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江苏 常州 213002)

梁简文帝萧纲有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放荡，即文章忌拘束，要放恣任性。那文章是不是越放得开就越好呢？也不是。傅庚生先生名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有“纵收与曲折”一章专议及此。他说：“文学创作须富想象力，然一发而难收，失其旨矣。……不纵，则不足以骋骤其情思，不足以渲染其文笔；不收，则或至于荡检失其守，或至于纵辔迷所归。”[1]也就是说为文要如放风筝，既要放得高远，又要能收得住，收放自如。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复出文坛后的作品，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那时有青年作家看了《受戒》睁大了眼睛问：‘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2]而在那些构成汪先生小说独特艺术魅力的诸多要素中，有一点是许多人未及看出或看出来了也学不来的，那就是他“纵”“收”的高超艺术。

一、纵的艺术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3]194这恰是点出了他的小说“纵”的特点和艺术。纵，就是铺得开，“信马由缰”。在其风俗画、生活图、人物志这类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风俗画

《大淖记事》是汪先生的代表作，创作于1981年。小说写了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和曲折命运。小说共六部分，前面整整三个部分近一半篇幅未曾提到人物，只是写大淖这片水及水边陆地上的风土人情。作者不惜笔墨写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而带点野性的民俗，写了挑夫、银匠、姑娘、媳妇的生活。对于这种写法，一直有人提出质疑，“以为前面(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写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作者巧妙地引用一位青年作家的评价作了回答，那位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写的《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3]235作者对此是深以为然的。汪先生有的篇幅较短的小说，简直就是一幅幅风俗图画，如《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写民国时的一个小学校；《幽冥钟》写一个小县城的寺庙；《茶干》写家乡的一家酱园，茶干就是这家特制的一种豆腐干。三篇小说几乎无故事，人物也无浓墨重彩，主要写风俗人情。这类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悠闲，即使是《大淖记事》这种写生死恋情的作品，也透出一种风俗之美。正如作者所说的：“唯悠闲才能精细。不要着急。”[3]36

(二)生活图

《异秉》是汪先生小说中很有特点的一篇，本是1948年的旧稿，先生于1980年重写。小说中隐藏着极深的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与讽刺，但小说绝大部分篇幅是写生活的，集中笔墨写了摆熏烧摊的王二的“发迹”，写了“一家门面不大的药店”——保全堂。从“管事”、“刀上”写到“同事”、“相公”，写了不同等级人物的生活、情感乃至命运，娓娓道来，极有情趣。作者说：“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3]35《异秉》向我们展示小县城一条街上的小市民的生活图景，作者不吝笔墨，“慢慢地说”，所以“说得有滋有味”。

又如《日规》，写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师的生活。化学系主任高崇礼，“是个出名的严格方正、不讲情面的人。……可是他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他的花绝不送人，也没有人敢碰他的花。“他的花是要卖钱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是生物系助教，与高教授“朝夕相处，关系很好”。那时的大学生，为了生活到处兼差，“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留校当助教后，蔡很勤奋，每天一大早，“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对于他将来专业上的成就，高教授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出来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就是这么一个青年才俊，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积劳成疾，病了，死了。“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高崇礼与蔡德惠都是对学问、对生活严谨认真的人，虽然差着辈分，但惺惺相惜，是民族危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蔡却英年早逝了。“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小说中，高比蔡更多一点生活的智慧，看来，要成就一个人，缺少生活的智慧也是不行的。小说满含深情地展示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艰难生活图景，人物鲜活，含意深刻。

(三)人物志

小说毕竟是以写人物为主的，汪先生的小说也不例外，更多的是写人物命运。但他写人物不借助于曲折的情节。他的好友、著名作家林斤澜曾说汪曾祺“他反对小说有戏剧性的情节。他认为戏剧性的情节把小说真的也写假了”[4]65。

王四海(《王四海的黄昏》)、鲍崇岳(《鲍团长》)，一位是卖艺走江湖的大力士，一位是行伍出身的保卫团长，应该都是有曲折经历的，但作者没有渲染这二位经历的传奇性、性格的江湖气，而是着重写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王四海因为迷上了客栈“五湖居”的女店主貂婵，脱离家族武术班子，留在了这个小县城。小说写了他的风光，他的低谷，写了他从一位明星到黯然收场的过程，铺叙部分用了小说十之九的篇幅。结尾写几年过去了，貂婵给他生的白胖小子满地会跑了，他穿起了长衫，戴了罗宋帽，看起来和一般生意人差不多。他头顶有点秃，而且发胖了——庸常的生活是幸福的，但也消磨英雄气。

《鲍团长》几乎没有写鲍崇岳的军旅生活。他十几岁投军，先是张宗昌部队，后是孙传芳部队，再是国民革命军，升为营长。后到这个小县城当保卫团长，又是十几年。小说没有写他这些经历，反倒是写了这位读过几年私塾，也爱写字的保卫团长温文尔雅的一面，写了他与县城中士绅等的交往。最后，他终于明白，随着世道越乱，他的军旅资格不管用了，那些表面应付他的士绅巨商心底里是看不起他的。最后写了人生的消极与无奈：“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汪先生小说“纵”得有个性。无论是写风情、写生活，还是写人物，都透着独特的韵味。一是散文化，节奏也比较慢，比情节曲折的小说更贴近生活；二是“枝枝蔓蔓”，不够集中，“像一棵树一样”，常有涉笔成趣之妙。

二、收的艺术

有人说，小说是结构的艺术。

而汪先生说：“小说的结构的特点，是：随便。”[3]34他不是说小说不要讲究结构，而是说“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3]33他对小说结构有更独到的感悟、见地。尤其是他小说中“收”的艺术，充满智慧和魅力。

(一)卒章显志又“无迹可求”

卒章显志是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小说常用的点题方法。古代小说结尾甚至常用一首诗来“画龙点睛”。但汪先生追求的是更高明更自然的结尾，即小说家要学会“含藏”，“都说出来了，就没有意思了”[3]44。他说“小说不宜点题”[3]45。

汪先生小说结尾常有一种欧·亨利式的突兀、奇崛，出人意料，又意味深长。

《异秉》写王二的“发迹”和保全堂及市井人物。结尾通过一个叫张汉的人物(此人七十多岁，年轻时在外地做过幕僚，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是个百事通)说“人生有命”，他说：“凡是成大事业，有大作为，兴旺发达的，都有异相，或有特殊的禀赋。……就是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即以王二而论，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也必有其异秉。”王二在被大家怂恿、敦促之下，只得说出自己的“异秉”：“我呀，有这么一点：大小解分清。”张汉一听，拍了一下手说：“就是说，不是屎尿一起来，难得！”说着，已经过了十点半，大家起身送别。该上门了，卢先生向柜台里一看，陈相公不见了……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这里，作者将中国市井社会对宿命的迷信、对成功者的盲从写得含蓄而又入木三分。结构上既戛然而止，又回味悠长。

《鸡毛》写西南联大里一个寡妇文嫂，靠为学生们洗衣服过生活，养几只鸡贴补家用。女儿嫁给一个司机，女婿车翻到山沟里，死了。就是这么一个苦命的人，丢了三只鸡，一直找不到。到学生毕业，她去帮着收拾时，才在经济系学生金昌焕的床底下发现了三堆鸡毛，而且这金昌焕偷了文嫂的鸡，还是借了文嫂的鼎罐炖的。

小说结尾，作者感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其实小说的主要人物是金昌焕，作者写他生活中种种的怪异：所有东西挂着，从不买纸，每天吃一块肉。四年级在银行兼职。“毕业以前，他想到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加入国民党，这已经着手办了；一件是追求一个女同学，这可难。”

这么一个功利到极点的人，他会有道德底线么？即使他是一个专业技术不错的人才，他会是一个于国有利、于人有益的人么？小说怎样表现倾向性？汪先生说：“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3]34

(二)轻轻一笔却入木三分

《护秋》是汪先生短篇中的短篇，通篇才不过千余字，写“我”与一个退伍军人朱兴福一起“护秋”(农作物熟了防人来偷，叫护秋)。朱是一个蔫里吧唧的人，不爱说话，动作慢，没精神，总好像没睡醒。他媳妇杨素花和他截然相反，人高马大，长腿，宽肩，浑身充满弹性，像一个打足了气的轮胎内带，紧绷绷的。两个奶子翘得老高，很硬。她在大食堂做活：压莜面饸饹，揉蒸馒头的面，烙高粱面饼子，炒山药疙瘩……她会唱山西梆子，嗓子奇响奇高。她不“待见”她男人，和单位一个会计乱搞。“护秋”时，“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没精神？你要是干净利索些，她就会心疼你一点。”他忽然就显得有了点精神，说他原来挺有精神的。他从部队上下来，有钱——有复员费。穿得也整齐。他上门相亲的那天，穿了一套崭新的蓝涤卡，解放鞋，新理了发。丈人丈母看了，都挺喜欢，说这个女婿“有人才”。结尾是这么写的：他把烟揿灭了，说：“老汪，你看着点，我回去闹渠一槌。”“闹渠一槌”就是操她一回。

他进了家，杨素花不叫他闹，她骂他：“日你妈！日你妈！”“我”在老远就听见了。过了一会，听不到声音了。

“我”在大堤上抽了三根烟，朱兴福背着枪来了。

“闹了？”

“闹了。”

夜很安静。快出伏了，天气很凉快。……

这里没有特别的深意，但人物活了。原来，蔫人也有尊严！为什么生活中许多性格柔弱者往往很愣很倔，也是这种原因吧。

《瑞云》写人物内心的一种情绪，一种感觉，更细腻。

瑞云是杭州名妓，与贺生情投意合，但贺生无力娶她。离鸨母定的“梳拢”期限没几天了，来了一秀才，用手指在瑞云额上按了按，说“可惜，可惜！”瑞云送客回来，发现额上有一黑黑的指印，越洗越真，越来越大。瑞云不能再见客，被贺生赎出来娶了回去，“两口儿日子过得很甜”。

后来，贺生因事到苏州，偶遇秀才。秀才得知瑞云为贺生所娶，遂告：“昔在杭州，也曾一觐芳仪，甚惜其以绝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术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一个有情人。”并随贺生回家，消去了瑞云脸上的黑斑。“晶莹洁白，一如当年”。结尾是这样写的：

这天晚上，瑞云高烧红烛，剔亮银灯。

贺生不象瑞云一样欢喜。明晃晃的灯烛，粉扑扑的嫩脸，他觉得不惯。他若有所失。

瑞云觉得他的爱抚不象平日那样温存，那样真挚。她坐起来，轻轻地问：

“你怎么了？”

贺生为什么没有瑞云那么高兴，甚至还“若有所失”？是担心自己一介书生守不住这绝世佳人？滋味太复杂，想来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吧！作者在这里“收”得恰是到了妙处：寥寥数语，蕴含的东西实在太多。

(三)平平淡淡写命运曲折

小说最重要的使命是写人物命运。汪先生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所以他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只追求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但这并没有削弱他的小说对人物命运的深刻把握。

以《徙》为例。不长的篇幅，写了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诗人谈甓渔，虽中举后“累考不进，无意仕途”，但教书有方，“教出来的学生，有不少中了进士，谈先生于是身价百倍，名门大族，争相延致。”谈先生的高足高北溟，十六岁中秀才，第二年停了科举，教书为生。高北溟的女儿高雪，在本县一小教书，心比天高，因抗战爆发，困于小城，郁郁寡欢，抑郁而终。三代人，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德高才厚，心气也高，但都是想“徙”而不能。试问，古来能展其鲲鹏之志“徙于南溟”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呢？小说以高北溟所教的县立第五小学校歌开头：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很多歌消失了，许多歌的词、曲作者没有人知道。小说的结尾写：五小的学生还在唱：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小说篇幅不长，从从容容写了三代人；结尾意蕴深厚，极富个性和历史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很难表达清楚，只能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汪先生小说“收”的艺术，无论结尾处是落笔在主题，还是人物性格、情感，都能显示其独特韵味。或戛然而止，使人回味，催人猛醒；或出人意料，又让人忍俊不禁。

三、纵收的艺术

汪先生主张小说结构应“随便”，又称自己小说结构的特点是“散”。其实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小说结构艺术。他说：“小说的情节和细节，是要有呼应的。”又说，“埋伏和照映是要惨淡经营的，但也不能过分地刻意求之。埋伏处要轻轻一笔，若不经意。照映处要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要使读者看不出斧凿痕迹，只觉得自自然然，完完整整，如一丛花，如一棵菜。虽由人力，却似天成。”[3]42-43

从这里可看出，汪先生小说结构虽“自自然然”，却是“惨淡经营”的。他“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但以他感觉的敏锐，功力的深厚，达到了他所欣赏的“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3]33的境界。尤其是那些汪先生所擅长的短篇，最能体现他纵与收的高超艺术。汪先生小说中有一些小小说，仅三篇一组的就有《故里杂记》、《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等，其中一些篇幅虽短，却纵得有趣，收得有味，常令人抚掌叫绝。

《故里杂记》中的《李三》，主人公是住在土地祠的庙祝、地保兼更夫李三，作品叙写了他本兼各职的日常事务，娓娓道来，有滋有味。作为地保，既管死人失火，管叫花子，更管缉拿盗贼。小说结尾，偏偏这嗜酒贪小的李三顺手牵羊偷了一根船篙让人当场拿住，罚了二百钱，“老是罚乡下人的钱”的李三“这回被别人罚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晚饭花》中的《珠子灯》，用较多篇幅写当地送灯习俗。才女孙家大小姐嫁给革命党王家二少爷，两口子琴瑟和谐，按当地风俗娘家送了六盏珠子灯。不料二少爷婚后不久就病重而亡，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但是说了也无用。……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从此，孙小姐一个人过，后来病了，躺了十年，死了。“她的房门锁了起来。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还有《故里三陈》之《陈小手》、《陈回》、《陈泥鳅》等篇章，在结构上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汪先生小说的特点：铺得开，叙得慢，收得紧而奇。

汪先生小说结构的主张和实践既是他个性、经历、修养等因素所造就，也与他的师承有密切关系。他对乃师沈从文先生小说的结构有深入研究：“他(沈从文先生)常把他的小说改来改去，改的也常常是结构。”“沈先生很注意开头，尤其注意结尾。他的小说的开头是各式各样的。《边城》的开头取了讲故事的方式……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论及戏曲的收尾，说‘尾’有两种，一种是‘度尾’，一种是‘煞尾’。‘度尾’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地去；‘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他说得很好。收尾不外这两种。《边城》各章的收尾，两种兼见。”汪先生还饶有趣味地写道：“我有一次在沈先生家谈起他的小说的结尾都很好，他笑眯眯地说：‘我很会结尾。’”[3]94-96

汪先生自己说，除了沈从文，鲁迅、契诃夫等作家曾对他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当然也包括结构。联想到鲁迅的《孔乙己》、《故乡》、《社戏》，契诃夫的《苦恼》、《瞌睡》、《胖子与瘦子》等小说，我们不能感受到这种影响么？

总之，汪先生小说纵得舒展自如，收得隽永自然，在结构上达到了一种境界：纵收自如。正如他的好友、著名作家林斤澜说：“曾祺不喜欢外在的情节……但他的小说却有一种内在的情节。叫它核也行。”[4]66

[参考文献]

[1]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67.

[2]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文集自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2.

[3]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八(其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