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惠民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在台湾文学界、出版界，蔡文甫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从一个小公务员到《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再到九歌出版公司董事长，从出版界的“黑马”到台湾出版界大佬，从“半人出版社”到“蔡三栋”、“蔡九栋”再到“蔡一街”、“蔡半城”，从教员到作家再到金鼎奖特别贡献奖得主……蔡文甫不仅创造了台湾出版界的奇迹，而且成就了当代华文出版界不可复制的典范。

52岁，已过知天命之年，在别人也许已是金盆洗手、退隐江湖的时候，蔡文甫却在朋友王鼎均“美丽的谎言”的怂恿激将下，赤手空拳办起了九歌出版社，并很快就以不俗的表现引发广泛的关注。超人的胆识造就的是骄人的成绩，一时间，“发表找二大，出版找‘五小’”(指台湾当时专出纯文学书籍，而规模小人手少的五家小型出版机构：林海音的“纯文学”，姚宜瑛的“大地”，隐地的“尔雅”，痖弦、杨牧的“洪范”和蔡文甫的“九歌”)，几乎成了文学界人士的共识。九歌也以自己一连串靓丽的业绩屹立于强手如林的台湾出版界，写下辉煌的历史！

“从0到9”的九歌成了蔡文甫最大的传奇——在笔者看来，九歌的传奇其实是更应该读作蔡文甫传奇的；蔡文甫传奇具有加载华文出版史的历史意义。

耶鲁大学著名教授孙康宜曾将文将蔡文甫的出版传奇称作“蔡文甫现象”①，从出版现象、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立论，应当说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但笔者想补充的是，一种“现象”的出现、呈现，除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书籍、数字、会议、活动、奖项等等以外，一定还有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东西：一种信念、一种气质、一种灵魂、一种精神；没有这种信念、气质、灵魂、精神，就不可能有那无数的书籍、活动、奖项、研讨会等种种作为。正如李瑞腾教授所言：“在八九十年代文学商品化的年代，坚守文学本位，不媚俗、不取巧，却能在文学书籍市场萎缩的时候，屹立不摇，还有回馈文坛之力，一定有它的内在因素。”②这“内在因素”，除了家人的奥援、团队的打拼以外，领军者的精神、气魄、胆识、视界、毅力当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九歌最大的财富、最丰沛的资源也正在于此。

蔡文甫经验的丰富内涵、蔡文甫精神的独特魅力具有值得深入研究的价值。

蔡文甫既没有很多出版家和文学家都有的骄人的学历，也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却显示出不少(文学、传播)科班出身的人都很少有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新人朱少麟的《伤心咖啡店之歌》遭多次退稿后得以在九歌出版、并在市场和专业界皆获肯定，为一适例)，做到了很多拥有高等学历或巨额财富的人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固然是由于他的高强能力和一定的财力，更重要的还是他的非凡耐力、毅力，他的眼光和胆识。

蔡文甫出身于江苏盐城一个普通的农家，又生不逢辰：本应读书求学的年月，正赶上兵荒马乱的战争时代，早早走上独自外出谋生的艰难人生路，遍尝辛酸苦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学农不成学文，学文不成学商，学商不成学武，学武不成从公、从教，从事新闻、从事出版……”③看起来，似乎是路路不通、“半路出家”，其实也未必不是好事。生活的磨练正是命运和时代对他最好的赐予，并最终让他在出版上做成了大事!

蔡文甫传奇，还在于他是台湾文化界少有的多面手，他一身兼编辑家、文学家、出版家、企业家：论编辑，他主持《中华日报》副刊编务长达21年，接触了无数作者，也培养了不少文学新人；论创作，他从1951年开始，坚持不懈，出版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有10多种，在50年代出道的作家中，他以自己的特色占有一席之地；论出版，他一手建构了凸显现代传播理念、具有系统性的九歌事业群(包括出版关系企业——健行、天培以及带有出版辐射意义的文学书屋、基金会、文学评奖等等)，30年间出版的书籍达2 000多种，以至于在社会上有“九歌两字在出版界代表的就是‘好书’”④的美誉；论赚钱，他也未遑多让，做这事，做那事，要做成几件事，何事不需花钱？可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九歌还赔得起”，此话听起来轻巧，但要能说出这种话(而且是“一再”)，该有什么样的底气！

平心而论，像蔡文甫这样的出版人，既有孙康宜教授所谓的“明清时代的标准文人”的风范，又不失现代企业家的经营头脑，能在如此多方面、能有如此令人瞩目的收获者，在台湾固属凤毛麟角，即使求诸两岸三地及海外的华文出版界也很鲜见。

出版人爱书，自然是天经地义。不过到了蔡文甫这里，还是让人觉得有点不一样。在他女儿蔡泽松的记忆和感觉里，“书”和父亲是划等号的：“父亲视书如命，不论甘苦不离不弃”，“书比较像父亲的家人”⑤。知父者莫若女也。蔡泽松从小到大，耳濡目染，见到的父亲从来都是和书紧紧相连相依。她的感觉无疑是深入而准确的。正因为爱书如痴，蔡文甫在甫创九歌时，就抱定三大宗旨：(一)为读者出好书。这里有两层意思，出的书要是“好书”，有些书虽然畅销，但对世道人心无益的，即使能赚钱也坚决不出，反之，赔钱也照出。再一个意思，是出书“为读者”，而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或家人图利、享乐。(二)重视名家，也关注新秀。名家的作品水平高，有内涵，理应尊重；新秀富有生机，他们的创作常常体现着读者的要求。(三)注重文化数据的积累。这样办出版社就必然与一般只以出书赚钱的出版商大异其趣。

由他策划、主持出版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一)(二)分别汇总了1970—1989年和1989—2003年期间台湾文学的代表作品，允称煌煌巨制。两套大系均由著名作家、教授余光中担任总编辑，各卷主编也都是一时之选。前者15册，后者12册，均囊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评论五种主要门类。这种大手笔，令人不由得想起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赵家璧策划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那段历史佳话。蔡文甫动念做大系，大约也是受了赵家璧30年代那套大系的影响，或有学步之意，但比较起来，其实还是有几点不同：1936年，赵家璧为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实绩，策划《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尚未及而立之年，初生牛犊不怕虎，年纪轻，去求蔡元培、鲁迅、沈雁冰、郑振铎等一众文坛前辈，倒容易开口，而蔡文甫，做第一套大系时，已年过花甲，做第二套大系时，更是77岁的高龄了！老当益壮，老而弥坚，此其谓乎？赵家璧做大系，是用的别人(良友图书公司)的资源，蔡文甫做大系，却是以一个私人出版公司、一己之力而为之，承受的风险要更大；赵家璧只做了一套大系，蔡文甫已经做了两套，在九歌迈入第四个十年之际，蔡文甫面对媒体，信心满满地说还想做第三套！他清楚地知道，那时候自己也要90多岁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豪情！就此意义而言，若称蔡文甫为“当代台湾赵家璧”，当非虚誉。

出版系列书籍，似乎成了九歌的一个习惯动作，也成就了九歌的众多品牌。这种系列出版物具有一般出版物不能产生的规模效应和历史效应。比如“名家名著系列”、“新世纪散文家”系列、“台湾文学20年集”、“台湾文学30年菁英选”、“年度选”等就都是在读书界产生了长效反响的好作品。出这种系列性的出版物，如果没有足够的胆识，在他人或许只是偶一为之，可在蔡文甫这里，却俨然形成了他的出版性格。

对于儿童读物的重视也是九歌广受赞誉的善举。有感于台湾的童书市场为外国作家的译作所垄断，蔡文甫有意提倡国人自行创作原创的儿童文学作品，希望能在安徒生、格林之外，也有大量能满足华人社会需要，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从1983年始，九歌每年出版一套四册的童书，且坚持有年，自1993年起，更是一年出版两套八册的童书，使儿童文学的出版物几近百种之多！与此同时，他又拨出不菲的资金，用于现代儿童文学奖(少儿文学奖)的设立，这是台湾唯一的儿童文学奖。还在组编年度散文选、年度新诗选、年度小说选的基础上，始创“年度童话选”，极大地推动了台湾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繁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蔡文甫深知此语的涵义，他为台湾儿童文学——其实也是为华文儿童文学的建树与努力，将载入史册，长远地造福华夏后人。在当下两岸文坛，以一人之力而为此，虽说是空谷足音，或似有某种悲壮之处，但其情实可悯，其心诚堪佩！

为残障人士出书是九歌创办伊始就着力为之的，杏林子、张拓芜、梅逊等都是有赖蔡文甫的热忱扶助，才实现了自己出书的梦想。1978年九歌的第一批创业六书中就有蔡文甫亲自编选的、表现残障人士动人事迹的散文集《闪亮的生命》。30年后，他的也是从事出版事业的次女蔡泽松，又再编《闪亮的生命》“续集”《创造奇迹的人——闪亮的生命2》，代有承传绵延之意，清晰可见，从中不难见出蔡文甫的良苦用心。他是希望借由这样带有某种象征性的举动，向世人宣示这样一个理念：关注弱势族群，不能只是说说而已，都可以“从我做起”。每个人都应以自己从事的职业为起点，为社会、为他人特别是为弱势族群做点儿实实在在的事。如果人人都视其为自己责无旁贷之事，世界将会更美好！

蔡文甫做出版，不是出出书而已，更不是赚点钱就满足的，他总是在思考台湾文学书籍出版的大势，从而确定自己的目标，走不一样的路，做有意义的事，出有意义的书。而一旦认准了的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半途而废。他以他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样的人充其量也就是个出版商，而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出版家。出版家蔡文甫为台湾出版人竖起了一个高高的标杆！他不是那种行事高调、以外在霸气示人的人，但却真正有一种站得高、望得远、不说大话、却能做得成大事的霸气！

翻译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全译本就是一个佐证。蔡文甫有感于现代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在全世界有200多种外语译本，却独缺中文译本，便以预支稿酬的方式，商请旅美学者金堤翻译《尤利西斯》(而且不译则已，要译就译全译本)。《尤利西斯》是出了名难译的名著，但偌大的中国、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中文，如果一直没有其全译本，对于一个有使命感的中文出版人来说，情何以堪！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这样的场景：在爱尔兰的乔依斯纪念馆中，被置于中心位置的九歌版中译本《尤利西斯》是全世界各种版本中最精美的一部！中文出版人的荣耀与尊严，于一部名著的译本中得以彰显。可以说，九歌虽是个小出版社，但其气魄、格局之大，怕是某些大出版机构也难望其项背的!与此相似的，有黄国彬翻译的但丁《神曲》(上、中、下)全译本。蔡文甫这些举措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视野，正是一个杰出的出版家最令人称道之处。

出版不是慈善事业，九歌自然也不是蔡泽松曾经戏称的“慈济分部”。做出版要赚钱，无可厚非，天经地义。区别出版商和出版家的一个方面，是在看他出什么书来赚钱，用什么手段赚钱，由出版赚到的钱用之于何处。蔡文甫白手起家，经历过台湾文学书籍出版的黄金时期，也遭逢过纯文学出版不景气的低谷，难能可贵的是，顺遂之时，他从不志得意满以骄人，挫折来时，他也绝不气馁灰心以尤人。在台湾，坚持文学书籍的出版，又能在商业考虑及理想追求之间兼顾的人不多，蔡文甫当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明知大部头的套书(如大系之类)并不能赚钱甚至很可能还要赔上一笔，但当他从文化积累的历史高度，决意要为台湾文学留下宝贵史料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投下1 000万元(新台币)的巨资，打造70～80年代台湾文学的“四库全书”(《中华现代文学大系 台湾 1970—1989》)，又在15年后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力，再接再厉，再投下700万元，续出《中华现代文学大系 二 台湾1989—2003》；此外，拨出500万元设立九歌文教基金；连续多年设立梁实秋文学奖；甚至在长篇小说日渐式微的当下，以200万元的高额奖金征集优秀之作……这些大手笔，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既要赚钱而又能不为钱失格、不为钱所拘，自谦为“天生的凡夫俗子”的蔡文甫自有他的不凡不俗、超凡脱俗之处！

精品意识、历史意识、服务意识，无私奉献的精神，重“义”(出版之大义)忘利的精神，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但确确实实存在的东西，成就了传奇的九歌，成就了杰出的蔡文甫。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蔡文甫是以一人之力，书写了九歌传奇。蔡文甫的成功，是台湾当代出版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蔡文甫精神，也应该是海峡两岸三地乃至全球华人出版、传播事业的共同精神财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象不能复制，但精神可以传之久远。

注释：

①孙康宜：《蔡文甫现象》，台湾：《自由时报》，2003年3月12日，转引自蔡文甫：《天生的凡夫俗子》，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9月增订二版，第490页。

②李瑞腾：《序曲：奏九歌而舞韶兮》，见《九歌20》，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

③蔡文甫：《天生的凡夫俗子》，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9月增订二版，第58页。

④风信子：《蔡文甫与九歌》，台湾：《青年日报》，2001年10月14日。

⑤蔡泽松：《“书”以贯之的父亲》，台湾：《中华日报》，2005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