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永锋

(中共平凉市委党校，甘肃 平凉 744000)

政治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环境关系的一种理论和方法。政治生态学借助于生态学的方法，从政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与发展”[1]。政治生态理论把政治系统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视作有生命的系统，从而运用生态系统的观点，理解和把握政治机体的内在结构和联系，以便更科学地认识政治现象。“探求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或者国家与社会的生态关系、国家与公民的生态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生态关系，是政治生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上述诸对关系的良好的生态互动，成为政治生态理论研究的理论诉求。因为，任何生态体系，都离不开其赖以产生的源头。”[2]政治生态学的理路，就是从政治生态学的视界来认识政治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更符合逻辑与理性，能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向前推进，使各要素之间能够统筹协调发展。

一、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统治与治理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而行政权力与行政职能的扩大并没有带来优良的社会服务，反而是鞭长莫及，并且造成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的萎缩，使政府失灵。这必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建设与指导转换为社会服务与治理，这样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结构。统治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命令式管制，使社会失去活力，掩饰矛盾和冲突，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将背道而驰；而治理是一种政府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是政府社会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契合，在当代，表现为一种善治，善治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良好结果。只有政府与社会的良好合作，才能使政府从统治趋向治理，对社会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调动社会，尤其是“第三部门”的积极性，分担政府的责任与负担，让社会参与到政府失灵的部位，使政府职能逐步回归社会，还权于民，才会提高公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认同与信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当然，要求政府真正地彻底地还权于民，还得有一个经济发展和历史运动的过程。统治在我国当代还有一定的空间，但随着治理的兴起，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对统治与治理的良好结合，让善治成为政府行使职能的基本理念。在政府不能行使好自我职能的领域，应该部分地还权于社会，让第三部门予以积极配合，使政府的权力与社会公民的权利得到政治层面的和解。这样才能破除政府的垄断，使政府得以再造与整合，适应变革中的社会需求，让公共资源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得到共享，提高政府效力。因此，公民社会的培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只有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得到适当的平衡，才会让社会与政府的博弈转向有利于公民利益的方向，不仅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也提高了政府的实效性；不仅满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增强了公民参与构建的积极性。所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在于统治与治理的良好契合。也就是说，在适当的领域，政府在一定的时间保持必要的统治外，更需要治理理念的贯彻。在当代，政府的善政也就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确之维，公民社会的构建与引导更是当务之急。

二、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公平与效率

追求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被学界称为“斯芬克司”之谜，难以抉择，但这并不等于二者就是绝对的矛盾。只要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相结合，也就能找到二者的融合点，使效率为更大的公平做好准备，让公平为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找到生长点。在过去，由于历史原因，使我国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趋于崩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我国经济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市场的盲目性与追求利益的极端性，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使人们产生了对市场的怀疑与批判。从本质上来说，这并不是市场的原因，而在于对市场手段的战略调整。在当代，由于“效率优先”及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分化，已明显地使经济效率本身的提高遇到了障碍，同时，对社会公平也提出了挑战。随着政府对我国现存矛盾的反思，对国际经验的总结，把社会公平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以化解效率的单向之维，初次分配注重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而让民众能够切切实实地从改革的市场经济中得到实惠，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与精神资源。当然，社会公平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是建立在一定效率基础之上的，离开了效率来谈公平只能是空想，所以作为政府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为社会公平做好物质储备；同时，要贯彻公平原则，让公平正义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最高准则，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从根本上说应当是不相矛盾的。公平与效率的根本性统一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资本主义并不缺少效率，它所缺乏的是真正的社会公平。”[3]因此，在当今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把公平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才能使社会与市场协调发展，让社会有公平，让市场有效率，让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得到和解，融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

三、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私与公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围绕资源配置权力而展开的。政府实现资源配置的基础是其掌握的公共权力，而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基础则主要是个人依法享有的个人财产权。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往往不受利润原则的支配，而受国家利益的制约，因而在参与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完成。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而个人的自由选择又是基于个人权利的市场契约关系来实现的。因而，必然会发生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矛盾与冲突。恩格斯说过：“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阻止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出现了冲突，政府代替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政府只能来弥补“市场失灵”，提高服务，促进公平。众所周知，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整个市场化改革一直以政府的放权让利为基调，政府的放权让利的程度决定着个人产权的边界。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保护个人的产权，维护个人的权利。个人也不能以自己的私利而侵犯国家的整体利益。当然，在现时代，我国更多的是对集体、政府利益的凸显，以公共利益、集体利益等道德要求，削弱了个人的市场权利。要突出个人权利，体现对个人价值的极大尊重，方能体现和谐社会的人文关怀。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反对任何以政府的价值目标的公益性、崇高性为由，去否定个人具体的正当的价值追求，也反对要求社会公众以牺牲具体的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集体利益。尊重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价值追求，要求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不随意对个人提高道德要求，正确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327.

[2]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154.

[3]俞可平.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