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锐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它既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态度，也是一个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构成要件有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基本认同；其次是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最后是在与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创新、丰富。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瞿秋白的贡献是卓著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有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并致力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在投身中国革命过程中,瞿秋白提出了许多卓越见解和光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奠定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一、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根据史实，可以将瞿秋白的这段经历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五四运动前后，瞿秋白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二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瞿秋白以记者身份深入俄国实际，从感性与理性认识方面实现自身马克思主义者角色转变；其三为从1923年1月回国始至1928年4月再次去苏联止,这期间是瞿秋白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时期。在前后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瞿秋白不但实现了自身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角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传播到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

1919年11月，瞿秋白与友人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它是五四时期一个带有进步倾向、有极大影响的刊物，其主要任务是“抨击旧社会和各种旧思想，宣传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就此，瞿秋白曾写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 ‘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什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1]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瞿秋白参加了该研究会，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1920年4月21日，瞿秋白在《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一文中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2]，也就是“伯伯尔主张创造新社会——将来的社会，主张极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2]。这表现了当时的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二)以记者身份深入俄国实际，并在苏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0年秋，瞿秋白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俄。旅俄期间，瞿秋白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活动。1921年3月8日至16日，第十次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会议，并以满腔热情真实报道了大会的情况。瞿秋白根据会议文件和其他材料，对这次大会作了报道，写了长篇系列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全文约三万字，从1921年6月22日至9月23日，分27次在《晨报》上连载。通讯结尾这样写道：“总之,实际生活上的教训——人间化——是不能不领教。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世界及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之洽切适用与否及‘民间去运动’之成熟与否，是社会改造过程第一步所必当注意的，这一层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3]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瞿秋白以中国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他听了列宁的演说，并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瞿秋白是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描绘列宁形象的人。

1921年秋, 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专门为中国培养社会主义的革命人才，由于理论人才和语言人才缺乏，瞿秋白应邀在此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正是这段经历促使瞿秋白开始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最终“于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属于俄共(布)党组织。到1922年春，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3]。

(三)归国后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年12月，应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的邀请，瞿秋白决定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工作。于1923年初回到北京后，瞿秋白立即投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之中。

1922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北京。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也随中央机关迁至北京。《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办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创办于1922年9月13日，至1927年7月18日停刊，历时4年又10个月，共出版了201期，先后有4任主编即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任第一任主编时，瞿秋白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三位主编中以瞿秋白参与《向导》工作的时间最长，长达45个月。瞿秋白以《向导》为阵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统计，陈独秀为《向导》撰稿270多篇，其次是蔡和森160多篇，瞿秋白则有60余篇。

1923年初，中共中央委托瞿秋白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并担任主编，同时还让瞿秋白担任《前锋》月刊的主编以及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正式出版，创刊号被命名为“共产国际号”，共发表了15篇著译文章，其中瞿秋白写的文章就有6篇：《〈新青年〉之新宣言》、《民办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瞿秋白还在同期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上的报告——俄罗斯革命之五年》，这是中国最早直接从俄文翻译的列宁著作之一。当时，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刚刚出版，瞿秋白就翻译刊载了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向读者大量介绍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这也是以前陈独秀等人主编的《新青年》月刊所没有的。这些文章的发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开来，消除了一部分人对共产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疑虑和误解。

1923年7月1日，瞿秋白创办了《前锋》月刊，在《前锋》创刊号上，瞿秋白共发表了三篇文章：《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在这些文章中，瞿秋白用详实的统计数字作为论据，使得文章更有说服力，从而开启了党报注重实际的传统。

1923年春夏之际，在中国思想界流行着两种主观唯心主义派别：一派以张君劢为首，公开宣传人的意志自由、人生观不能作科学的解释；另一派以胡适、丁文江为首，他们在反对玄学、维护科学的名义下宣扬实用主义思想。瞿秋白以《新青年》为阵地，分别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两篇文章，对上述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坚持了历史唯物论。

二、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最先提出并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分离”，“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实践相密切联系起来，否则理论便为空谈”[4]。为此，瞿秋白开始努力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并在以下方面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一)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

对于这一问题，瞿秋白较早进行了论述。1923年9月，他指出，中国的民权革命与民族革命始终是不可避免的，到1926至1927年上半年，瞿秋白经过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对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有了进一步的体认。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有两个可能的前途：一是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中国仍旧受帝国主义支配；二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使中国的革命彻底实行民族、民权的宗旨，其结果可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结成经济的联盟，继续反抗帝国主义之一切侵略，一直到完全推翻帝国主义。并说，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正确的战术、策略，那么，第二个前途是可以实现的。这样就明确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二)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

关于这个问题，瞿秋白先后发表了《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1923年1月)、《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1923年6月)、《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及其性质》(1923年6月)、《买办阶级之统治——1923至1924年之时论》等文章。瞿秋白把中国社会阶级区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等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并对各阶级的状况和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刻分析。

瞿秋白通过对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地主、买办阶级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两只手、走狗和代理人。因此，他们是革命的对象，“国民革命必需是革地主买办阶级的命”。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一方面有帝国主义极重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有宗法制度的束缚，士绅阶级的障碍”[4]，因此我们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又要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制止民族资产阶级妥协主义之影响，并要取得革命领导权。第三，“小资产阶级感觉压迫而倾向革命”是无疑的，所以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团结他们，因为“实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如果我们抓不住他们，则革命的发展将延迟下去”[4]。第四，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因此，农民是“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是和大工业相联系的，因而是“先进的、善于组织的、有政治的觉悟和阶级的意识的阶级”，“是最有组织和团结力的阶级”，他们最愿革命；他们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因而有“极大多数的同盟军”，所以“只有他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也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4]。

(三)关于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瞿秋白在1923年《新青年之新宣言》、《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强调无产阶级要“领导全体平民”。首先要抓军队的领导权，瞿秋白在1926年写作的《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指出，革命战争如果没有革命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1927年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说：无产阶级当然要赞助革命战争，自己要去参加这一战争，而且要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其次要建立工农联盟，瞿秋白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与广大的农民“携手”，无产阶级的领导才有对象，才有基础，领导权才能落实。瞿秋白这一宝贵思想，不但在当时而且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四)关于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关于农民问题，瞿秋白也是在党内认识得最早的。瞿秋白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主要有：农民是中国革命之伟大力量，没有农民参加革命必不成功；发动农民革命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地农有；解决土地问题要靠农民自身的斗争；农民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必须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主要表现为对农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些思想作为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五)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瞿秋白也是在党内较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代表。1923年他就指出，中国问题解决既需要“武装斗争”又需要“群众运动”，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同时并进相互为用”。总的来看，瞿秋白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有：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共产党必须十分重视；共产党要参加和领导武装斗争，要与国民党争夺军队的领导权；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武装，要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要领导和组织农民暴动，建立农村政权，实行农村割据。同时，瞿秋白也在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他明确提出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主张“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地域”、“创造农村割据”。瞿秋白的这些极为有价值的思想，同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里提出的思想已经非常接近。

(六)关于党的建设

关于党的建设，瞿秋白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要不断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纪律性，实行集体指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随后他又提出必须严格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和党员的思想教育，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

除此以外，瞿秋白还在党史研究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很好结合。瞿秋白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代表了党在幼年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认识的最高成果，表明了瞿秋白不仅较为正确地把握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而且他能够自觉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在吸收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有其萌芽、初步形成、成熟并被全党接受、应用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萌芽和形成阶段。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把握：

首先，促进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在建党初期，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宣传介绍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直接影响到(包括毛泽东在内)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萌芽和产生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为毛泽东思想的充实提供大量素材。在毛泽东思想萌芽、形成时期，瞿秋白的突出贡献还表现在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规律的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把握上。瞿秋白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分析及理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关于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农民是主要革命力量的分析及论断，关于应重视武装斗争，武装工农建立人民军队的理论思想。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代表了党在幼年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认识的最高成果。这也表明了瞿秋白不仅较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成果无疑都被毛泽东吸收并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再次, 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瞿秋白主持“八七”会议，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事业。“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实现了新的战略转变，这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 瞿秋白.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J].新社会,1920,(18).

[3] 陈铁健.瞿秋白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 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