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甘肃 成县 742500)

现代著名作家萧红从独特的女性视角与体悟出发，以冷峻的笔调、零度的情感和着血与泪在《呼兰河传》中塑造了一个被压迫、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团圆媳妇，并全程展示了她短暂的、非人的生命历程。年仅12岁的团圆媳妇，“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她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1] 84。这样一个淳朴、富有灵气的农家少女，自从进了胡家的门，成了团圆媳妇后，她的婆婆处处看她不顺眼，决心要调教出一个符合她的“规范”与“标准”的媳妇，于是精心策划了“跳大神”、药铺厨子乱开“药方”、还有所谓的云游真人“抽帖”求吉利、当众洗澡等一系列活动，结果是“还不到二月，那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后来听人讲她死后变成了一只小白兔，“若没有人理她，她就哭，哭到鸡叫天明”。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着痛彻心扉的悲哀和透骨的寒意。萧红用她那柔弱的手把令人发指的悲剧写成了一曲悲壮的生命挽歌。本文试从传统婆媳关系和“人性恶”两个角度来论述团圆媳妇的悲剧根源。

一、婆媳因素：婆婆的“长者角色”与“长者意志”

父系家庭成员间大多存在血缘关系，而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就是婆媳，她们只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姻亲，这也决定了婆媳之间难免存在隔阂或代际问题。“多年媳妇熬成婆婆”，这种民间说法也揭示出传统家庭中的婆媳角色定位，即“婆婆作为家庭的主要经营者与管理者，对媳妇行使家长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身为媳妇，还要受婆婆的统治，处境之低劣是可想而知的了。……这种封建的家庭关系和伦理之争，往往是婆婆处于优势，对媳妇进行虐待、欺压甚至打骂。”[2]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人物科塞把社会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物质性原因，第二类是非物质性原因。其中物质性原因指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家庭系统内部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威关系。“家庭内部的管理是以金字塔形构成的。按照中国社会长幼排序，婆婆自然拥有绝对的权力，婆婆和媳妇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3]。作为管理者的婆婆，要实现其管理目标，就需要一种模式或途径，那就是折磨，通过对肉体的摧残来内化她的心灵，而被管理者——团圆媳妇也就只能自然而然地沦为最底层的所有苦难的承受者。团圆媳妇的婆婆需要树立一种权威，一种绝对的毋庸置疑的权威，于是就给刚过门的团圆媳妇一个“下马威”——暴力。“她的婆婆在井边上饮马，和周三奶奶说：‘给她一个下马威。你听着吧，我回去我还得打她呢……’。从此以后，我家的院子里，天天有哭声，哭声很大，一边哭，一边叫。一直哭了很久，到了冬天，这哭声才算没有了。”[1]86由此可见，婆婆是在对年仅12岁的团圆媳妇实施暴力的过程中才逐渐确立其“权威性”的，除此之外，她还要坚定不移地推行“长者意志”，根据她的“理想模型”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合格”的团圆媳妇。

大娘婆婆说：“她来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狠了点，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冰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清子给擦上了。也没有肿得怎样高，也就是十天半月地就好了。……因此，我也用烧红过的烙铁烙过她的脚心。……”[1]92

人的欲望有三类：权欲、物欲、性欲。团圆媳妇婆婆身上体现出对权力极度渴慕的欲望，她把获得权欲的过程当作人生的快乐来享受，这实质上是狂暴的“邪恶”。“当欲望越过了人性的尺度，就变成了恶欲，这会妨碍以至侵害他人生存权利。”[4]团圆媳妇刚来的时候“头发又黑又健康”，“头天来吃饭就吃三碗”，见到人总是不怕羞，见人笑呵呵的，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团圆媳妇其实是个健康大方，有活力的一个乐观的好女孩。但恰恰就是因为她的大方，不怕羞，违反了封建家庭中“长者”对女子的规束——含蓄、委婉，走路慢点，吃饭少点，见人羞点。也正是想把她调教成符合这种传统规范的“好媳妇”，她的婆婆日日夜夜开始所谓的“教育”——殴打。12岁的团圆媳妇毕竟是个孩子，在这种非人的虐待下，她害怕了，时间长了就得了心病，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惧怕心理，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胡仙黄仙”纠缠她或“神鬼”附体。

也正是因为这个“病”，周围的乡民对团圆媳妇“关怀”备至，这种“关怀”来得突然，也持续太久，直至可怜的团圆媳妇离开这个到处充满阴霾的冷酷世界。如果不是因为她不符合封建礼教，婆婆也不会打她，不打她就不会得“病”，得“病”后家人若还有做人的一点点良知和人性，带她去及时诊治，她的“病”也不会越来越严重。看到团圆媳妇生病后，如果有明事理的乡民站出来，说明孩子真正的病因，不要乱出主意“治疗”孩子，也许就不会出现团圆媳妇的悲剧了。可这一切毕竟是假设，团圆媳妇苦难的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如果，也许这一切在呼兰河，在老胡家，在萧红的眼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生活的“本真”状态吧。

二、人性因素：婆婆与“看客”身上凸显的“人性恶”

萧红在作品中将鲁迅先生的“看—被看”模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呼兰河的乡民在贫穷的物质生活和极度匮乏的精神生活下，不得不选择无奈而枯燥的生活模式，对别人或别家的事则表现出异常的热衷，而且这种对别人的“关怀”与“热衷”也似乎成了他们生命中唯一的慰藉。这些愚昧无知的乡民在看团圆媳妇受苦难的同时，也被萧红冷静地审视着，他们的麻木、愚昧和“杀人者”的身份被作者尽收眼底。

小团圆媳妇正是一帮“善男信女”真诚地为她治病时给“治死”的。在这些“看客”们眼中，团圆媳妇不该长那么高，走路不该像脚下生风一样快，也许还不该吃饭吃三碗，也不该眼睛骨碌碌地转，这些都说明她“不正常”，“她是个小妖怪”或是“神鬼附体”了。这里没有半点虚假或是作秀的成分，“善男信女”们的确充满了善良与真诚，但这种掺杂着善良的冷酷和真诚的麻木，更深深刺痛了我们的神经，更让人的心灵为之颤抖。“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团圆媳妇的婆婆怀着“善意”蹂躏摧残如花般的生命，而周围的乡民对生命也表现出惊人的冷漠、无情，这些都表现出了人的本性的“恶”。

荀子认为，人生来“性”是“恶”的，而非“性善”，人与生俱来的是自然性(人的本性)，为了生存，人性往往表现出“恶”的一面。所谓修养、道德和礼仪等都是经过后天的教育、培养和磨炼而形成的，而这些已经改变了人本来“性恶”的本质。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经说过：“人人为战的征伐，会产生一种结果，那便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公道的。“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能存在。”[5]暴力和欺诈成为生存的主题。

“性恶论”向人们展示了人性的本然事实。在自然状态下，若任人性自然流露会导致彼此互相侵犯以致摧毁对方。《呼兰河传》中的婆婆及“看客”的本性确“恶”是无疑的。在她们的眼里，本来充满朝气的小团圆媳妇却成了“不祥”之人，认定她身上有鬼。为了驱鬼，“周三奶奶主张给团圆媳妇吃一个全毛的鸡，连毛带脸的吃下去……它的魂灵里也因此就永远有一个鸡存在着，神鬼和胡仙黄仙就都不敢上她的身了。传说鬼是怕鸡的。”[1]88她的婆婆呢，也是煞费心思，苦苦寻觅，在这个家庭里，打谁能宣泄自己多年郁闷的情绪呢？“有娘的，她不能够打。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唯独打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她又不能跑掉，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1]102在婆婆的眼里，团圆媳妇是可以随意殴打的，她与鸡、狗、猫、猪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又没有损害她的利益，还可以泄愤，一举两得。这里，没有公正，没有人的尊严，没有对生命丝毫的敬重与怜爱，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点滴温情，有的只是赤裸裸的人性之“恶”。

婆婆生硬地撕掉了团圆媳妇身上的衣服，并当众给她“洗澡”。“老胡家用大缸给团圆媳妇洗澡，缸里盛满了滚熟的热水。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浇得满脸通红，她再也不能够挣扎了……她倒在大缸里了。……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大神喷了几口酒在团圆媳妇的脸上，从腰里拿出银针来，刺着小团圆媳妇的手指尖。……”[1]107这里，人性的极度丑恶一览无余，团圆媳妇的婆婆以及呼兰河的“看客”们对生命完全处于冷漠甚至无视状态。法兰西启蒙学者霍尔巴赫认为：“人类是邪恶的，但并非天生邪恶，而是环境使他如此。”所以，团圆媳妇的生命悲剧不仅与这出悲剧的“制造者”本身的性恶有关系，还与呼兰河这座东北小城的封闭、荒凉、萧条、原始紧密相关。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生命正是一场悲剧，更是一次次坚强的不间断的挣扎，任何人对生命都怀着一种永恒的渴望。团圆媳妇也不例外，在大缸滚烫的热水中，她努力地挣扎过；面对外面世界的精彩，她向往过，但这一切在婆婆和格外“关怀”她的乡民们面前都是徒劳，都是无谓的反抗。团圆媳妇的“死”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而对人性的“善”与“恶”也需我们细细去体味。

总之，萧红的《呼兰河传》在描述呼兰河的人们对死亡的漠然和麻木的同时，也在潜意识中表达了人们残存的挣扎着生、渴望永久的生的微茫愿望。团圆媳妇生命悲剧的根源也理应是多方面的，如地域文化的狭隘性和封闭性、乡民固有的愚昧的精神世界，当然可能还存在萧红个人内心独有的感受在作品中的潜意识渗透与凸显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去探究。

[参考文献]

[1]萧红.呼兰河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李春萌.婆媳之争的人类学分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35.

[3]朱东丽.婆媳冲突的社会学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20.

[4]徐肖楠.我们文学中的恶欲[J].文艺评论，2008(5)：36.

[5]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