逐渐形成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两个重要流派。近年来这两大分支在西方现实主义流派中逐渐凸显出来，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都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假定：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认为国家是为了生存而追求权力。防御性现实主义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观念，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权力增生的诱因，强调维持权力而不是增加权力。进攻性现实主义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观，认为国家的终极目标是霸权[2]20～21；66；19。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国家追求权力的动因归结于国家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为了谋求生存和自助所必然采取的行为，并非经典现实主义认为的是来自于无法衡量的源于人性的“权力意志”和人的“权力冲动”的放大。

防御性现实主义吸取了自由主义有关共和博弈（安全剩余而非稀缺）的思想，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安全常常是丰裕的而不是稀缺的。进攻现实主义理论逻辑是用历史悲剧式循环的角度来考察国家追求权力的行为，集中表现在对外部环境的极度不信任，认为一国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国家时刻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只有不但获取相对权力优势，直至成为地区霸权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与经典现实主义相比已经发生变化，从绝对权力引申为相对权力。同时反对摩根索关于追逐权力是大国天然个性的观点，认为是国际体系强迫的结果。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约翰·米尔斯海默，主要观点体现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吸收了华尔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结构思想，并很好结合了霍布斯政治现实主义。虽然华尔兹新现实主义通常会将国内政治排除在外，但以后的许多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经常使用国内政治来解释问题。

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均认同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目的是获取安全而不是权力。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认为国际体系的运作表明，一国的安全要求有限的外部利益，小规模的军队，以及认真约束的外交政策。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安全的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这些目标[3]167。首先，虽然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不存在政府，但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导致激烈的冲突和战争，因为各国都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安全的追求者，没有图谋修正现状的国家。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是安全之所，国家不必从事侵略性行为，当他们这样做时，就是为动机而不是安全所驱使。对安全的追求无法导致国家的侵略行为，只有当国家受到生存的威胁时，他们才会进攻。其次，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经久未变的特性。只要彼此竞争的单元无法将无政府的国际舞台转为类似国内社会的等级制，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就没有变化。在无政府状态中，单元的相似性以及单元间的关系完全由能力来决定这两个特点，描绘出一个纯粹的政治和权力的领域，单元间的一切互动不受任何机构的指导和权威的制约[3]152。二是国家是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只会为获取安全而扩张。某些“非理性”的国家之所以追求本国权力最大化（如过度扩张），从而采取了竞争性和侵略性的政策，主要是由于意识原因（如误判形势）或国内政治病理（如非民主政体）的原因所造成。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安全常常是丰裕的而不是稀缺的，因为国家是有理性的，他们会从历史上奉行扩张战略而失败的国家中汲取教训。作为理性的国家会权衡扩张行为的利益得失，进而约束自己的行为，促使国家采取温和有节制的政策。

进攻性现实主义具体的基本假设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出发点。米尔斯海默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其特点是在其中充斥着安全竞争和战争。国家只能采取自助的形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而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第二，大国本身具有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这是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有着最大的影响，国际政治从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的决策和行为。而能否成为大国，则取决于一国所拥有的军事实力；第三，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任何国家都无法判定其他国家的意图，为了自身的安全，每个国家只能未雨绸缪，做最坏的打算；第四，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具体而言是国家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内政治秩序的自治；第五，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米尔斯海默把国家看作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会从成本的角度出发，根据他国的外交决策，选择自身的外交，且大国都清楚自己的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求得生存[2]44。

二、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内核之比较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同属结构现实主义，存在一些基本假设的统一性，如国际体系无政府的状态上，以及权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认识上。但双方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国家对此所能做出的反应以及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安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一）权力与安全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都认同权力作为获取安全的手段，但二者对国际体系的理解和对物质力量的依赖程度却不同，因而在欲求多少权力的问题上有所差异。但与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寻求最大限度的安全的假设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都坚持国家寻求最低限度的安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一个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最低要求是维持自身的生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指出：“我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也是国际政治中的结构理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我的理论认为，在一个没有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2]20。但他们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才能保证安全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防御性现实主义承认相对物质能力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变量，认为国家追求最大化的安全，而不是相对权力，主张根据所受到的威胁发展自己的权力，他们更重视绝对权力，即国家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

进攻现实主义者针对获得多少权力才能保证安全的问题上，认为国家获得相对权力越多越好，直到成为地区霸主，因为“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越小”[2]11～12。进攻性现实主义相比防御性现实主义更为强调相对权力和相对获益，主张基于对手的权力发展自己的权力，国家最关心的是相对权力，极大的占有世界权力的比重，尤其是物质能力的分配，从而在体系中获得权力优势。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追求自身相对权力的最大化，把霸权作为终极目标[4]73～149。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最强大的驱动力，但是他们对于获取安全最有效途径持相反的观点。”[5]11～12基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性，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从自由主义有关共和博弈中得到启示，对国家局势呈现乐观的态度，认为战争始终是艰苦的，防止战争则相对容易[3]256。因此，国际体系中安全常常是丰裕的而不是稀缺的。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性质，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以获得增加更多权力机会的优势，并削弱潜在的挑战者，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政治素来残酷而危险，这可能恒久不变。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消长无常，但是大国彼此惧怕并且总是相互争夺权力却是不变的。因为权力是确保安全的终极手段，最大的权力确保最大的安全[6]2。因此，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必须获取相对权力的优势。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大国应忌讳获取太多权力，因为“过多的力量”容易引起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这比它放弃增加权力的局面更加糟糕。国家的首要关注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3]168。因为国家很少能够承担起实现权力最大化为目标所带来的代价。

（二）均势理论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都认为参与数量越少体系就会越稳定。在两极体系中，巨大的安全压力使两国都努力维持均势（Balancing）现状，两国都比较保守，即使发生战争，也是维持均势的战争。国家不以无休止的扩大权力为目的，而是以寻求权力平衡分配为目的。均势理论实质在于大国实力平衡分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大国追求最大化的安全，但大国如何最大化地获取安全？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张通过保护现有的均势；而米尔斯海默则主张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的份额，意味着要不断去打破现有的均势。杰克·斯奈德以进攻总是面临平衡性行为，扩张的代价很快就会超过受益，以及防御者通常占优势的观念为前提，认为国家通常采取维持现状的战略。华尔兹认为，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他们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但进攻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极其关注权力如何在他们之中得以分配，并尽力使自己占有世界权力最大化，特别是它们伺机牺牲潜在对手的利益为自己添加额外权力，以此改变均势。国家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如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对均势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变，即使这种做法使其他国家产生怀疑甚至敌意[2]45～46。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在完全控制体系之前，国家是不会成为维护现状的国家[2]48。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获取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实现自己在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他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2]2。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其他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拒绝把任何此类扩张归因于体系的诱因。认为国际体系只会迫使国家采取温和的行动，此外的一切都只能在其他分析层面上解释，因为它不可能是对国际环境的理性回应[7]25。

米尔斯海默基于对外部环境的极为不信任以及对自己的过分自信，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成为唯一的地区霸主之后，才能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其可以尽情保护现有权力分配，否则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维持现状。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在面对另一个实力不断膨胀的国家时，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建立针对该国的均势同盟，而是倾向于采取推卸责任的政策。米尔斯海默进一步发展了均势论，首次提出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大国用以维持均势的主要战略。他认为两极体系最稳定，因为不会发生推卸责任的行为。而在多极体系中，由于推卸责任可以规避战争风险甚至获得意外权力，所以多极体系总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均势时常被打破。华尔兹认为，当大国采取侵略行动时，潜在的受害国通常会采取均势的方式反对侵略者，阻止后者猎取权力的企图。

（三）“进攻—防御”逻辑与“安全困境”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斯奈德以及斯提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等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通过集中论述“进攻-防御平衡”的结构概念为防御性现实主义提供个案支持[8]167～214。他们认为，无论何时，军事力量都被划分为要么偏重进攻要么倾向于防御两类，倘若防御明显高于进攻，征服变得困难，那么大国就不会萌发用武力攫取权力的动机，而是集中保护他们已经拥有的权力。当防御占优势时，保护已有的权力就更为容易。相反，如果进攻更容易得手，那么国家就非常渴望征服他国，那么体系中频繁出现战争就在所难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进攻-防御”平衡常常向防御方向严重倾斜，从而让征服变得极其困难[5]118，191，255。只有在采取进攻性战略得不偿失时，一国才会采取建立均势或推卸责任的战略来维持均势。因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尽可能多的获取权力，毕竟拥有较多权力而不是较少权力会使国家更加安全，导致冲突和战争频频发生。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的思考，有时则是采取进攻性行动。”此外，世界本是“进攻-防御”的一对统一矛盾体，现实中的进攻-防御因时、因地而异，不应强调其一，而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却将进攻与防御分裂开来，认为国家的最佳生存之道就是获取相对权力的最大化，以进攻作为最好的防御。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概念源自于霍布斯悲观的“自然状态”理念，但最早正式使用和描述这个概念是20世纪德裔美国政治学家约翰·H·赫兹（John H.Herz）。赫兹认为，无政府社会的存在导致“安全困境”的出现，集团或个体为寻求安全，不得不去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以避免他人权力的影响。这反过来又会给他人带来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去做最坏的打算。由于没有人能够感到完全安全，那么权力竞争就无可避免，恶意的安全和权力积聚的循环就会继续[9]72～73。虽然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都承认“安全困境”概念的客观性，但它们对解决“安全困境”途径认识是不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体系中，理性的国家只有以进攻、扩张来求得稀缺的安全，即解决“安全困境”的办法除了主动出击，别无他途；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坚持认为，对理性的国家而言，恰恰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扩张才能带来安全，因此解决安全困境的办法是多方面的，并且应以防御为主。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合作也可以求得安全。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不可能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得到解决，甚至“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安全困境”[2]49。

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并不经常在“均势”与“跟着强者走”（bandwagoning）两种行为间选择，而是在“均势”与“推卸责任”（pass the buck）间徘徊。“推卸责任”即把遏制实力不断膨胀的国家的责任推卸给他国，让他国充当责任承担者，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冷眼旁观。首先，大国可以通过推卸责任的方法用最小的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安全，而且能够使自己置身度外，不必动摇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方针。其次，由于责任承担者担负了遏制的主要任务，二者彼此对抗，必然导致双方实力的削弱和下降。而推卸责任者则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再次，即使责任承担者无法单独遏制实力不断膨胀的国家，也能为推卸责任者赢得准备的时间。突破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理论创新。

三、理论的共同局限性

首先，无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都把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作为其理论前途及基本假设，并把这种无政府状态看做是国际政治经久未变的特性。但从学理逻辑的结构来看，任何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都将从权威分散型向社会权威集中型的等级制社会转变。无论是将权威集中到一个霸权国家手中，还是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国际机构中，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属性都会发生变化。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他们同时认为国家间的确存在着互补的利益，而国际制度能够使国家间的合作成本降低，违约成本升高，为双方提供对称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使合作得以实现[10]56。

其次，排斥国家个体的特殊性，国与国内部的差别。认为国家之间的差别就是能力大小的差异。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对理论简化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可进行定量分析的硬权力而忽视一国所拥有的软权力，即观念、认知以及共识。把国家能力大小直接和一国硬权力相等同，对软权力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重视不够，并且一味排斥建构主义的理论，认为建构主义多多少少是建立不可操作的观念和认知概念之上，而认为只有权力才是具有可操作性，把国际政治仅仅看做权力政治。虽然权力在国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共识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是不能排斥单元层次的互动。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共有文化是在国家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如温特所言，“权力和利益是国际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权力和利益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在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观念使然。”“权力的意义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决定的”[11]49，123。而且，无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都不能很好的解决因获取安全而造成的“安全困境”。在建构主义看来，要解决“安全困境”，就要努力将国家间的角色认知由竞争者、敌对者转变为合作者，在国家间建立一种可以促进合作、共享和平的共有文化[12]35。通过建设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化解国家间的矛盾和问题，实现双方和平共荣，而不是互相恶性竞争。

最后，忽视小国以及非国家组织的作用。无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都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大国政治，始终围绕权力与安全展开激辩。它们所追求的均势，其实质是维持欧美大国在国际中的霸主地位。但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小国往往影响大国政治，大国角逐不可避免的围绕小国展开。同时现今世界非传统威胁日益凸显，国家安全面临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活动的挑战，对于这些威胁更多的应该从国家社会根源找原因，而不是始终把焦点放在大国间的权力与安全的争夺上。虽然当今国际政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联合国等非国家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以及解决国家冲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今天已并非是单一理论，而变成了家族式的理论族群，在这个大家族中，各支系彰显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但仍维持共同的根基与脉络。世界局势日益复杂多变，既不像防御性现实主义所说的那么乐观，也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无法终结的历史循环式的悲剧。应该采用多元主义，使用建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方法，同时坚持新现实主义的内核，用乐观的心态去迎接国际社会的挑战。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徐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2]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唐小松，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Glenn H，Snyder.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J].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Summe2002）.

[5]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M].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6]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2001.

[7]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M].于铁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J].World Politics，1978，30（2）.

[9]John H.Herz.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New York：David McKay Company，Inc.，1976.

[10][美]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12]苏明磊.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日关系：现状与对策[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

D80

A

1001-4799（2011）04-0077-05

2010-12-15

刘文祥（1962-），男，湖北荆州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研究；陈路（1986-），男，湖北孝感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