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玉，江守义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赵翼生活的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1]。不仅如此，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

一

(一) 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想

梁启超曰：“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2]的确，清初的学者大都摒弃王阳明的心学，他们想用“经世致用”来挽救“衰微的学术”。社会的大变革致使引领明代的“陆王心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潮流，一些学者感受到空谈内圣对社会并无多大作用。于是，王学受到了很大的挑战。顾炎武率先发难，对王学发出猛烈攻击。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3]于是，他大力倡导“理学即经学”，力求从古经中求得真学问。钱钟书说：“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在。”[4]清初的学者为了使自己在与王学的论争中取得主动，纷纷与顾炎武相呼应，大力提倡到古代典籍中去寻找真理，以求治世救国之道。这种新风气的确立，唤起了人们“求真”的理念，为有清一代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于是，以实证考据为特色的乾嘉汉学逐渐形成。

到了乾嘉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以及中国学术内部的发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学术发展至此，进入了一个对以往成果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于是，以考据为特色的乾嘉汉学应运而生，并在经学、文献学、历史考据学、诸子学、哲学等学术思想中脱颖而出，且占据了清代学术的主导位置。尽管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形式还不能代表整个清代学术，但其取得的成就足可以傲视学术界。

(二) 乾嘉考据学及形成的原因

清代考据学，又叫 “朴学”，但大多用“汉学”来称呼之。为了行文方便，我们统一说成是“乾嘉考据学”。

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5]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有认为是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使得文人不敢妄谈政治；也有认为是社会的因素，乾嘉时期的社会有适合考据学发展、壮大的土壤；也有从学术史内部找规律的，他们认为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所致等等。笔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也不例外。

其实，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古已有之，《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6]孔子在这里强调了文献资料考证的重要性。俞樾也曾言：“读书必须逐字校对，亦孔氏之家法也。”[7]可以说，考据在孔子时代也已有之。而其他朝代也都存在考据的情况，只不过没有形成一种学问而已。如：汉代司马迁面对当时典籍极多的情况作了大量的“考信于六艺”[8]的整理工作；东汉王充、张衡；北齐的颜之推；唐代的孔颖达；宋代司马光、沈括；明代杨慎、方以智等等。正如郭康松在《清代考据学研究》中所说：“真正意义上的考据学是在明代中后期萌芽，在清代才最终发展成熟，此前只有考据而没有考据学。”[9]

探究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寻找：

第一，在外部因素上，乾嘉时期是清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比较稳定，清初文人倡导的 “经世致用”思想在这里不能得到很好的拓展。清朝统治政权日趋稳定，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民族复兴事业亦不如清初那般壮大，文人们已经渐渐适应了时代的生活，加上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兴“文字狱”，使得文人对政治望而却步，只有一头钻进古代典籍中去追寻先贤的足迹，与先贤交谈。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汉民族的文化、思想也倍加推崇，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学术研究上。他们在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同时想用学术的思维来转移文人们“经世致用”的头脑。同时，明清之际藏书之风的兴盛也为考据提供了外在的帮助。

第二，在内在逻辑上，乾嘉时期考据学的繁荣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余英时先生较早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认为明代儒学内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论争甚是激烈，且不相上下，于是只能回归到儒学的经典中去寻找答案。尽管余先生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是他提出的学说给一直以来从乾嘉的外围找乾嘉考据学兴盛原因的学者们一个警醒。纵观中国传统学术，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一直由儒家经学主导。而汉学与宋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所谓汉学是指“汉代经学”；所谓宋学是指“宋代理学”。 其后，宋学又分裂出来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汉学以“经世致用”为主导，强调“外王”之道；而宋学则以“理性治心”为主导，强调“内圣”之道。儒学的两个阶段伴随着社会的各种因素以及自身的内在规律在中国学术史上此起彼消地交替发展着。引领明代的“陆王心学”所倡导的“空谈心性”已不能适应风云变幻的社会，清初的学者提出学术应该要“求真务实”。于是，学术风气由“空谈心性”逐渐向“求真务实”转移。乾嘉时期的学者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的考据精神，并使之成为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很大的“乾嘉考据学”。

很多学者认为，乾嘉考据学只是买椟还珠地继承了清初学者的考据学，而丢掉了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有偏颇的。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者并没有丢掉清初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互相影响的，清初的“经世致用”是由当时的社会所造成的，而乾嘉时期有适应考据学的土壤。乾嘉考据学的斐然成绩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大量的古代典籍在这个时期得到整理、归纳，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如果没有乾嘉时期对《墨子》的整理，今天的我们就很难看到这么完整的《墨子》。又有谁能说对文化的考证、整理不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呢？难道只有直击政治才是“经世致用”吗？而且，乾嘉的考据学者也是关注社会政治的，并非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钱大昕在《小学考序》中说：“夫书契之作，其用至于百官治，万民察，圣人论为证，必先正名，其效归于礼乐兴，刑罚中。张敞、杜林以识字而为汉名臣，贾文元、司马温公以辨音而为宋良相。”[10]钱氏旨在说明纯粹的学术研究对社会也是有用的，只有博学之人才能成为经世之才。论及学术经世，晚清学者陈澧认为：“吾之书但论学术，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意专明学术，幸而传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后。”[11]所以说，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主要是由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致。

第三，清代学人的心理因素也是促使考据学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在清代，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传奇、杂剧，清代学人普遍都觉得难以超越前人。怎样才能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呢？他们认为，对古人遗留下来的典籍进行考证和整理；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批判创新也不失为一种进步。于是，清代学术进入了对传统学术的总结时期。(这当中也有例外的情况，如赵翼就不认为清代比以往朝代逊色，他在《论诗》当中以“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豪情壮语来表达自己超越前人的理想。)

第四，清代学术界的派别意识很强，这也是促使考据学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唐代的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尽管他们的创作风格不一样，但他们都是一个人奋斗。可清代不一样，一个人做学问，他提出一个问题、发表一个见解会得到其弟子及门人的大力追捧。久而久之，一个派别就产生了。考据学在清代能得以发展，与这些派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乾嘉考据学慢慢发展壮大，变成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学术界称之为“乾嘉学派”。笔者认为，但凡一个流传世间长、影响较大的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分出不同的派别，乾嘉学派也不能例外。关于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5]其实，学术界对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一直存有异议。笔者认为，对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对研究清代学术是有意义的，它能让我们更能精确细致地把握乾嘉学术思想的精髓。赵翼生活在乾嘉汉学盛兴的时代，与这些乾嘉派别代表人物常有交往。所以说，其思想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在此，我们将梳理出赵翼与当时影响较大的吴派、皖派以及扬州学派思想的异同之处。

(一) 赵翼与吴派

所谓吴派，是指乾嘉之际以苏州地区的“家学”为核心的由江南学者组成的汉学研究群体。所以说，吴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它的主要成员都是来自于苏州府籍。吴派以恢复“汉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惠栋，其后学有沈彤、余萧客、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等。惠栋以汉儒学说为基础，力图建立一个纯粹的儒学传统。彻底的“宗汉”原则一直贯穿于惠栋一生的学术中，他坚决拥护“汉学”的绝对地位。他的治学方法为：“以经为纲领，以传为条目，以周秦诸子为佐证，以两汉儒者为羽翼，信而好之，择其善者而从之。”[12]这种宗旨和方法在乾嘉考据学实属良策，但是其完全的“宗汉”思想则约束了这个派别的学术创作。

考察赵翼的学术思想，可以见出，赵翼对吴派学术有继承也有超越之处。

首先，赵翼对吴派扎实的考据功底和释经能力是佩服的，尤其是对当时享负盛名的考据学钱大昕更是钦佩不已。其《廿二史札记》作成后，赵翼专门去拜访钱大昕，并请钱大昕为之作序。可见，赵翼对考据学的由衷折服。

其次，赵翼与吴派的治学方法和宗旨又是不同的。赵翼对吴派所崇尚的“汉代经学”持怀疑态度。赵翼年少时家境贫寒，因此他不能像王鸣盛、钱大昕那样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能够阅读大量的古代经典。年少时对读书考功名之事更为不屑一顾，若不是在其父好友的提携下，他是不会去读那些为了应付考试的书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赵翼骨子里有一种敢于对传统文化挑战的精神，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指明了一个方向。梁启超曰：“清学家既叫人以尊古，又叫人以善疑。既尊古矣，则有更古焉者，固在所当尊。既善疑矣，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2]赵翼在“尊古”和“善疑”之间更倾向于“善疑”。这在“尊古”之风大盛的乾嘉时期是需要有勇气的。当然，这种对学问的怀疑精神促使了赵翼不拘泥于古的创新思想。其《陔与丛考》是一部笔记体考据著作，是赵翼从贵州罢官回乡后的读书笔记。它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对典章制度考证，也有对风俗名物的考证，其说颇能辨明源流。刘叶秋先生给予《陔余从考》很高的评价：“包括之下，不下于《日知录》”[13]其实，赵翼虽立足于考据，但是却又突破了乾嘉考据的原则。赵兴勤先生认为：“瓯北的《陔余从考》，虽然也是以考据为主，但却不是以学问为目的，而是在考证名物、制度、风习、礼仪的基础上，对种种现象作文化的整体关照。”[14]应该说，赵翼是在宏观上去关注学术的发展，这与乾嘉学术的微观考据之风是相违背的。但是，从整个学术史的高度看，赵翼的怀疑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恰是乾嘉以后学术的向导。嘉道以后，国运日趋衰微，乾嘉考据学也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经世致用”又为学术界所倡导，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争。可以说，赵翼在这一点上是有眼光的，他看出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走向，并敢于言明之。

(二) 赵翼与皖派

皖派因源于安徽而得名。安徽是清代考据学的发源地之一，出现了像方以智、梅文鼎、江永这样的考据大家，其后的戴震在前辈成就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创立了属于自己风格的皖派。皖派的立派之本也是考据，这一点和吴派并无异议。但是，在治学宗旨上二派又有不同之处。钱穆曾用发展的眼光来评价二派之不同，他说：“今考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朱述宋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先，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15]的确，皖派的初衷确是述朱学，起初不及吴派之博，后来慢慢超越了吴派。(也许，在著述成就上不能超越吴派，但是在学术思想上确是比吴派进步的。)惠栋强调唯汉为宗，主要强调的是考证，认为最古的便是最真的。而戴震在承认惠栋考证的基础之上认为，应该在各种诠释当中寻找一个最为恰当的解释。另外，戴震在潜心考据之时，更重视的是“闻道”。更为可贵的是皖派的考据学扩大了考据的治学范围，这些都是当时别的学派所没有的。

纵观赵翼思想，与皖派的思想确有很多暗合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强烈的政治抱负。戴震的考据学包含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和“经世致用”的精神，而赵翼的报国思想也很鲜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开放的思想观念。乾嘉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不断倾入中国，尽管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但是在文化等各个领域，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是很大。戴震认为应当正确地对待西方的文化和物品的侵入。而赵翼也认为要合理地对待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在任广州知府期间，因为广州是一个沿海城市，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影响很大。赵翼不像那些传统的士大夫那样保守，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西方的文化和流入中国的商品，他在《陔与丛考》中曾多次描述过西方的商品。二人的这种思想是为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赵翼与扬州学派

扬州学派是以扬州为中心而辐射四周的一个地域性学术流派，是乾嘉汉学由巅峰时期渐趋衰落时而分流出来的一个流派。扬州学派起源于戴震之学，而兼吴派和皖派之长，其代表人物有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王引之等。

扬州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的聚居地，古人有：“烟花三月下扬州”之句，扬州确实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乾嘉之际的扬州，不仅市场繁荣，而且文化也很鼎盛，当时书院林立，文坛大腕如云。安定书院、敬亭书院、梅花书院等书院孕育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惠栋、戴震、姚鼐、赵翼、杭世骏等大家都曾先后来到扬州掌教、交流。可以说，扬州学派是集乾嘉汉学的一大成，是对乾嘉汉学的一个整合、总结的流派。

赵翼于1784年主扬州安定书院讲习，时年58岁。在扬州期间，赵翼和李保泰、沈业富、范起凤等人交往频繁。特别是李保泰，对赵翼学术上的帮助很大，且赵翼也非常尊敬他。

可以说，扬州是赵翼学术思想得到整合和宣扬的地方，赵翼在和扬州学派诸人的交往中，得到很大的益处，为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钱钟书先生在《七锥集》中是这样谈论艺术家和所处时代风气的，他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4]不仅是艺术家，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他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乾嘉考据学对赵翼的影响很大，在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赵翼的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诞生。在这部著作中，赵翼将辩证发展的唯物史观运用到治史当中，并且影响了其诗学思想。

赵翼为学、做官、交友、执教的丰富经历对其诗学思想的产生起到很大的作用。为学的艰辛使他知道读书的不易，更加促进他的勤奋好学；官场的起伏让他看清了官场的黑暗、百姓生活的艰辛；交友的广泛使他的思想有一个充分展示的空间；执教的豁达让他更能充分掌握时代学术思想的变化。种种人生百态体现在赵翼的身上，作为诗人，赵翼将这些经历写进诗中，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参考文献]

[1] 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 顾炎武．亭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 钱钟书．七锥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6.

[6]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俞樾．春在堂杂文[M].光绪二十八年刊本.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 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M]武汉：崇文书局，2001.

[10] 钱大昕.潜研堂集[M].吕友仁，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1] 王钟翰．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 刘墨．乾嘉学术十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6.

[13]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 赵兴勤．赵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