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亚利

一、研究背景

婚姻态度的变动及其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替代可能性，一直备受研究关注。随着未婚和非婚同居人口的增加，生育率的降低和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家庭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式微，一些学者认为，从西方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婚姻经历了从制度婚姻到伴侣婚姻，再到个体婚姻的历史阶段①，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设置正在去制度化②。而Levitan等则强调家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并认为家庭正在经历进化而不是解体，目前社会流行的绝望和沮丧的推测是因为忽视了调整的过程和变化③。Sprey也认为，就婚姻家庭的制度化而言，它具有一个重要特征——过程性，因此，现代婚姻变动中出现的离婚、再婚、同居及同性婚等的个人选择，只是当代婚姻和家庭制度化的组成部分，并不是问题和弱点④，并且这些新生形式有着一定的进步和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并不能简单地和传统婚姻作比较，而是与更为具体相关的两性互动方式作对比，比如同居，它被认为与早先的约会关系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有着高出婚前约会的积极意义，但同居却带有寻求更加稳定或长久的伴侣关系的目的，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也是一开始同居就被加以重视且被预测对传统婚姻有着深远的影响⑤。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离婚率持续上升，与此同时，社会对同居的宽容度也日渐提高，同居在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完全不被接受，反对率高达近九成，到90年代末，婚前同居尽管依然遭反对，但反对率有所降低，约占调查总数的3/4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