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祥 李培健

浅探生命化文学理论形成的因素

吕祥 李培健

具有生命化或人格化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特点。要准确地把握和理解生命化的文论观，就必须追根溯源，从源头来探讨促成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因素。

生命化;文学理论;形成因素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人为本。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钟书先生就提出中国文学批评固有的一个特点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1］。“生命化”文学批评理论史着眼于文学作品的实质内容，是对作品本体所作的本质概括，彰显出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内涵。如同苏珊·朗格《艺术问题》里提出的“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这使作品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

一 中国古代生命化批评理论的整体风貌

中国古人长期把文学艺术当作生命的体验或生命有机体来对待，他们赋予文学以内在的生命，又以生命的体悟来感觉着、批评着、观照着文学的存在形态和表现形态。因此，中国谈论文学问题习惯使用种种拟人化的比喻，诸如清人王铎《文凡》:“文有神，有魂，有魄，有窍，有脉，有筋，有奏理，有骨，有髓”［2］之类的说法在中国文论史中随处可见，形成了一整套以人之象为中心的“人格化”文论批评术语。张利群在《论中国古代批评范畴的类型特征》一文中，将人格化范畴划分成三种类型——生理性、心理性、整体性。［3］

生理性的范畴系统，就是将文本构造等同于人体的生理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