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勇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进入民国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与国内的政治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外患与内乱的局面反而日甚一日。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国人在政治方面的热情与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众多的仁人志士为寻求一条有效的施政理念而不断努力探索，何思源便是其中之一。何思源(1896.7.30—1982.4.28)，字仙槎，山东菏泽人，爱国民主人士。作为一名地方大员，何思源在长期的仕途生涯和艰难的军事斗争中形成了独到的“求生”政治理念。在学术界，关于何思源在教育领域、学术领域成就的论文、著作颇丰，但对其政治领域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拟从何思源政治理念形成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历史定位等三个方面试论其“求生”的政治理念。

一、何思源政治理念形成的背景

(一)20世纪初期中国的时代背景

步入20世纪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日益艰难。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政府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随后的八国侵华战争中，清政府更是一败千里，《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最终沦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工具。面对列强的苛刻要求，慈禧不仅不思上进，反而为列强能继续承认其统治地位而感激涕零，并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伴随着经济近代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发展壮大。面对列强竞相瓜分、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加上清政府在“新政”中玩弄骗术，最终使资产阶级中的立宪派向革命派靠拢。在多方的共同作用下，清帝被迫于1912年逊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为顾全大局，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权力移交给了实力派袁世凯，中国进入北洋军政府统治时期。

由于列强权益的分配不均，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协约国与同盟国展开了四年的厮杀。双方在远东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德、日争夺山东权益上。在日本的极力鼓动下，时任政府总理的段祺瑞从自身利益出发，宣布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战争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当收回同盟国在华的一切权益。但在凡尔赛会议上，英、法、美、日等国不顾中国的国家利益，擅自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国人极其愤慨，最终引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二)外来政治思潮涌入的社会背景

为使中国能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行了苦苦探索，从辛亥革命到反袁斗争再至国民政府的建立，探索历程可谓充满了艰辛与磨难。

民国取代清王朝后，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国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为外国的各种政治思潮的涌入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各种外来政治思想更是得到了迅速传播，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在这次政治思潮的涌入中，包含了各种社会制度的各种政治主张，如：资本主义思想中的改良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地非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等。

在外来政治思潮风靡中国的时候，正在北大求学的何思源如饥似渴地广泛接触各种政治学说。在此期间，何思源“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1]983，极大地开阔了何思源的政治视野。

(三)何思源之教育背景

何思源出身于书香世家，虽然家道中落，但他仍接受了正规的传统教育。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这使得何思源拥有良好的国学基础。1909年，何思源考入菏泽公立普通中学堂[注]1913年，菏泽公立普通中学堂与官立中学堂合并，组成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后改称山东省第六中学。。在中学阶段，何思源深受王鸿一[注]王鸿一(1874-1930)，名朝俊，字鸿一，出生于濮州沈口里刘楼村(今属山东省鄄城县张志门乡)。民主革命时期革新派，教育家,菏泽一中奠基人。、葛象一、丛禾生等民主人士的影响，思想有所转变，他开始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中学期间所接受的新式教育和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初步接触，对何思源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1919年秋，何思源考取官费留美生，同年10月入芝加哥大学并于1921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1922年秋，何思源入柏林大学学习政治和经济。1924年，何思源由德赴法，入巴黎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正是这种留学欧美的亲身经历，使何思源对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施政理念有了深刻的见解。留学期间，何思源曾在国内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过《英法美民主政治之比较》、《德国民族及德国人之国家观念》等文，对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

二、何思源政治理念的主要内容

(一)“求生”是何思源政治理念的核心

由于所处的特定年代以及近代中国的国际处境，“求生”成为当时历届政府的首要职责。何思源不同时期所发表论著的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历史、哲学等各个方面。在他的观念里，中国要求生存、谋发展，政治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求生”便首先成为何思源政治理念所坚持的基本点。

何思源于1934年在《民众周刊》第六卷十一期上发表了《什么是求生教育》一文。在文中，何思源首先指明“求生”乃民众之第一要义，其后再提高知识素养，并最终服务于政治。纵观何思源政治理念的主要内容，“求生”是何思源政治理念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特征。

(二)何思源政治理念的主要内容

1. 政治体制民主化

拥有留学欧美经历的何思源在早期也梦想着自己的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归国之后，何思源发现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比较符合自己的政治主张，便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致力于国民革命，希望能够完成国家统一，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在中国得到建立与完善。

在《英法美民主政治之比较》一文中，何思源对主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何思源通过对英法美等国民主政治的比较，主张中国建立民主制国家，应从实现普通选举、组织民意机关和地方自治制度三个方面予以保障。他认为“普通选举，为民主国家之第一要素”[1]542；“有组织的民意，为民主国之根本要素”[2] 543。在地方自治制度方面，何思源比较认同法国，他认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除立法的明确外，也应有行政上的管辖。以上三个方面的整体实现，中国才有可能建成民主制国家。

何思源对民主政治体制颇有见解，而且也做出了相应的论述，但由于中国的实际国情以及历史惯性的因素，他所主张的这一民主政治体制并没有变为现实。

2.职权分配合理化

近代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权力分配方面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这种情况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何思源历来主张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地方作为中央的下属机构，应处于服从低位，反对地方实力派坐拥割据。同时，中央也应适当地照顾地方权益。只有协调好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才有利于维护全国政局的稳定。

何思源被蒋介石派到山东任职后，先后与多位山东省政府主席相处，因历任省政府主席基本上都是拥兵自重的实力派或是其代理人，所以恰当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便成为何思源工作的重中之重。何思源在与历任省政府主席相处时，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在不同场合明确地表示作为地方政府，一定要服从中央之权威。众所周知，韩复榘的地盘意识比较强，何思源在与他打交道时，时常晓以民族大义、与中央对立的利害关系，希望韩“不要同中央打仗”[1]946，并得到了其保证。同时，何思源为了照顾本省利益针对蒋介石也提出一些建议，中央应避免过度干涉地方事务，从而引起地方与中央的争端。

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威而又不失照顾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何思源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准则。当时的普遍情况是，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矛盾重重，中央很难直接控制地方，政令不通直接导致了基层政权的游离状态。不能不说，何思源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所遵循的政治理念是较为正确的。

3.党政建设规范化

政党建设作为何思源政治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何思源一直比较重视党政体制的完善和党员自身素养的提高。学成归国后，何思源于1927年初由曾养甫介绍加入国民党。1928年初，蒋介石开始二次北伐，何思源为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之职。任职齐鲁后，何思源担任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负责处理党内的日常事务。担当国民党省部委员的职务，为何思源形成党建理念提供了机会。

在党建方面，何思源强调党内民主制，反对宗派主义。入鲁初期，何思源担当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参与处理该省党内的日常事务。为反对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CC派把持各级党务大权，何思源等人在国民党三大上公开对二陈表示不满，结果遭到二陈嫉恨，使其落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失去山东省党部委员。由于何思源的坚持以及韩复榘对国民党山东党部的一系列打击，陈立夫最终改变策略，由抑何转为扶何，并力挺何思源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何思源在党建方面一贯坚持的民主原则，反对结党营私。

此外，何思源还注重加强对国民党员的革命教育，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针对当时国民党员普遍存在的一种散漫情绪，何思源于1929年在《山东教育行政周报》第六十期上发表了《党员应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一文，希望以此激励国民党党员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在文中，何思源强调国民党要有生命力，其基本力量是不可或缺的，而“国民党的基本力量是个个党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1]589。

4.外交事务自主化

近代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就没有了自主权。作为一名爱国人士且任职要位的政府官员，何思源更是深感屈辱。在对外交涉中，何思源向来主张独立自主，不屈服任何外来压力。早在北大求学期间，何思源便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积极响应“外争国权”，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向西方列强妥协。华盛顿会议召开时，正在美国留学的何思源联合留美生向出席的中国代表团请愿，要求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且不能屈从列强之意志。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选用何思源为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并代主任之职。一战后，日本加速了对华侵略，不断侵蚀中国领土并扶植代理人。随着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以及北伐战争的开始，日本深感不安，百般阻挠中国统一，甚至不惜直接出兵干涉。1928年5月2日，何思源从徐州到济南，次日便经历了“五三”惨案，幸得大难不死。何思源后来回忆说，“我是从死尸堆里爬出得以逃生的”[1]991。在此次惨案中，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侥幸脱逃，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人被日军虐杀。经过这次亲身经历，使得何思源对“弱国无外交”有了新的感受，更激发了他恢复自主外交的意识。

解放战争后，何思源调任北平特别市市长，处理协调当地的华、美关系成为其工作重点之一。何思源到任后不久，北平便发生了“沈崇事件”，面对美军的暴行，何思源同情“学运”并力求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解决问题，反对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的一味妥协。

(三)爱国主义是其政治理念的基本体现

近代中国的开端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开始，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真正标志着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列强无休止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每个中国人都梦想着自己的祖国能够独立、富强起来，尤其是民国成立后，这种情绪更为普遍与突出。

何思源曾如此说，“我只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1] 983。在“求生”理念的指导下，何思源在具体实践中，处处体现出了一名爱国志士的风范。早在学生时代，何思源就多次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即使在留学欧美期间，其表现也以维护国家之尊严为重。学成归国后，何思源便投身国民革命洪流之中，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大业。抗战爆发后，何思源以政府文职人员的身份积极投入到抗战之中。解放战争时期，为使千年古城北平和两百万民众免于战火，何思源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以“华北七省市参议会”首席和谈代表的身份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期间，何思源及家人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结果一家六口一死五伤，当时舆论一片哗然，何思源这种“甘愿九死为和平”[2] 284的爱国行动赢得了中共和爱国人士的高度赞扬。

三、何思源政治理念的历史定位

(一)何思源政治理念的历史作用

何思源所秉持的政治理念有其合理的实用性，尤其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境地：国家不能自主行使主权、遭受列强的侵略。在“求生”政治理念的指导下，何思源在北伐战争中，能够投入到中国统一的革命洪流之中；在抗日战争中，能够以文职人员的身份不惜抛妻离子御侮保国；在解放战争中，能够与南京国民政府决裂，转向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政权。

(二)何思源政治理念的局限性

何思源政治理念的内容涉及了政府职权分配、政治体制、党政建设和外交等方面，形成比较务实的施政风格，但其也存在一些不足。

何思源政治理念过于强调基层的决定作用，缺乏全局意识。作为地方大员，何思源很难在全国的高度来统筹政治利益的分配。因而要想兼顾各方，对他来说实非不易。

何思源政治理念带有盲从性。抗战时期，何思源带领辖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老厅长”的美誉；但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他竟置大局于不顾，片面执行蒋的“反共”指令与中共军队发生武装冲突，破坏了山东境内的抗日团结。

作为一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何思源所主张的“求生”政治理念也是该群体在从政时所遵循的原则。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外来政治理念和传统的施政理念不可能适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要想求生存、谋发展，就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何思源政治理念所表现出来的务实风格，恰是南京国民政府施政所缺失的。少部分人的坚持与实践虽不能力挽狂澜，但它却可以作为一面铜镜以资借鉴与比较。

综上所述，何思源先生在从政的过程中，是以“求生”理念作指导的。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政府职权分配、政党建设还是外交方面，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求生”这个根本特征，“求生”政治理念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特殊环境的要求。何思源先生的“求生”政治理念是他从政和探索施政理念历程的结晶，但没有得到推广，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虽然该理念有待改进之处，但它毕竟是何思源先生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我们应当给以充分的理解与肯定。纵使在当代，何思源政治理念的积极因素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马亮宽.何思源文集: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2]王强,马亮宽.何思源——宦海浮沉一书生[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