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喜

﹙1．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00；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宋人接受柳宗元在方法论上的成熟及其文学意义

杨再喜

﹙1．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00；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相对于中、晚唐和五代而言，宋人在接受柳宗元的方法论上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在散文领域，由晚唐的“韩、柳并提”之法拓展到“韩、柳、欧、苏”同流的“文章四大家”之说。其二，在诗歌领域，柳诗第一次被发现和大规模接受，分别形成了诗学史上的“陶、柳”和“韦、柳”之论。其三，在唐代“知人论世”之法的基础上，欧阳修把他作为自己“穷而后工”理论的践行者。其四，柳诗的“第一读者”苏轼开创了著名的“删诗”之法。上述四个方面，给后人接受柳宗元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具有各自的文学意义。

两宋；接受；柳宗元；方法论；文学意义

但在两宋时期，对于柳文和韩文的历史定位，由于柳宗元和韩愈对待儒、佛、道的不同态度，杜牡的“韩、柳”并提之论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导致其文学不同的接受命运。韩愈以排佛而出名，以为儒、佛不相容，认为儒、佛之间的关系是“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原道》，王伯大《别本韩文考异》卷十一），而柳宗元坚持“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亵”（《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河东集》卷二十五）和“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柳河东集》卷二十五）的态度，为此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