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成就与问题

2011-04-09杨小彬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4期

关键词：出版社汉语教材

杨小彬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成就与问题

杨小彬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汉语教材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系列化、多媒体化、可以基本满足多种需求的体系，教材编写出现了国别化、多媒体化、多元化的特征，教材建设已开始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有：（1）通用型教材所占比例较大，有针对性、创新性教材所占比例较少；（2）国别化教材较少；（3）基础理论研究亟待突破，对西方语言理论介绍偏多，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理论创新偏少，汉语究竟是“字本位”还是“词本位”还没有形成共识；（4）中外合作不够。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要，对外汉语学界应该顺应时势，加强与不同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各国孔子学院的合作，联合国内外各语种的专家，加强汉语与不同语种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基础研究，尤其是语言和文化的对比研究，并依托各国的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加紧调查和分析各国汉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以此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编写出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各国汉语学习者需要的对外汉语国别化教材。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专家学者看来，在教材体系建设中，研发国别化的初级汉语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

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材；教材体系；国别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师资建设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在众多的挑战中，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无疑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本文拟在爬梳历史的基础上，对我国对外汉语教材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希望能对未来的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镜鉴。

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简要回顾

据李泉研究，新中国的教材编写始于1950年第一批东欧留学生来华。最初的对外汉语教材是为满足教学急需而编写的散篇教材，特点是对话体课文，语法现象用英语和俄语加注。第一部铅印的教材是《语法教材》，特点是以语法为纲。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是邓懿编写的《汉语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集中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初创阶段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教材以语法为纲，吸收了当时汉语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注意到了语言交际中表达意念的各种方式，在语法点的确定、切分和编排方式上体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1]。

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教材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基础汉语》（1971）和《汉语课本》（1977）。这两本教材没有突破《汉语教科书》确定的语法蓝本，但借鉴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突出了句型教学，实践性较强。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课文的选择过于政治化。

总的来说，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苏美争霸的局限和影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从教师结构和留学生结构上看，远远没有形成规模，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外汉语教材种类少，形式比较单一。50～70年代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主要理论依据是汉语自身的研究传统和结构主义理论，重语法结构的传授，轻语言交际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内容选择上比较政治化，尽管强调了实践性原则，但是实际上只能做到训练一定的听说读写的技能，难以达到真正培养交际能力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国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扩大。与此相适应，国外渴望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不仅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以往，而且留学生的国家更加多元化，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教材建设在数量上、种类上也随之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据赵贤州在《建国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报告》中的统计，各类对外汉语教材有16大类210种[2]。比较有代表性的教材有：李培元等《基础汉语课本》（外文出版社，1980）、樊平等《现代汉语进修教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0）、刘珣等《实用汉语课本》（商务印书馆，1981）、胡裕树等《今日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鲁健骥等《初级汉语课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1986）、华语教学出版社《中国语文》（华语教学出版社，1988）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的数量急剧增加。“20世纪最后的十年，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出现了一种空前繁荣的景象，平均每个月都有十几种教材面世”[3]。齐沛通过分析90年代后期我国汉语教材的出版发行情况，总结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更新的速度加快；（2）从单纯的语言教学向专业知识和中华文化传播方向拓展；（3）中、高级汉语教材比例大幅度上升；（4）由于通用型教材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教学的实际需要，各类专科性教材编写仍占较大比重，口语教材的出版量仍居首位；（5）为满足自学者的需求，音像教材和多媒体教材编写数量在1995年以后有所突破[4]。90年代比较受欢迎的教材有：王福祥等《外国人学中国语》（华语教学出版社，1995）、陈灼等《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黄政澄《新编汉语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何慕《速成汉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杨寄洲等《汉语教程》（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胡波等《汉语听力教程》（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白崇乾等《报刊语言教程》（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周思源等《中国社会概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等。这一时期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总体特征是逐渐摆脱了以结构为纲的编写思路，注重语法结构和功能的结合，交际教学法得以在教材中体现，强调教学过程交际化的教学路子，并逐渐注重中国文化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对比，体现了当时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思路和特点。这一时期的教材编写，并没有抛弃以往纯结构的编写路子，而是注重结构与功能的结合，是在保留语法体系完整性的情况下结构与功能的结合，同时又逐渐注重文化功能的引入和介绍。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编写思路，也为今后教材的编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巨大提升和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扩大，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进一步升温，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潮。与此相适应，我国来华留学生人数也大大增加。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共有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238184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香港和澳门）的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5]。同时，孔子学院的建设也大大促进了国外的汉语教学，经过几年的建设，目前已经在94个国家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和300多个孔子课堂，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万[6]。学习汉语的巨大需求与现实条件的差距也促使更多的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汉语本体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这些研究都有力地推动了对外汉语教材的创新和对外汉语教材建设的大发展。这一时期出版的教材主要有：刘珣主编《新实用汉语课本（1-5）》（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鲁健骥《初级汉语课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李晓琪主编《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准中级加速篇、中级冲刺篇、高级飞翔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康玉华等《汉语会话301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李禄兴主编《发展汉语（初级、中级、高级）》（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5）、马箭飞等《汉语口语速成（入门篇、基础篇、中级篇、高级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周小兵主编《阶梯汉语（初级、中级）》（华语教学出版社，2007）、杨寄洲主编《汉语口语教程（初级、中级、高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朱志平等集中调查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五家专业汉语教材出版机构从1998年到2008年出版的23种（部）教材（书名相同则视为一种），总约80册。该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汉语教材在内容设计上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1）话题是教学内容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2）语料的取舍是教学内容设计的具体体现，这种取舍往往是在一定的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完成的；（3）教材体例是教材内容的编排方式；（4）练习是语言教材不可或缺的内容，练习题型的设计体现了编写者对课堂教学活动安排的思考；（5）除了教学内容、编写体例和练习形式之外，教材中与语言教学密切相关的文化的呈现方式更加多样化[7]。

二、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成就和问题

经过近60年的摸索和建设，我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逐渐形成了关注教学语法和交际能力的特色。

刘珣指出：“我们已经走过了50年代的结构法教材时期，80年代到90年代的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教材时期，现在正跨入结构、功能和文化相结合的时期。”[8]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不下上千种，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教学的需求。李泉总结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教材编写和研究，总结出教材编写和研究的三大成就：（1）教材的数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尤其是90年代以来；（2）教材的种类不断丰富，已经初步形成多种层次、多种类型、可以基本满足多种需求的教材体系；（3）教材编写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不断加强和深入，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标志着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研究所达到的水平[9]。齐沛认为：“在整个对外汉语教材建设的过程中，对外汉语教学界一直深入研究语言教学理论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充分注意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与规律，不断总结汉语教学经验，依据教学大纲，以满足教学需要为指导思想，沿着结构—功能—情景、结构—功能—文化等这一教学法思路来编写教材，体现了对外汉语教材专业—课程—教材的系统性和科学性。”[4]胡晓慧将1999年我国对外汉语教材和2007年进行了对比，指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教材的数量飞速增长；教材种类不断丰富，已经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可以基本满足多种要求的教材体系；教材的不同语言版本得到重视；与汉语课本配套的教师手册、学生手册、练习册、录音带、多媒体光盘等教辅材料蓬勃发展；教材编写日益重视课型的配合和等级的衔接[10]。朱志平等分析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五家专业汉语教材出版机构从1998年到2008年出版的23种教材的话题安排、任务设计、教材体例、练习设计、教材版面和装帧设计，总结出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趋势：（1）交际技能的全面培养以及对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视是当前对外汉语教材的一个总体趋势；（2）中国国内编写的汉语教材在话题选择上正在走向“与国际接轨”；（3）汉语教学语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因为编者是在教学语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4）课文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课文中与语言交际功能密切相关的句式和词语；（5）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语言技能的培养；（6）教材的形式设计开始关注到教学的主体——学习者[7]。

毫无疑问，经过60年的努力，伴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日益壮大，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和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1）教材数量大量增加，从最初的1-2种散编教材，已发展到现在的上千种。在国内，国家汉办为高等学校来华留学生制定的三个大纲——本科学历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长期进修汉语教学大纲、短期强化汉语教学大纲，目前已配备有相应的教材，这些教材基本上已经能满足三种类型学生的课堂教学需要[11]；（2）教材品种更加多层次化、更加多样化，相继出版了多语种版本的教材，教材的分工定位更加清晰；（3）教材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多媒体配套产品逐渐成为建材出版发行的必备品，网络化教材也正在逐步形成；（4）“学习者为中心”越来越成为教材编写者考虑的首要原则，国别化教材日益受到重视；（5）对汉语本体的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这些研究成果必将使得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更加具有科学性，更加富有针对性。

面对已经出版的上千种教材，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总结经验，找出教材编写中的问题。总的来说，现有教材基本能够满足国内教学的需要，这可能与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使用的是根据国内各级教学大纲而编写的教材有关。但是，对现有教材不满意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国外有些专家的负面评价比较多，他们大多从自身的教学经验以及本国汉语学习者的学习规律方面评价国内出版的教材。

黎天睦在对20世纪80年代国内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中指出了以下几个问题：（1）内容有时太系统、太细、太单调；（2）介绍文化方面的资料比较少；（3）不够实用，在语言方面，教科书里面的内容不像是在大街上听到的；（4）课本和练习有的意思不大，学生可能认为单调；（5）口语和书面语分得不够清楚[2]。佟秉正认为我国的初级汉语教材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国内的教科书以汉语为本位，未能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很少有针对学生母语与汉语的关系而特别编写的；（2）为汉语专业编写的汉语教材，从注音过渡到汉字的过程，大部分太短、太快；（3）初级汉语教材虽然以汉字为主，但绝大部分在汉字学习上却以词为单位，而不管多音字中各组成汉字的基本字义；（4）不少教科书的对话不是正常人的交谈，纯粹是为了练习语法或功能，完全脱离现实[2]。白乐桑通过比较我国80年代出版的几套教材，认为教材内容单调，缺乏实用性，语法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就曾明确指出大部分汉语教材没有抓住汉语教学中的根本问题，即“字本位”。正是汉语教材忽略汉语“字”的教学设计使得汉语教学处于危机状态：“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12]李晓亮认为在实际教学中，要想找到一套适合于课堂上的学生使用的中文教科书是十分困难的。他评价说在许多的教科书里，充斥着枯燥无味的对话，语法是在一种干巴巴的语言环境中表达出来的。而且语法讲解的方式是当时中文教科书的一大弊端[2]17。徐家祯曾明确表示：大陆的汉语课本如果要真正打入并长期占领海外市场，就得在内容和形式上作革命性的修改。比如课本内容和课时安排的冲突；有些课文不符合成年人的学习需要；语法句型解释不够清楚；阅读材料太难，新内容太多等等[2]18。

同时，国内有关专家对教材的现状也不是很满意。朱志平指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在话题的选择方面虽然涉猎广泛，但是在话题顺序的安排上还不够精心，对学习者自身的汉语习得规律和兴趣的关注度不够；（2）基础研究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语言结构与语言表达功能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梳理，这样才能提供给教材编写更为坚实、实用的基础；（3）与教材配套的教师参考书比较匮乏，需要编写更多的教材的补充材料，以供教师上课灵活选择[7]。王悦欣从出版发行的角度指出我国对外汉语教材存在着五大问题：（1）对外汉语教材数量多，但真正适合的教材却很少；（2）教材编写原则强调语法多，满足学习者的真正需求少；（3）教材编写创新不够，真正反映时代发展的新成果少；（4）教材语言陈旧、过时，适应性差；（5）书籍的装帧设计粗糙，缺乏吸引力[13]。翟汛指出现有教材无法满足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资源的巨量需求。现有的教学资源存在五个突出问题：“一是观念老化，针对性不强，雷同严重。二是品种不多，主要是教材，缺乏各类自学读物。三是载体单一，主要是纸制品，缺乏数字化产品。四是表现形式和手段落后，运用现代化手段不多，生动性、趣味性欠缺。五是适合自学和远程学习的资源太少。这些都远远不能满足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14]

另外，国家汉办对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也非常重视，设有专门的教材处，从汉办主任许琳的几次公开访谈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教材编写的问题。早在2007年，许琳就曾明确指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要重新编写，新教材要贴近外国人的生活、思维和习惯。同时，编写新教材也要考虑到一些非英语国家学习者的需求[15]。2010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专题采访中，许琳再次重申，教材经过市场检验才是根本，教师要脱离本体，要贴近外国人的思想、贴近外国人的习惯、贴近外国人的生活来编教材，组织教学。要把中国式的教材变为当地本土式的教材，出发点是“他们要学什么”，而不是我们“让他们学什么”。她认为，目前国内输出的汉语教材都不可避免带有母语的痕迹，如果有大批外国人来编汉语教材，那才是产业化的成功，汉语推广才大有希望。对此，向全世界推广英语的英国人深有体会：作为一门外语，一国的语言作为外语来教时，别国的语言教材好过母语国教材，才是母语发达的标志[16]。

综上所述，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1）通用型教材所占比例较大，有针对性、创新性教材所占比例较少，很大一部分教材从体例、话题安排、练习的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比较重叠；（2）国别化教材较少，现有的国内出版的国别性教材绝大多数是同一种教材的不同注释版本，并不是针对不同国家汉语学习者而特别设计的教材；（3）基础理论研究亟待突破，对西方语言理论介绍偏多，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理论创新偏少，汉语究竟是“字本位”还是“词本位”还没有形成共识；（4）中外合作不够，我们的教材编辑者汉语本位思想比较多一些，对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本质认识上有待提升。汉语国际推广的根本目的绝不是向其他国家输出汉语、推销中国文化，汉推战略实质上是促进汉语言的传播，满足世界了解中国、渴望与中国交流的巨大需求。

三、结语

对外汉语教材发展变化基本上是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同步进行的。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迅速建立，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极大扩展，都对现有的教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教材的迫切需求和对教材的创新渴求是现在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因而对外汉语教材的开发和研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笔者经过综合分析认为，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要，对外汉语学界应该顺应时势，加强与不同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各国孔子学院的合作，联合国内外各语种的专家，加强汉语与不同语种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基础研究，尤其是语言和文化的对比研究，并依托各国的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加紧调查各国汉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分析他们的实际需求。以此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编写出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各国汉语学习者需要的对外汉语国别化教材。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专家学者看来，在教材体系建设中，研发国别化的初级汉语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

另外，当今的教材应该尽量吸收汉语本体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教学法的最新动向，把握各国汉语学习者的习得规律，顺应他们的学习诉求。汉语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依照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分析，我们应该建立适合汉语特色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根据一种通用型教材，将注释部分用不同的文字翻译一遍，编写出它的多语种版本。这无疑是旧瓶装新酒，并非是真正的适合汉语学习者需要的国别化教材。

除此之外，国别化对外汉语教材应该充分发挥现代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优势，建立立体化的教材格局，制作供学生自主学习使用的学习光盘，供教师使用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同时，应该整合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供教师和学生可以实时和延时在线学习的、共享的网络学习和教学平台，并以网络教学平台基础，建立汉语学习的终身学习机制，尝试解决汉语学习延续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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