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四代，王海林

(1. 武夷学院暨福建省统战文化研究基地，福建 武夷山 354300；2.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在工具理性张扬、市场原则至上、实证主义经验论普遍化的背景下，乌托邦在“报复式批判”中逐渐被人们遗忘。这既与以前对乌托邦的认识有关系，也与理想主义被淡化相关联。但如果发掘国内外学者对乌托邦的论述，又会发现它仍然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因此，有必要对乌托邦思想进行必要的理论辨析。

一、乌托邦的两重含义

“乌托邦”是以16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小说为世人所识从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描绘了不同于当时英国的一个海岛上人们的生活，体现了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严复在《天演论》中认为人类进化必臻于“通功合作，互相保持”的境界，并且说，“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断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将非由任天行之自然，而由于尽力于人治，则断然可识也”[1]30。

在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乌托邦往往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等同，认为它不能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把理想社会的实现建立在启发人们的善良本性上；不是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寄希望于精英人物，主张阶级合作；不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论证理想社会的必然性，而是根据人道主义批判现实，追求理想；它的意义是与历史发展成反比的。

其实,乌托邦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一种与现实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理想目标规划，它是人们不满于现实而提出的一种理想状态，而且往往对这种理想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二是作为一种在对理想追求中体现出来的超越性批判精神，它反映着在苦难中行进的人们在追求理想中体现出来的现实批判意识。在许多乌托邦思想家的著作中二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前者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思想家的设想中是不同的，后者则是乌托邦思想发展一以贯之的精神。

二、乌托邦与现代性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乌托邦有不同的批判对象和理想目标设计。但乌托邦之所以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是与现代性的悖论相联系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和发展动力。它以理性主义为核心，追求科学技术发展、效率提高，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人的祛魁。它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推动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它又是资本主义得以确立和矛盾的根源。它在科技发展中导致理性至上和人类中心主义；在效率追求中以市场逻辑为最高准则，造成了贫富分化的加剧；使自由平等的实现与财富相联系，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把人从传统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又造成资本对人的奴役，形成人的异化，等等。现代性是一柄双刃剑，形成了自己的悖论。艾森斯塔特说：“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2]67现代性的分裂或悖论在其自身逻辑中是不能解决的，必须求助于超越性批判精神。

乌托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它以一种不与资本主义相共谋的精神，批判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并且在现代性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上谋划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呼唤人们的善良本性，教育人们追求崇高。在不具备革命条件的情况下，推进着社会的改革。拉塞尔·雅各比说：“我们并非只能在理性的建议和非理性的乌托邦两者之间作选择。乌托邦思想既不曾破坏也没有贬低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切实可行的改革有赖于乌托邦的梦想——或者至少可以说，乌托邦理想推动着与日俱增的进步。”[3]2-3

三、乌托邦与意识形态

社会的危机往往造成旧的意识形态不能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使旧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新的阶级又往往用新的理论向旧意识形态发起攻击。卡尔·曼海姆认为：“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存在过超越现在秩序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并没有以乌托邦的方式起作用。相反，只要它们被‘组织化地’和一致地与该时期的世界观特征结成一体(也就是说，它们不提供革命的可能性)，它们就是该阶段合适的意识形态。”[4]397乌托邦追求更多地发现现存秩序的否定因素，朝向这种秩序所不能包含的东西。因此，它往往有一种反秩序倾向。超越现实的思想追求有些是可以实现的，它就转化为意识形态，许多理想主义的不可能秩序化的追求就成为乌托邦。

卡尔·曼海姆赞同拉马丁“乌托邦常常是早熟的真理”的论断，他说：“那些处于上升阶段的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通常浸透着意识形态因素。”[4]409并认为：“我们应该根据乌托邦因素的变化去理解在我们能讨论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将变得与物没有两样。于是我们将会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的自相矛盾状态，也就是说，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这样，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但亦是英雄般的发展之后，在意识形态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当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4]539这就不仅肯定了乌托邦的超越性，而且阐释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四、乌托邦与民粹主义

在传统社会里存在着一种直接反映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愿望的乌托邦。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5]377以直接的方式反对剥削与压迫是这种乌托邦的特点，农民往往借助宗教结成团体实行有无相助，同舟共济。但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团体也往往流变为“游侠”。“民粹主义常常倾向于用其所选择的民众的理想化的观点来确定自身，并把它们置于相似的理想化的背景之中。”[6]4在传统社会里，统治阶级都要把统治秩序视为天经地义，而现实的黑暗又使被压迫者对它进行仇视。“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存在着民粹主义。”[6]15

民粹主义“赞美普遍人的品德，并以浪漫的眼光来看待生活方式和美景”[6]7，因而与乌托邦有不解之缘，或者说它是乌托邦的一种形态。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仍然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思潮。它往往把民众的意见置于精英的见解之上，认为民众的要求天然合理。这就容易被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所左右，使参与其中的个人失去理性判断，并不具有思辨性的超越的理想追求。从对现存秩序弊端的否定上讲，它与乌托邦有共同之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它往往不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想。保罗塔特说：“民粹主义是一张晴雨表，透过它，我们可以诊断代议制政治体系的健康状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民粹主义者的解决方案，而是意味着我们对民粹主义的出现应该敏感。”[6]156

五、乌托邦与文学浪漫主义

许多传世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因其透视现实的深刻性和表达出的理想追求而体现着永恒性。这样，也就必然与乌托邦有一种不解之缘，许多著名的乌托邦思想家都是以文学作品表达自己思想的。赫茨勒说：“乌托邦思想家在他们各自所处时代，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思想上富于独创性和建设性想象力的人。他们所设想的美景需要富于想象的天赋才能。这种天赋与创造歌曲和小说的灵感或与诗人和画家的魅力是如出一辙的，然而却又是真正的社会巨匠所特有的建设才能……这些乌托邦思想家都站在未来的土地上，向人类展示摆在他们面前的美好生活。这些乌托邦思想家都有同样的伟大灵感和高度热情，对所持的理想坚定不移，并对推动世界的改进持强烈的愿望。在阅读他们留下的著述时，读者首先看到的只不过是些近似理想主义者或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究所作稀奇古怪的幻想罢了，但很快就会感到这些思想家内心深处的痛苦及蕴藏的强烈同情心；了解到他们力图把人们从目光短浅或苦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迫切心情；以及为了实现他们长期以来苦苦追求美好的未来而精心设计的新方案。他们是面对着一片荒野却看到一座乐园的人。”[7]251-252

霍克海默说：“自从艺术成为自律的，它就存续了从宗教中脱胎而来的乌托邦。”[8]47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深邃的洞察力，才使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正是因为有寓批判和追求于乌托邦的内在灵魂，使之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之作。文学艺术作品往往不像理论著作那样有一种直接的判断性和逻辑性，但它们又以形象化、浪漫化的方式表达着时代的主题，又往往站在未来的立场反思和批判现实，从而能够激发出人们的良知和想象力，使人们摆脱现实的困惑，形成面向未来的精神。

六、乌托邦与宗教

乌托邦与宗教曾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从对不同于现实的理想追求上讲，二者有一定的共同点。但宗教劝人顺从现实，以求在“彼岸天国”里得到永生；而乌托邦在批判现实中追求理想社会，不必然有彼岸意识。宗教有可能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乌托邦则是一种不与现存秩序共谋的边缘化思想。拉塞尔·雅各比说，启示录“对未来世界的描述，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慰藉幸存者，激励他们信仰耶和华。启示录者，为正直的人描绘出一幅胜利在望的图景，以作为对他们忍受目前困难的报偿。启示录还对把要相信耶和华的正义性同他的臣民在世间受难相衔接所引起人们的困惑不解提出答案，也给人们带来关于救世主、救世主王国、复活、宇宙的起源、犯罪的原因等种种思想观点”[7]52。也就是说，宗教往往教导信徒忍受现实的痛苦，把自己的灵魂置于没有罪恶、诱惑和阴谋的境界之中，以与耶和华同在，从而为自己在上帝面前准备好永恒的精神住所。早期乌托邦往往脱胎于基督教的天国理念，但又带有异教的色彩，普列汉诺夫认为：“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但那时，社会主义仅仅是个别人的信仰，充其量不过建立了几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宗派而已。”[9]492恩格斯则分析了宗教改革与德国农民起义的关系，这种起义纲领的特色恰恰是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主张在人世间建立“千年太平之国”。宗教的天国是静止的、永恒的，乌托邦则是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不断向前推进思想，并且在“去宗教化”中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

乌托邦虽然与各种政治文化现象相共生，但是正确的东西是通过错误的东西来界定自身的。在现实性上，也许乌托邦也不是真理，但是，柯拉科夫斯基认为，乌托邦“所赋予真实运动的意义，在于实现一种产生于纯粹精神领域而不是当下历史经验中的理想……但一旦乌托邦成为现实社会意识，它便侵入了群众运动的意识，成为其重要的驱动力。乌托邦使理论与对待思想的领域渗透到实际思想领域并主宰人的行为。乌托邦奋力所要改变的，是不可能由‘现实的’即时行动来完成的，远远超出可预见的将来，而且无法预先谋划。但乌托邦仍然是对现实有效的行动工具或策划社会活动的工具”[10]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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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M].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4]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姚仁权，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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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普列汉诺夫，等.俄国民粹派文选[M].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陈周旺.正义之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