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增花

(吉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西方的实践哲学发端于亚里士多德。他不仅明确提出了实践概念，而且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实践哲学理论体系。然而其实践尽管提出了本身即是目的，注重具体实践的研究与探索，但并未进行哲学上的反思，仍旧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康德的实践观尽管赋予伦理实践以形而上学的特殊而至上的地位，但却限定于本体界，无法与具体现实的人的活动通达一致，是一种纯义务的道德实践。黑格尔的实践观意欲克服前人实践观上的经验性、先验性以及实践领域里理论与具体生产实践的分裂，在继承、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他的实践观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以历史的视角展开对实践的探寻，由此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实践的概念。

一黑格尔在批判康德的基础上对其伦理实践进行了积极改造，使实践不仅仅停留在主观领域，同时也是对客体的改造，为实践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与康德一样，黑格尔同样认为伦理实践高于理论认识，且伦理实践是实践的最主要形式。但黑格尔并未停留于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康德实践观的致命缺陷，“正如理论同客观的感性材料相对立，同样，实践理性也和实践的感性、冲动、嗜好等相对立。完善的道德只能在彼岸……因此在实践理性里自我意识被当作自在存在”，“思想的丰富内容只是在主观形式中展示出来，得不到实现和证实”[1]292-294，303。

在黑格尔看来，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劳动。通过劳动，实践真实而具体地得以展现。黑格尔将实践过程概括为行动的三个环节，即目的、手段或“目的的实现”、被“创造出来的现实”。“行动最初出现为对象，当然还是一种属于意识的对象，亦即是说，最初出现为目的，是一种与现存着的现实对立的东西。行动的第二个环节……是目的的实现……或达取目的的手段。最后，第三个环节……是创造出来的现实。”[2]264黑格尔将劳动理解为人的一般劳动，通过这种劳动，对象得以改造，欲望得以满足。这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也是与物的区别所在。实际上黑格尔在这里已经触及到了劳动实践是人的存在的根本体现的思想，尽管是以唯心主义的方式表达的。

二黑格尔的伦理实践观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详尽而具体的论述。

首先，黑格尔揭示了劳动实践的中介性与目的性。他认为，劳动是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的中介，自然界向我们直接提供物质，而劳动则“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质”，使之符合人类的目的与需要，“这种造型加工使手段具有价值和实用”[3]209。个体的需要要得到满足，从主观性达到客观性只有通过外物的手段，通过劳动活动作为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才能得到满足和客观化，这同时也体现了劳动的目的性。劳动就是有目的地创造价值以满足人们生存及历史发展的需要，通过改变人与自然界间的关系，使之合乎预先的目的。黑格尔讲道：“人在自己消费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人的产品，而他所消费的正是人的努力的成果。……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3]209只有通过劳动，人类才能创造出“价值和实用”；而“价值和实用”也正是劳动的目的所在。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黑格尔批评资本家是单纯的消费者，他们拥有手段，却不从事劳动，不生产任何东西。黑格尔进一步指出，由于人消费的正是人的劳动的产品，是人努力的成果，因此劳动必然使他同自己所有的东西发生关系，必然包含解放的性质。这是黑格尔实践观中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

其次，黑格尔指出了劳动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社会性。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化与不断扩张。多样化与不断扩张的需要的满足使得满足需要的手段与方法也多样化起来。这些并不呈现为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劳动过程中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为一种社会的普遍联系。劳动只能在社会的联系之中，在各个成员的相互依赖中，才能得以进行。黑格尔明确指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但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目的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了自己。”[3]197而“需要和手段作为实在的定在，就成为一种为他人存在，而他人的需要和劳动就是大家彼此满足的条件”。“我既从别人那里取得满足的手段……我也不得不生产满足别人的手段。于是彼此配合，相互联系，一切个别的东西就是这样成为社会的。”[3]207劳动就是个体的“要求”向“外在现实”的转化，是从个别向普通的转化，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劳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个别性与一般性的辩证关系展露无遗。同时黑格尔还指出了由需要的特殊化而导致的分工与分工的异化。“由于劳动随着理智造成的需要的划分而划分，同时它又使自己向着满足这些特殊化的需要而特殊化它自己，于是我们就得到劳动分工的原则。”[4]183需要的多样化引起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多样化，从而使生产细致化进而导致分工的产生。分工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同时也使劳动的社会性走向深化，加剧了劳动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协作。但是不可避免，分工也带来了消极后果。“劳动分工越广泛，就变得越缺乏精神，越机械，越加贬低人的地位。”[5]152可以说，黑格尔已经非常敏锐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呈现出的非人性、异化性。

最后，黑格尔揭示了劳动中所内蕴的经济关系。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中明确指出：“我们对历史的最初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源泉。”[6]58-59需要，对一切需要对象的占有欲构成了人们行动的唯一源泉，人类的历史就发端于此。正是由此，黑格尔提出了一套关于需要的体系。这个体系由需要、劳动与需要的满足共同构成，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人的需要都要借助于劳动、借助于他人作为中介而得到满足。“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且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3]210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劳动中，主观的利己心体现为“普遍而持久的财富”。而随着劳动的深入，历史的发展，个人欲望的自私心必然会转向对共同体利益的关心。黑格尔所理解的“需要的体系”实质就是物质生活关系的体系。马克思曾指出，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现代世界”的产物，实质就是指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中独立的个人，是“各种需要的总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他把别人都当作手段。“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3]197但是，这种个体需要的满足又必须“同众人的生活，幸福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3]198。

实际上，黑格尔已经指明物质利益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直接作用及它的实现的现实依据——“这种联系”，即人与人在劳动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由于看到了劳动中所内蕴的经济关系，黑格尔才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就表现为伦理精神的丧失。“市民社会在这些对立中以及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也提供了为两者所共同的生理上和伦理上蜕化的景象。”[3]199对物质利益与经济关系的探寻使黑格尔的伦理实践观独树一帜，超越了前人。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常常不得不从朦胧不清的唯心主义顶峰落到经济关系的具体地带上来。每一次只要他求之于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关系就能使他从唯心主义使他陷入的暗礁中脱离出来……”[7]487-488

三黑格尔的实践观在哲学史上有着突出而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他看到了自亚里士多德哲学以来的实践观的内在缺陷，即如何实现实践的殊多性与普遍性、抽象性与现实性、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为解决这些问题，黑格尔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他第一次对实践尤其是劳动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第一次将生产实践纳入实践范畴中。对生产实践的深入挖掘，使黑格尔看到了其内在的中介性与目的性、社会性与普遍性及其内蕴的经济关系。这些认识对解决前人所困惑的目的性活动与手段性活动的统一、人类历史的现实生成与发展以及隐藏在经济背后的现实的伦理关系提供了积极的思路，也为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做了积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曾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成才有可能。”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实践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马克思同时又指出：“黑格尔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他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8]101马克思看到，尽管黑格尔的实践观有着光辉思想的闪烁，但仍然无法掩盖其浓重的神秘与唯心色彩，其劳动实践理论的内容无论多么丰富，都无法走出绝对精神论域的界限，因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精神的道德实践。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宋希仁.伦理的探索[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5]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6.

[6]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

[7]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74.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