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炳锋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王逸是东汉中叶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其著述颇丰，“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1](《后汉书·文苑传·王逸传》可惜这些作品大都不传，只在后人辑佚的《王叔师集》中有少许辑存。王逸在文学史上知名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其《楚辞章句》的巨大成就。王逸与屈原同土共国，对《楚辞》中的古音古字深为熟悉，加之其训诂翔实、章句大义的阐释也有经有据，故而王逸的《楚辞章句》流传广远，是后世了解屈原其人其文首要的和基本的参考材料。《楚辞章句》是汉代《楚辞》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后人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楚辞章句》在注解《楚辞》的过程中也体现了王逸本人的一些思想，其中关于文学的本质是“言志”的观点尤为突出和鲜明。

一

王逸“言志”的文学本质观，首先体现在作文“述志”。如《惜誓章句序》云“故作招隐之赋，以章其志也”[2]，《七谏章句序》说“故作此辞以述其志”[2]，《九辩章句序》也有“故作九辩以述其志”[2]的说法。概括起来就是这些辞赋的写作都是为了“章志”和“述志”。对屈原以外的作者及其创作，王逸认为，淮南小山之徒因为悲悼屈原理想幻灭，沉江殉国，身虽死亡，其精神境界与山泽隐士无异，所以作《惜誓》彰显屈原高尚的志向和理想；东方朔感叹屈原与楚同姓，至死不去故国，殷勤恳切之意于一篇之中“三致志”，故作《七谏》代屈原述志，以“昭忠信矫曲朝”；宋玉《九辩》之作也是有感于屈原忠而被谤的遭遇，认为屈原之志在“九歌九章之诵”中远没有全部道出，故作《九辩》复加申述。

王逸生活于经学活跃的东汉时代，当然接受“诗言志”这一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3]，并把它应用于对“楚辞”以及骚体作品的评论，即由其前“诗”的本质是“言志”而进一步提出《楚辞》及骚体作品也是“言志”的。《离骚》是屈原在“执履忠贞而被谗衺，忧心烦乱，不知所诉”的境遇下，通过“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弈、浇之败”而抒发出“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的“志”的。《九章》则是屈原在襄王继位后，“复用谗言”，被放于江南，“忧心罔极”而作，表现的是“思君念国”之志。

二

王逸“言志”的文学本质观体现在其对“志”的理解。第一部分举到的几个例子中，“志”都是指关乎国家、宗族的志向，这种“志向”的意义由来久远。《诗经》中那些出于功利性目的而创作的作品，体现了礼乐文明的内核。其所言之“志”不外乎讽与颂，并且与“礼”分不开，与政治教化相联系。春秋时期，行人“赋诗言志”也大多关乎国家社稷。孔子论诗，把《诗》与修身、道德联系起来。屈原《离骚》等作品也对国家的盛衰、宗族的存亡表示忧虑。《毛诗大序》也认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是诗的基本功能，政治教化也是“志”的一部分。因此，王逸指出“志”的这方面意义是合理的。类似的例子《楚辞章句》中还有很多，现摘录如下：

“何不变此志也？”王逸释为：“何不改忠直之节。”(《九章章句·惜诵章句》)

“愿志之有像”句，王逸释为：“愿志行流于后世，为人法也。”(《九章章句·怀沙章句》)

“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句，王逸释为：“言万民禀受天命，生而各有所错，安其志。或安于忠信，或安于诈伪，其性不同也。”(《九章章句·怀沙章句》)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句，王逸释为：“……则专一守志，守忠信也。”(《九章章句·橘颂章句》)

“眇远志之所及兮”句，王逸释为：“言己常眇然高志，执行忠直……”(《九章章句·悲回风章句》)

“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句，王逸释为：“言己能守耿介之眇节，以自惑误，不用于世。……赋，铺也。诗，志也。言己守高眇之节，不用于世，则铺陈其志，以自证明也。”(《九章章句·悲回风章句》)

可以看出，王逸认为“志”就是“忠直之节”、“忠信”、“志行”、“高眇之节”，都属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范畴。王逸自己的《九思·守志》，其所守之“志”亦为“配稷契兮恢唐功”。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即王逸以情训志，情志互训。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也摘录出来：

“情与貌其不变”句，王逸释为：“志愿为情……”(《九章章句·惜诵章句》)

“恐情质之不信兮”句，王逸释为：“情，志也……”(《九章章句·惜诵章句》)

“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句，王逸释为：“涤我忧愁，弘佚豫也。循水两涯，以娱志也。”(《九章章句·惜往日章句》)

“聊抑志而自弭”，王逸释为：“且自厌按而踟蹰也。”(《远游章句》)

“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句，王逸释为：“心常愤懑，意未服也。”(《九辩章句》)

“内怀情之洁白兮，遭乱世而离尤”句，王逸释为：“言己怀洁白之志，以得罪于众人也。”(《七谏章句·哀命章句》)

“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王逸释为：“言己上下无所遭遇，意中憾恨，忧而不解，则杼我中情，属续诗文，以陈己志也。”(《哀时命章句》)

“独便悁而烦毒兮，焉发愤而抒情”句，王逸释为：“言己怀忠直之志，独悁悒烦毒，无所发我愤懑，泄己忠心也。”(《哀时命章句》)

可以看出，王逸或以“志”训“情”，或以“情”训“志”。有时把“忧愁”、“佚豫”、“烦毒”等属于感情领域的范畴称为“志”，有时又把“志”解释为“踟蹰”、“愤懑”、“憾恨”之类的感情。这表明，王逸认为“志”中包含有“情”的成分，“情”同时也是“志”的一部分。这种认识也是自有其来的，从《诗经》的创作情况来看，“诗言志”本身也含有那些关注男女之情而离政治伦理较远的部分。孔子也认为《关雎》也表达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情。《毛诗大序》更是提出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的说法。王逸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来认识“志”的含义的。

三

王逸不仅认识到了“志”中含有“情”的成分，而且还认为“舒泻忧思”也是文学的显著特征。《楚辞章句·天问章句序》有下面一段论述：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疲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

王逸认为屈原无辜被馋，放在山泽草野，离群索居，满腔忧思无可告诉。及看见楚先王公卿祠堂，其壁画怪物神灵，疲倦之极的屈原呵而问之，借以舒解忧愤。《九章章句·抽思章句》注释“少歌”时说：“小金讴谣，以乐志也。”《哀时命章句》“独便悁而烦毒兮，焉发愤而抒情”句，王逸的解释是：“言己怀忠直之志，独悁悒烦毒，无所发我愤懑，泄己忠心也。”因此，在王逸看来，“舒泻忧思”、“乐志”、“发愤懑”等都是文学的所要肩负的功能。

王逸超越《毛诗大序》的地方在于部分突破了这个“礼义”的规范。《毛诗大序》虽然也承认诗“吟咏情性”的特质，不过又对“情”提出了严格的限制，诗只能抒发“礼义”范围内的“情”。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则是要受到指责的。之所以说王逸部分突破“礼义”的规范，理由有二：首先，《楚辞章句》中提到的“情”大都指一己感情，只要内心的感情激荡欲出，就可以形诸文字。如他认为《离骚》抒发的是“忧悲愁思”(《离骚章句序》)，《九歌》抒发的是“不胜愤懑”之情(《九歌章句序》)，《天问》是屈原“以泄愤懑，舒泻忧思”之作(《天问章句序》)，《九章》是“忧心罔极”的体现(《九章章句序》)，《九辩》是宋玉“悯惜其师之作”(《九辩章句序》)，《招魂》也是宋玉“怜哀屈原”之作(《招魂章句序》)，《大招》是“忧悤烦乱”之作(《大招章句序》)，《招隐士》是“悯伤屈原”之作(《招隐士章句序》)，《七谏》是“追悯屈原”之作(《七谏章句序》)，《哀时命》是“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之作(《哀时命章句序》)，《九怀》是“追而悯之”之作(《九怀章句序》)，《九叹》是“追念屈原忠信之节”的作品(《九叹章句序》)，《九思》是“伤悼”屈原之作(《九思章句序》)。纵观《楚辞章句》论述每篇作品写作动机的《序》，除了《惜誓》是“刺怀王有始而无终”外，王逸认为其余的作品都是抒情之作。而且，所抒之情多种多样，既有自己的“愤懑”、“抽思”，也有“悯惜”、“伤悼”之情。虽然这种一己“情”也关乎国家社稷，不过，与《毛诗大序》所规定的“止乎礼义”、关乎政教的群体性的“情”明显两样。其次，《毛诗大序》“止乎礼义”的“情”在表现形式上也有明显的特征，即“主文而谲谏”。它要求诗歌在表现“情”特别是对时政不满的“情”时要有委婉，即能为统治者所接受。虽然对时政不满，还要出之以委婉的语气，认为这是“先王之泽”的体现。王逸则认为感情可以尽情地抒发，甚至到了呼天抢地不能自已的程度也无关紧要。拿《离骚》来说吧，屈原的满腔的愤激都倾泻在这部作品之中，按照《毛诗大序》，他违背了“主文而谲谏”的要求。可是王逸却认为，正是因为《离骚》充分表现了屈原的悲惨遭遇和愤激情怀，打动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君子，他们“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悯其志焉。”(《离骚经章句序》)王逸自己也给予了《离骚》“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王逸关于文学本质的观点既受主流思想代表的影响，如他关于作文“言志”、“志”中含“情”的看法都与《毛诗大序》相一致。但是王逸也有越出主流思想而散发出异彩的论述，如又指出感情可以尽情的抒发，甚至到了呼天抢地不能自已的程度也无关紧要。只要感情抒发得足够动人，足够悲，就是好文。这就超越了汉代《毛诗大序》所规定的“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朱自清.诗言志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