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梅秀，王 静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布莱克(1757-1827)，英国文学史上一位大诗人，“提供了浪漫主义所需要而别人所缺的某些思想和艺术品质”，“无论是从思想、象征、神化出发，还是从格律和诗艺出发”，他的作品都很值得深入研究(王佐良，1997)。国外布莱克研究开始很早，但国内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兴起。国内学者对《天真之歌》主题和艺术手法进行了探讨，如张珣《论布莱克〈天真之歌〉的天真》(张珣，2005)，朱桂成的《试论〈天真与经验之歌〉中意象-象征的运用》(朱桂成，2001)等。鉴于诗人创作思想的重要源泉是基督教的圣经，本文从比较文化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进行解读，以揭示《天真之歌》所蕴涵的基督教和谐观与儒家思想内核的契合之处。

《天真之歌》(1789)共19首诗，包括《序诗》和其它18首诗篇，是布莱克早期的作品之一。其主题思想集中体现在《序诗》，诗中云端的孩子要求吹笛人吹一支“小羊羔的歌”。(张炽恒，1999)(以下诗文均出自此书，不再标注。)听罢歌声，孩子感动得又“笑”又“哭”，后来“淌下了喜悦的泪滴”。孩子央求吹笛子人将未尽之言写成一本书，于是吹笛人折“一根空心芦管”，为每个孩子写下动听的乐歌。云中的孩子象征耶稣基督，他藉由天真的吹笛人，即象征救赎后的圣徒，与人类即上帝的孩子们同住，在人间建立永恒的天国耶路撒冷。《马太福音》19章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布莱克正是藉由天真的儿童，即象征救赎主耶稣基督，在《天真之歌》诗文中展开一幅幅和谐的天国画卷，体现了人、自然、上帝的和谐与统一。据《说文解字》，汉语中“和”意为互相唱和；“谐”意为和合、调和。希腊语“和谐”源自动词“harmozein”，意指“适合一起”，也译为“调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和谐社会是人类对理想生存状况的共同追求。《天真之歌》中布莱克用那土气的笔重塑童心，表现了与人、自然、上帝和谐共存的主题，其所蕴涵的和谐观与儒家思想内核具有的契合之处，即人类心灵内在主客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关系之和谐，人与自然关系之和谐。

一、人类心灵内在主客体关系之和谐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对象是人的心灵，即认识自己的内质。基督教哲学思想与儒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 “内省”修身看作是心灵和谐的途径。儒家强调自身修为与理想道德紧密联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指通过“内省”不断接近于至高理想人格；基督教要求“人应当自己省察”(《哥林多前书》11:28)以达到近乎于耶稣的神圣属性，而这二者都在于强调人格心灵的“内圣化”。上帝在造人时就“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但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破坏上帝与人的和谐关系，“内圣”的心灵在人心里遭到毁坏，直到新约中圣子耶稣的降临填补这个裂隙。基督教文化讲究“因信称义”，要求做“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并且圣灵与人的心相互印证作为“神的儿女”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才能拥有如耶稣体现的完美人格。人不断反省，脱离“肉体”私欲奴役(即完全的自我中心)，寻求“圣灵”内心归属(《罗马书》8章)。“顺服圣灵”就让自我客体化，让上帝的圣灵成为主导，并通过人的内在意志降服于上帝的意旨，达到主客合一，寻求内在和谐。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正心修身”有相通之处，不过，儒家中的主体与客体都是人自己，只不过主体是预设的理想自我，客体是经验自我而已。也就是说，其“正心”过程，是人自己心中的善恶斗争，而不是基督教文化中人必须仰望上帝来启示澄清自我。

《天真之歌》中表现人类心灵内在主客和谐关系主题的小诗，有八首：《至上的形象》、《牧羊人》、《羔羊 》、《圣升天节》、《黑人小孩》、《扫烟囱的孩子》、《一个梦》、《男童之得》，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一主题，展现了人神合一的关系。《至上的形象》描绘上帝之灵“仁慈、和平、怜悯和爱”的特点，这就是耶稣的高尚品质内涵，因此“所有人都得爱人的形象”，就连“上帝也在其中居住”，从而形成了人神共存的和谐。《牧羊人》里“牧人”(指造物主，如《诗篇》23:1所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细心照顾羊群，听到羔羊“天真地叫”，使“它们安然无忧”。上帝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即上文所言“仁慈”与“爱”，拉近了主客体的关系，使主客交织融合在一起。因而在《羔羊》中，象征耶稣基督的领头“羔羊”“又柔顺，他又温和”，是连接上帝与人的“中保”(《提摩太前书》2:5，“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是神预备的替罪羔羊，但他变成了一个小孩。由此，人类的神性也就在基督里得到彰显，达到无限和谐的觉悟状态。孩童实际上暗含了经验和超越，非混沌未开、尚未经历人生苦难的懵懂无知的婴孩，而是如《经验之歌》的《序诗》所言，即“看到现在、未来和过去”的“诗人”，化为孩子模样的耶稣经历了人类的生活，耶稣本是神也是人，人在心灵中因信仰被引领到达天国，成了“神的儿女”，与上帝和谐共处。因此《升天节》里，更加清晰地描写宛如“一大群羔羊”的孩子们“举起天真的手臂”祈祷迎接上帝的到来，祈求至圣的洗礼，向往至高的圣洁，则是主体主动积极向客体靠近，达到“贤”之境界的向往。而《黑人小孩》和《扫烟囱的孩子》中里的孩子们在世俗的主体社会里遇到难阻，黑人孩子不能享受白人伙伴一样的待遇，扫烟囱的孩子早年丧母，又被父亲卖，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困苦而丧失对上帝的信仰。内圣化的追求不意味着漠视孩子迷失、受罚，进孤儿院，甚至被卖为奴隶或扫烟囱的现实。他们相信“有上帝做父亲，再不缺欢娱”，“能够快乐地倚着父亲的膝盖……得到他的爱”。虽确实有拦阻，作为孩子的主体却能义无反顾地渴望融合于神的灵里。所以主体顽强的“随从”和“体贴”最终实现了在《一个梦》里那个迷路的蚂蚁(诗人用拟人的手法描写蚂蚁，所以诗文中的蚂蚁实际指人)，在隐形的上帝的带领下蚂蚁完成寻找到家的梦想，《男童之得》中的迷路的小男孩也在“永在的上帝”的搀扶下到了妈妈那里。由此可见，《天真之歌》里人与上帝的和谐共处中，以孩子为主体的自我是在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反思内化，而趋于与至上点接近融合，最终达到天国里的合一关系。

二、人与人之和谐

在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融洽方面，基督教哲学思想与儒家也有一相通之处，那就是以“仁爱”为核心。“仁”字分“人”和“二”，指人与人之间要互存互爱、互帮互助；圣经中也要求“彼此相爱”、“爱邻舍如同自己”、甚至“爱仇敌”。不过，儒家文化强调大局的稳定，以“人”为本，以“礼”约之，为“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之所用，且注重“仁者爱人”；而基督教文化则强调个人灵性深处的感知，以“神”本，以“信”为归依。人与上帝建立和谐统一的关系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借助至高之爱，传递“爱人如己”的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悲伤》、《男童之失》、《摇篮曲》、《回音草坪》、《童稚的欢乐》五首诗，突出体现了在上帝的爱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此外，还有其它小诗也在不同程度上间接体现了这一主题。

《对别人的悲伤》展现了在上帝博爱的带领和影响下，人们传递一种“爱人如己”的至爱主张，也展示“将快乐分给了全体”的耶稣对人的影响，使人见到别人的苦恼是不能不“随之陷入悲伤”，上帝也同样要求人“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罗马书》12：15)。尽管《男童之失》和第一部分提及的《扫烟囱的孩子》都看似体现了人类世界的残酷冷漠，但诗人正是用这样的反衬来突出基督里友爱的人际关系。“扫烟囱的孩子”被父亲卖了，但是却没有仇恨父亲，也没有因为自己所受的苦难而责备他人，同样走失的男童也没有埋怨父亲。《摇篮曲》、《回音草坪》中的成人都受到孩子童心的影响：《回音草坪》里当看到孩童们玩耍的时候，成人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华兹华斯诗文“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弥尔顿在《复乐园》里也称“儿童引导成人，像晨光引导白昼”(杨德豫，1997)。《童稚的欢乐》中那个仅有两天大的孩子，未知性别，但是婴孩天真浪漫，没有丝毫做作，犹如天使。布莱克借助婴孩的到来让读者体味到了真正的爱，这个新生的婴孩就如二千多年前在马槽出生的那个婴孩耶稣，给人类带了希望，与人类同住，建立人人相爱的人间耶路撒冷。

另外，《羔羊》、《牧羊人》等小诗中反复出现的羔羊与上帝、牧羊人与羊群表征人与自然、自然与神的关系，深层次上却也象征了人际之间的友爱关系。上帝爱世人的主张延伸到世人彼此的世界里，造就了彼此相爱、包容、忍耐的至上统一。

三、人与自然之和谐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不仅体现了中国儒、道家先哲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基督教哲学的重要内涵。大多数儒家学说认为“天”主要是指自然界或自然的总称，宇宙的最高实体，但追溯至远古时代，有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之言，《周礼·春官·大宗伯》也说“以湮祀昊天上帝”。“人”则指人类。“天人合一”思想的首要涵义就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不仅表达的是“智者”与“仁者”的区别，更多的是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大自然里的灵动和谐。在基督教文化中上帝所创的伊甸园里动物、植物都和谐共处，耶和华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修理看守(《创世纪》2：15)。后来亚当受撒旦诱惑而堕落，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为了重建乐园，上帝差遣独生子耶稣来到地球，道成肉身，赐予凡信仰他的人一双天真美丽的眼睛，在诗意地栖居寻回一个人间乐园。

《鲜花》、《笑歌》、《夜》、《春》、《保姆之歌》这五首小诗给读者展现一个人间天堂。《天真之预言术》里布莱克那富于哲理的话语“在一粒沙中见一个世界/在一朵野花中见一片天空”引发无数学者的深思，而《天真之歌》中的《鲜花》则描写了“一朵幸福的花儿”关心照顾着“欢快的小雀”和“美丽的欧鸲”的景象，花朵本为自然植物，但有着人一样的胸怀：兼纳一切，抚慰悲伤，又如同是上帝的胸怀，体现基督教里造物主与所造之物的关系。“花”(即人或是上帝)是自然的“修理者”和“管理者”(《创世纪》1:15～26)。当《笑歌》里“绿色的树林”、“微波荡漾的流水”、“绿色的山岗”、有着“生动的绿色”的草地、“蚱蜢”、“色彩瑰丽的鸟儿”筑建起人间伊甸园时，孩子们则开始了甜蜜的歌唱，表现了人在自然的怀抱中享受自然的喜悦。而当“夕阳沉落西山”，《夜》里却展示出一幅“羊群，羔羊啃青，/欢快的天使脚步轻盈”地悉心照顾世间一切生物的画面。天使正是上帝的使者，象征耶稣降世救人，不仅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这里的天人合一再次延展到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即上帝与所造一切的和谐，天上的天国和地上天堂交织辉映在了一起。小诗《春》描写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夜莺”、“云雀”这些大自然的宠儿在欢庆新年的到来，随后自然之景带动了“小男孩儿”、“小女孩儿”，人和“雄鸡”居然也一起欢庆，最后象征耶稣的“小羔羊儿”也一同欢庆。诗人层层递进，表达了人、自然、神的和谐统一。上帝所造之自然让《保姆之歌》中的孩子们依依不舍，保姆见天色渐晚却没有强行要孩子们回家，这里其一是因为孩子被自然深深吸引，其二也体现了保姆与孩子的融洽和睦(正如上文《羔羊》不仅表达上帝与人的和谐，也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此多篇小诗都重叠主体，此文不一一列出。)因此，在大自然的美景里，从孩童的视角看就是快乐美丽的天堂，没有黑暗的笼罩，化为孩子的耶稣是“城的灯”(《启示录》21:23)。昔日伊甸园时代百花盛开、牛羊富足、孩童嬉闹之景象早已为昨日黄花。但布莱克创造了一个新的伊甸园，重现“新天新地”(《彼得后书》3:13)，人再次成为自然界的宠儿，在一种灵性深处与自然和睦共存。

《天真之歌》体现了人、自然、神的和谐统一，展现人类心灵里对至福的向往。其语言简练，却蕴含丰富哲理，原版中诗篇与版画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幅布莱克式的理想和谐图。每一首小诗都显得语言轻快，韵律自然，似有韵而无韵，文字与声音天然辉映在一起。开卷《序诗》，全诗5节，每节4行，是典型的民谣体。《天真之歌》的形式多为民谣体以体现主题，常采用对偶句式，表达出一种音乐美和视觉美的和谐统一，在形式上营造与主题相应的轻快舒适的氛围。如文中所言，《天真之歌》所蕴涵的基督教和谐观与儒家思想内核具有契合之处。

[参考文献]

[1]王佐良.英国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220.

[2]威廉·布莱克.布莱克诗集(张炽恒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圣经(和合本)[Z]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4]威廉姆·华兹华斯.杨德豫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5]曾参等.四书五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6]W.H.Stevenson.ed., William Blake: Selected Poetry [M].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88.10-36.

[7]Graham Handley.ed., Brodie’s Notes on William Blake’s 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revised)[M].London: Macmillan Press.1992.

[8]朱桂成.试论《天真与经验之歌》中意象-象征的运用[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45-47.

[9]张珣.论布莱克《天真之歌》的天真[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6)：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