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使用的三种情境

2011-03-31陈多闻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2期

陈多闻

(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四川成都 610059)

技术使用作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一直处在情境之中，技术使用情境是使用者通过技术的使用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实践语境，这是一个使用者拥有着话语权的空间，是使用者自己的场所，在这里，人类的使用者“建构了情境，并协商出共同的情境定义”[1]。

一、技术使用情境的三种类型

“技术作为现时代的主旋律，它的声韵只能在生活世界里的使用实践中欢然奏响”，[2]而人们所使用的技术从萌芽至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技术在使用中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内容和形态，“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3]不管技术在使用中呈现出多少种面貌，在形态上主要表现为三种——经验型技术、实体型技术和知识型技术。陈凡将技术结构界定为技术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由三种类型的技术要素组成：[4]经验形态的技术要素(经验、技能这些主观性要素)、实体形态的技术要素(生产工具为主要标志的客观性要素)和知识形态的技术要素(以技术知识为象征的主客化要素)。这样，技术结构的演化就表现为从经验型技术结构到实体型技术结构再到知识型技术结构的发展。经验型技术就是经验和技能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如手工工具；实体型技术就是主要以实体形态呈现出来的技术，如机器；知识型技术就是理论知识形态的技术，如智能技术。

根据技术演化的三种形态，技术使用情境也主要有三种，即经验型技术使用情境、实体型技术使用情境和知识型技术使用情境，这三种技术使用的情境既是空间性的，又是时间性的：空间性是指无论在哪种使用情境里，都不是单独地使用其中某一种技术，而是三种形态的技术都同时并存着；时间性则是指在不同的使用情境里，这三种技术的份量、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各不相同。

二、情境之一：经验型技术使用情境

经验型技术使用活动顾名思义就是以经验型技术为主要使用对象的人类实践活动。经验型技术的使用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人类从树上跳下来之后所拾起的第一块简陋石头。原始的人类一开始拿起这块石头，并没有石头的概念，也不知道它能用来干什么，只是拿起它时朝地下一磕才发现这种质料很坚硬，可以用来砸碎或者磕断其他东西，也可以用来击退虎视眈眈的野兽，于是将其作为了辅助性工具。在随后的使用中，经验的积累使他们发现片状的石头更加锋利从而更为好用，便开始有意识地将圆状的石头打磨成片状，为了特定目的进一步又将其磨制成各种各样的石器，从而踏上了制造并使用工具的艰苦旅程，人猿相揖别。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之后，技术使用的对象才发展到石铲、弓箭、投枪等等，之后又开始使用以铁和铜打制而成的各种越来越复杂却越来越方便的工具。

经验型技术的使用活动呈现出如下特征：

1.技术的结构表现为经验型技术结构。即“主要由经验知识、手工工具和手工性经验技能等技术要素形态组成的，而且以手工性经验技能为主导要素的技术结构”。[4](P22)这种技术结构是单一的、简洁的、一目了然的。在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中，经验型的技术结构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2.技术使用的主体以农民和工匠为主，是一种典型的个人性使用活动。农民使用手工工具来耕耘、播种和收获，工匠则使用某些手工工具来设计和制造其他类型的手工工具。农民和工匠其实代表着技术使用者的两种基本类型：农民是生活型技术使用主体，使用技术所收获的果实或产品是为了自给自足，直接用于满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工匠则是生产型技术使用主体，并不是自产自销自己的产品，而是期待交换，间接满足自己及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农业社会的后期，随着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工匠俨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5]。

3.技术使用的客体以手工工具为主。在农业社会里，生产力并不发达，人类除了直接用身体接触自然外，人与自然之间的作用就主要表现为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即人——手工工具——自然，使用者不仅通过手工工具直接作用于自然，如土地、山脉、河流等，使其能够提供给人类生存所必须的谷麦、蔬菜等食物；也通过手工工具间接作用于自然，将自然的辅助物加工成人类生活所必须的人工物，如床、桌子、凳子等。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单纯性决定了手工工具不仅是农业社会里最为主要的实体技术，也是主要的人工物形态。

4.技术使用活动的基础往往是实践经验。手工工具被设计制造出来之后，与其打交道时使用者靠的也主要是经验和技能。经验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的沉淀，技能则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具备的活动技巧和能力，两者都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表述清楚，但却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它们已经融入到了技术使用者的血肉之中，化为使用者自觉的行为习惯和活动能力。例如，农民完全是根据曾经的经验来进行春耕、夏耘、秋收和冬藏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代的人们倾向于把技术理解为经验技能之类的东西，如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亚里士多德，就把技术界定为人类活动的技能。

5.技术使用活动发展缓慢，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力量小，属于“弱技术使用”的范畴。在经验型技术使用的情境里，人们主要是通过手工工具与大自然打交道，而手工工具不过是人类劳动器官的延伸，故而整个活动对自然、对社会乃至对人类自身的影响都是比较微弱的，技术发展缓慢，对于其原因，贝尔纳做出过较好的说明：“早期技术发展本身必然是缓慢的，这并不是由于个人无法改进它，而是由于他们无法将这种改进传给后人。由于保密的必要性，由于个人技能无法传授，由于在行会支持下不那么成功的对手们的嫉妒愈形加剧，技术发展缓慢得无以复加……”。[8]

三、情境之二：实体型技术使用情境

实体型技术使用情境顾名思义就是以实体型技术为主要技术使用对象建构起来的社会境域。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序幕缓缓拉开，纺纱机、织布机等工作机的问世与使用，纽可门蒸汽机、瓦特蒸汽机等动力机的改进与使用，移动刀架、精密机床等工具机的制造与使用，都催生了一种新的技术面貌——实体型技术，即以机械工具或机器为标志的技术。在实体型技术的使用活动中，不仅工匠摇身一变为工人或者工程师，就连农民也改变了只依赖于土地的传统。很多农民为了进入城市当一名产业工人而抛弃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远离了熟悉而偏僻的田野家园，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入到了以机器使用为主要特征、陌生而新奇的工业社会里。实体型技术的使用活动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1.技术的结构表现为实体型技术结构。实体型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技术的结构从经验型结构过渡到实体型结构，所谓实体型技术结构就是“由机器，机械性经验技能和半经验、半理论的技术知识等要素形态组成的，而且以机器等技术手段为主导要素的技术结构”。[4](P22)它是一种双相位技术结构，“包含着两个功能结构单元，即经验型技术结构和实体型技术结构”，[4](P24)，这就是说，经验型技术结构仍然存在于其中，只不过起主导作用的是实体型技术罢了，它们之间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主从关系。正是这种实体型技术结构，带来了生产方式的真正变革，使纺织技术、动力技术、机械加工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等显现出焕然一新的图景。

2.技术使用的主体以工人和工程师为主，个人性技术使用开始过渡到群体性使用行为。在工业社会里，因为工业是主导性产业，技术使用的主体也就以工业技术的使用主体为主。机器时代的到来使得机器的使用成为该时代的特征，“工匠”这一社会角色已经不能满足蓬勃发展的工业诉求，需要进一步细化，这就分化为工人和工程师这两种基本角色，工人是指在现实生产实践中操作机器使其发挥正常功能的人，因其直接使用和接触机器而跟机器有着直接而深厚的感情联系，成为了“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齿轮”；[7]工程师则是在普遍法则和自然规律的指导之下设计工程物品并负责整个技术系统顺利运行的人，与工人往往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工程师大多数出身于简单工人，既灵巧熟练又有进取心……只不过对科学较接近些罢了”，[8]大型机器的使用和流水线式生产方式将他们聚集在一起，集体作业。

3.技术使用的客体以机器为主，即主要表现为机器性技术使用。“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9]机器由此取代了手工工具的主导性地位，堂而皇之地登台上架，成为了人们使用的主要技术形式。远德玉认为机器有三种类型，即工作机、动力机和传动机，工作机与手工工具有着根本的区别：[10]工作机是一种真正的代替人手工操作工具直接作用于被作用对象的机构，而一切手工工具则都必须依靠人手来直接操纵进而施作于劳动对象。从此之后，使用者“可以通过操纵机器，并由机器来实现操作工具，借以实现改造自然的各种技术目的”，人类也因此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全新时代。

4.技术使用活动不仅基于经验，也开始基于知识。在农业社会里，人们使用的技术主要是手工工具，对于手工工具的使用人们只能靠直觉推测和以往经验的积累，而“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11]当技术演化到机器形态，鉴于机器本身构造的复杂性和显示操作的危险性，设计者往往会辅之以各种文字性的使用说明，一个使用说明至少发挥着两种功能：[12]首先，它是设计者将其有意图设定的功能传达给使用者的一种途径；其次，它通过描述为了实现预定目的而需要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从而使得这种功能对于使用者来说是具有实现操作性的。这对于机器的使用者来说，他仅仅具备以往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至少他得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即能够看懂、理解设计者所提供的说明，否则，在面对一种全新的机器时，他将会无所适从。

5.技术使用活动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进入“强技术使用”状态。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迅速引起了一系列产业的革命性变化，如纺织业、机器加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最早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由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普及，商品经济迅速取代了自然经济，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3]

6.技术使用活动的负面效应凸显，这在工业社会的后期尤为明显。凭借机器的使用，人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人们为了自己出行的方便和联系的快捷，砍伐森林，不断将高山夷为平地，只是为了给使用火车、轮船和汽车设轨开山劈道，却不料这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大肆使用机器来改造自然的行径，不久就在工业社会后期得到了反馈：森林成为不毛之地、山泉干枯、洪水泛滥，气候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短期性的经济价值将生态等价值抹煞了，这种‘短视’行为，造成了生态破坏，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异化，使社会发展陷入困境”。[14]

四、情境之三：知识型技术使用情境

知识型技术使用情境，顾名思义就是以知识型技术(科学的技术)为主要使用对象建构而成的社会境域。“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最早是由法兰克福·培根提出来的，他把经院哲学比做不学无术的权威，强调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就必须破除对这个权威的迷信和崇拜，直接观察和研究自然界，并通过实验和科学归纳的方法才能得到仅凭经验得不到的正确知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控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基因技术、原子能技术、激光技术等高新技术群的相继兴起再一次以铁的事实将这句古老的名言诠释到了极致，它们都是理论知识在技术世界中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也就是知识型技术的高级形式。知识型技术的使用活动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1.使用中的技术结构嬗变为知识型技术结构。信息社会的经济一向被称之为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毋庸质疑，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出现，是必须以知识型技术的使用活动为依托的，知识型技术的主导性使用必然会造就知识型的技术结构，知识型技术结构就是“由理论知识、自控装置和知识性经验技能等要素形态组成的，而且以技术知识为主导要素的技术结构”。[4](P22)这是一个三相位的技术结构，“包含着三个功能结构单元，即经验型技术结构、实体型技术结构和知识型技术结构”，[4](P25)一方面，技术越来越建立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之上，越来越成为“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成为“科学的技术”；另一方面，科学的应用性得到强化，科学理论通过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转化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科学与技术呈现出强烈的一体化趋势。

2.技术使用的主体以知识分子、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随着人类使用的技术结构的变化，在信息社会，除了工程师、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等使用技术来进行创造的主体之外，技术使用主体的具体角色还有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发明家、企业家、管理者、消费者等等。技术使用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不仅表现在完成某项技术使用活动的共时性结构中，看似是某一主体的技术使用活动，却已经牵涉到诸多主体的参与，通常一项技术的使用活动会牵涉到多个主体；还表现在技术使用活动的历史性结构中，体现为边界的日益模糊性，由于使用主体的复杂性，他在使用的过程中角色可能发生转化成为创新主体或者生产主体，这样，技术使用的过程同时又会是技术发明、技术设计以及技术生产的过程，有时候很难将其区分出来。技术使用不再限于个人或群体，而是关涉到整个人类社会。

3.技术使用的客体以计算机和自控装置为主，技术使用呈现出智能技术性使用的面貌。在20世纪80年代“信息社会”这个提法刚刚流行的时候，“3C”社会(即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社会)和“3A”社会(即工厂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家庭自动化的社会)的提法也随之兴起，这就是说，信息社会技术使用的客体以计算机和自控装置为主。计算机是一种能够按照指令对各种数据和信息进行自动加工和处理的电子设备；自控装置即能够自动控制的装置，是指在没有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借助外加的设备或装置提供最初的推力，就能够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和预设的程序运行的机器或者设备，其使用引起了“以技术知识为基础的知识性经验技能的产生。”与手工工具的使用以及一般机器的使用不同，技术使用者不再是劳动工具使用过程的直接当事者，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同自动装置发生关系”。[4](P26)

4.技术使用活动的基础开始偏向于知识。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技术使用活动主要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工业时代的技术使用是以经验知识和科学理论知识这两者为基础的话，那么，信息社会的技术使用活动则更倾向于以科学理论知识为基础，这也就是舒红跃教授将信息时代的技术称之为“科学的技术”的原因所在。虽然不管是哪个社会的技术都离不开知识，但即便是“知识”本身，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特别是信息社会的知识更有其独特之处，指的往往是“知识的知识”。它具有两个不同特点：一是“显示于行动之中”；二是“高度专门化”。[15]德鲁克把即将到来的社会称为“学科社会”，主张赋予专门化知识以权力，以专门化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

5.孕育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如同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逐步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新的生活形态一样，信息社会新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形成之中。在信息社会里，由于知识型技术的广泛使用，智能化的网络系统将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传真机、扫描仪、电视、计算机等各种信息化的终端设备将无处不在，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其文字、声音、图像等相关信息，人们将生活在一个被各种信息终端所包围的社会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对这种生活方式做出了生动全面的展望“生活将彻底依赖于数字的传递，甚至可能出现数字化的服装质料，将会出现具有计算能力的灯芯绒、有记忆能力的平纹细纱布和太阳能丝绸，这样，人类不必再携带膝上型电脑，而是可以把它穿在身上”。[16]

6.知识型技术的使用活动引发了更深层次的价值和伦理问题。如果说工业社会时代的技术使用活动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彻底陷入危机的话，那么，信息社会时代的技术使用活动将使价值和伦理问题走向“纵深”，许多传统价值观将发生颠覆性变化。并且，由于现代技术系统的越来越复杂化，技术使用中的非线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这样往往导致某些技术使用活动后果是无法加以预测的。非线性机制的普适现象——混沌，说明了非线性的放大效应，而1963年气象学家罗伦兹所提出的“蝴蝶效应”更诠释了这一效应。在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巨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带来以后状态的巨大偏离。这种观念直接引发了我们对技术使用活动后果的可控性与不可控性的深刻思考，认识到对技术使用活动的价值调控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现如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技术活动已经“远远超出纯经济的范畴，它更体现为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17]也就是说，使用技术的后果不仅涉及到经济，更涉及到政治、人文、生态等等社会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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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