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睿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00)

一

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最著名的作品。自1934年《边城》问世以来，无论是褒是贬，人们一直将这部小说称作为“牧歌”。例如刘西渭就在《〈边城〉与〈八骏图〉》一文中认为“《边城》便是这样一部idyllic杰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服可口的良药。”①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是根据《边城》结构巧妙、文字精致以及表现与都市生活迥异的宁静平和的氛围等特点，把《边城》比作“牧歌”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同样把《边城》看作“牧歌”，他认为“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②但与刘西渭不同的是，夏志清并不欣赏沈从文的这类作品，反而对沈从文的某些非“牧歌”作品大加赞赏，认为它们“不但写到社会各方面，而且对当时形势的认识，也非常深入透彻”。③也就是说，夏志清是从牧歌式的作品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的角度，对《边城》这类牧歌式作品提出批评的。而刘洪涛的《〈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书在首先探讨“牧歌”西方语源后，更是从乐园图式、挽歌情调、物景化以及古典化等多个角度全方位论述了《边城》的牧歌情调。刘洪涛在书中甚至还把《边城》的牧歌情调放置在“中国被动现代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生成的背景中”，认为《边城》的牧歌情调显示出一种整合的、诗意的中国形象的生成。④从以上可以看出，人们把《边城》看作是精致优美/平和冲淡、脱离现实的矛盾斗争以及散发浓郁抒情气息的作品，于是《边城》就被打上“牧歌”的标签，甚至沈从文本人也往往被看成是脱离现实的牧歌歌者。尽管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边城》的所谓“牧歌形象”存在裂隙，用“牧歌”概念并不能完满的解释《边城》⑤，但从牧歌的角度来解读《边城》仍然是研究界的主流看法。

《边城》这部作品在刚刚面世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1934年4月，《边城》刚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完，汪伟就在这部小说的“牧歌形象”下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他认为“边城里就也淡淡地用了几件商品，暗示着商业向农业的侵略。”⑥无独有偶，罗曼在这一年12月发表的《读过了〈边城〉》一文中也认为，这篇小说“在文章的背面，却像是把城市和乡村经济矛盾的地方，暴露了许多。”⑦也就是说，汪伟和罗曼不约而同地在《边城》的牧歌图景中看到了商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冲突。这类解读显然与时下人们对《边城》的理解大相径庭。而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是否意味着《边城》本身的“牧歌形象”存在着某种裂隙？如果裂隙存在的话，这种裂隙又是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当众多研究者以“牧歌”二字来指称《边城》时，这部小说的内部是否存在一种遮蔽机制把自身的裂隙掩藏起来？这种遮蔽机又是如何参与到小说的叙事当中，并构成小说幻景中的一部分？

二

关于《边城》中“牧歌形象”的裂隙，汪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似是而非的论述：“《边城》整个的调子颇类牧歌，可以说是近于‘风’的，然而又觉得章法尚严，针线尚密，换言之，犹嫌雅多于风。其中尤以白鹅关的倒叙，虎耳草的映带，不愧精心撰结之文。”⑧这里所说的“章法尚严，针线尚密”，既是指《边城》叙事结构的复杂精致，同时也指《边城》中充满了不断复沓出现的各种意象，构成小说内部的象征体系。《边城》在叙述翠翠与二老傩送之间的交往时，不断插入“鱼”、“虎耳草”等意象，使“鱼”、“虎耳草”脱离其本义，成为翠翠、傩送之间爱情的隐喻或象征物。但汪伟把小说中这些意象的作用仅仅局限在文章写作的意义上，从行文的自然天成(“风”)与人工造作(“雅”)之间对立的角度上，谈到《边城》与牧歌的不同以及其叙事中的裂隙，而没有回应他在文章前面所提到的“商业向农业的侵略”的问题，更没有真正的讨论《边城》牧歌图景的裂隙。

其实，某个意象在文本中不断重复是一个值得深入阐释的现象，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文章写作的意义来加以理解。在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中，一个意象在同一作品或同一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再三重复，就会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的份量，最终使读者明白它必有所指。这个再三重复的意象，就是新批评派所说的主题意象⑨。汪伟在《边城》中留意到“鱼”、“虎耳草”等意象显然属于主题意象的范畴。与“鱼”、“虎耳草”等类似的主题意象在《边城》中还有很多，“渡船”与“商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小说的第一节开始，“渡船”与“商船”就作为一对截然相反的意象不断在小说中成对出现。据笔者统计，《边城》中“渡船”、“商船”成对出现的情况总共有十三处之多。而这对意象在小说中的出场大又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渡船、商船作为相互对立的事物，在一句话中同时出现。第二种情况则是一句话中虽然只出现渡船或商船，但这句话却隐含着没有在这句话中出现的渡船或商船的对比。

第一种情况在小说中较为普遍。小说第一节最后一句话就是：“这种船只(指商船)比起渡船来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既写出渡船与商船样式的不同，也暗示了守着渡船的翠翠对商船的歆羡。在第十二节中，小说写到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但作家并没有把这对三角关系直截了当的表述出来，而是用了“有钱船总儿子，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这样的表述。在这句话中，纠缠在恋爱中的三个人被强行拆分成两类——“有钱船总儿子”和“穷人家女儿”。显然，它所强调的并非天保、傩送与翠翠之间的爱情，而是“船总”和“弄渡船”这两种职业。因此在这句话中，“渡船”和“商船”已经脱离其本义，成了“船总”和“弄渡船”这两种不同职业以及“有钱”和“穷人家”这两种不同经济地位的转喻，暗示着从事这两种不同职业的人经济地位、权力等级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婚姻前景的黯淡。在同一节中，大老天保还信誓旦旦的说“我想告那老的，要他说句实在话。只一句话。不成，我跟船(指商船)下桃源去了；成呢，便是要我撑渡船，我也答应了他。”显然，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中，两人之间婚姻关系的成败往往代表着二人关系发展到极端亲近或彻底决绝这两极。而《边城》以“跟船下桃源”和“撑渡船”来转喻婚姻的成败，也正是说明在商船与渡船在湘西社会里地位的悬殊。

第二种情况在《边城》中出现的次数较少。虽然它没有让“渡船”和“商船”在句子中直接对立，但却更为深刻的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例如小说在第十五节中这样描述祖父和翠翠之间的对话：

“爷爷，你不快乐了吗？生我的气了吗？”

“我不生你的气。你在我身边，我很快乐。”

“我万一跑了呢？”

“你不会离开爷爷的。”

“万一有这种事，爷爷你怎么样？”

“万一有这种事，我就驾了这只渡船去找你。”

翠翠嗤的笑了。“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那些地方的水，你不说过象疯子吗？”

在这段对话中，商船并没有在文本中出现。但翠翠表面上嘲笑祖父小小的渡船不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时，显然正暗示着天保、傩送家的商船可以轻易的通过这些险滩。这个在引文中没有出现却又已经出现的商船意象，指称着其所具有的诸如壮大、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等特性，带有明显的男性象征的意味。而在商船的对比下，渡船就显得渺小、脆弱，则传达出明显的女性象征意味。所以当翠翠清醒而略带嘲弄的向祖父指出“渡船”的局限性时，她所表达的是对商船的认同和对男性的渴望。

三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渡船、商船这两个意象在《边城》中已经脱离本义，成为多重意义的交汇点。是什么让沈从文对这两种船念兹在兹？

众所周知，湘西地处山区，陆上交通在解放前极不发达，因此水上交通及其重要载体——船在湘西社会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根据1938年湖南省水警局的统计，湘西地区客货运输量有80%以上需要靠水运来完成，而食盐、米粮、砖茶以及黄铜等湘西主要进出口货物则几乎全部依靠水上交通运输。⑩湘西地区对水上交通的依赖，造成了沅水流域船舶以及相关产业的繁荣。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湘西地区各县登记在册的船舶有3 622只。沅水流域的船不仅数量惊人，种类也相当可观。民国20年(1931)湖南省水警局在《民船类型登记报告》中称沅水流域的船舶有“约百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湖南省航务局民船科的调查报告中则称湘西地区的船舶“有160余种”。沈从文本人在1938年也曾专门撰写散文《常德的船》，对沅水流域各式各样的船只做过颇为详细的描绘。湘西地区船多，水上从业人员的数量自然更多。根据湖南省水警局的统计，湘西地区各县船员仅登记在册就有14 422人。水与船在湘西世界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自然对自幼成长在湘西的沈从文影响深远。沈从文15岁起从军，此后五六年的时间里在一条沅水上来来回回多次，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创作不竭的源泉。正如他的创作谈《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谈到的那样：“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即沅水)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这篇与《边城》几乎同时发表的创作谈所强调的正是湘西的“水”与“船”对沈从文本人及其创作的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创作《边城》期间，曾因老母病重，暂时中断《边城》的写作，返回湘西家中省亲。这是作家自1923年离开湘西后第一次返乡，从北平到凤凰需要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沈从文是在湘西的船上度过的。金介甫在《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就认为，在1934年湘西之行前，沈从文“写的乡土文学大多是抒发怀旧之情，再现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以及他在军队中受到磨炼。”这时他笔下的湘西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凤凰，“而是一个士兵眼中看到的模糊远景。”而沈从文在这次湘西之行后才意识到，湘西已经不再是他梦想中的“桃花源”，它距“社会的崩溃瓦解已为时不远。”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返回湘西的路上，沈从文究竟遇到了什么呢？幸好作家为我们留下了著名散文集《湘行散记》，使这个问题有了解答的线索。这部散文集是沈从文根据自己在返乡途中寄给张兆和的四十多封书信加工整理而成。有趣的是，作家在其中没有对母亲、老家凤凰以及故乡亲友等情况多费笔墨，而是用绝大部分的篇幅来描写自己对湘西的水、船、水手以及码头等的印象、见闻。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写作状态：“看看船走动时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可以说，一部《湘行散记》就是沈从文在船上写水上的故事。因此湘西的船和水构成了沈从文重新“遭遇”湘西现实的媒介和桥梁，它们本身也构成了作家想象湘西的主要资源和核心意象。这也就难怪有评论者这样描述这部散文集，“这条流动不息的河，不仅构成了这些书简的外部写作环境，而且成为这些书简的内部核心成分，不妨说，这些书简就是关于这条河的。所写一切，几乎无不由这条河而起，甚至连写作者本身，其精神构成，也往往可见这条河的参与和渗透。”

笔者在这里花费大量篇幅来探讨湘西的船对写作《边城》期间的沈从文的重要性，并不是要证明因为沈从文在返乡途中对湘西的船印象深刻，所以他故意在《边城》中多用船的意象。这样的解释过于机械，而且这属于创作过程中的作家心理问题，本身无法实证。笔者想提醒读者注意是，湘西的船对于《边城》时期的沈从文来说，也可以说是某种“模糊远景”，它渗透在沈从文的湘西想象之中。因此，《边城》中数量众多且意义繁复的“渡船”、“商船”意象就值得我们进行重点考察。

四

在《边城》中，“渡船”与“商船”首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交通工具和移动方式。渡船固定在碧溪岨边，在“宽约二十丈”的小溪上来回往复，连接了由茶峒通往川东的道路。而商船则往来于茶峒与洞庭湖之间长达千里的沅水航道。表面上，这两种船只是不同的交通工具而已，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交通工具深刻的影响了掌握这两种交通工具的人们的生活方式。道林·马茜(Doreen Massey)在《权力几何学和发展中的地域感》(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一文中仔细辨析了人们不同的移动能力与移动方式背后隐藏着的复杂社会权力关系。马茜在她的文章中认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被不同的方式放置在那些流动和相互联络的关系中。这不仅仅关系到谁移动、谁不移动的话题——虽然这个话题是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关系到与流动和移动相关的权力。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和这种必然有所不同的移动能力之间，会发生不同的关系：有些群体承担比较多的责任；有些群体发动了流动和移动，而其他群体则没有；有些群体更加接近移动的接受端；而有些群体则被这些移动有效地禁锢住了。”马茜试图向我们证明，交通工具和移动能力本身并非仅仅是人们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来自由选择的。交通工具和移动能力本身就是建构、巩固并且加强人们之间社会地位、阶级差异的重要力量。由此观之，《边城》中“渡船”、“商船”这两个对立的意象就不仅仅指称两种差异巨大的交通方式，而是直接指称着祖父、翠翠和顺顺、天保、傩送这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对立和巨大差异。在小说中，碧溪岨的渡船是由茶峒地方集资开办并维持的，其目的在于方便茶峒周边地区居民的出行而非赢利。因此看管渡船的祖父、翠翠只有“三斗米，七百钱”的“口量”，且“照规矩”不能收钱。而沅水上的商船则是湘西地区贸易发达的产物，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以小说中的船总顺顺为例，他从“一条六桨白木船”起家，“数年后”成为拥有“大小四只船”的船主，在五十五岁时，他还当上了“掌水码头的”船总，成为在“边城”茶峒地位显赫的人物。正是“弄渡船”和“船总”这两种人生活方式的不同，《边城》中才会用“有钱船总儿子，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这样的表述来指认两类人之间巨大的地位差距。

有关《边城》中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悲剧，研究者多从《边城》中找到诸如“天意”、“造化”以及“命运”等语汇，把《边城》中爱情悲剧的原因归结为命运造成的“误会”。然而小说中“渡船”、“商船”这对意象频频显身，似乎不断向读者暗示造成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爱情悲剧的，除了虚无飘渺的“命运”外，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一书中，结构主义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在考察了全球大约三分之一民族文化的亲属关系后，集中探讨了婚姻(即男人与男人之间交换妇女)交换制度。列维-斯特劳斯把“妇女交换”作为马尔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原始交换的形式——赠与的研究》一书中阐述的“礼品交换”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进行重点论述。在书中，列维-斯特劳斯把“妇女交换”进一步分成“局限交换”和“广泛交换”两种方式。所谓“局限交换”就是指一个社会集团中的男子有绝对的把握从另一社会集团中娶回妻子，才会把本社会集团中的女人嫁给另一社会集团。而在“广泛交换”中，男子能否从另一社会集团中得到女人，是具有风险的。当他把本社会集团中的女人嫁到另一个社会集团后，他不一定能从另一社会集团中娶回一位女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局限交换”要想长时间地坚持下去，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局限交换”会逐步过渡到“广泛交换”。而在“广泛交换”中，婚姻交换会分解在不同等级间进行，因此，地位不同的家族是相互通婚的，结果就会产生越等婚制，最高等级的集团经常从他们社会的低等集团取得作为贡品献来的妇女。列维-施特劳斯和马尔塞尔·莫斯的观点一样，都认为赠礼惯例是联结社会成员关系网的象征性表现。当赠礼交换得以完成时，表明赠礼交换的两个社会集团之间实现了和解或联合；而当这种赠礼交换无法完成时，则标志着交换双方关系的破裂。因此，两个社会集团交换女人的目的并非生育、繁衍抑或是某些遗传学原因，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这种交换才能获得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和解。

上文已经谈到，《边城》中“渡船”与“商船”这两种器物是湘西世界不同经济实力、阶级地位的转喻，因此它们代表了湘西世界中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和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借助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两个社会集团交往模式的理论，或许我们可以找到《边城》中“牧歌”形象的裂隙所在。小说中，祖父和翠翠属于“渡船”所代表的社会集团；而船总顺顺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则属于“商船”所代表的社会集团。耐人寻味的是，在《边城》中分处在两个对立社会集团中的主人公渴望得到异己社会集团中的男人或女人，并渴望获得异己社会集团的生活。以翠翠为例，她不断的在小说中表现出对于商船的兴趣和向往，而这种对商船的向往之情又是对二老傩送的爱情的一种隐喻。船在这里构成一种多重意义的交汇点。小说的第一节就写“这种船只(商船)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也就是说，从故事一开始翠翠就表现出对商船的浓厚兴趣。在第八节，小说描写翠翠在第三次端午节时“温习”起前两次端午节的情形。翠翠这时正在接替爷爷看守渡船，可是脑子里全是自己从来没有到过的洞庭湖以及从来没有见过的由“三十二个人摇六匹橹”，“一百幅白布拼成”一张帆的商船。且翠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想到这个问题！”这说明对商船以及商船所属社会集团中的男性的向往已经沉潜在翠翠的潜意识中，而且翠翠对商船的向往是如此的强烈，使得商船会不时冲破翠翠内心的控制机制，进入她的意识。而在小说的第十三节，心中对商船/异己集团男性的向往，甚至使翠翠想要离开相依为命的祖父：

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我要坐船(只能是商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这样一件事，她且想象她出走后，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全无结果，到后如何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

引文中所说的“好像缺少了什么”，自然是指缺少异己社会集团的代表物——商船和异己社会集团中的男性傩送。直到小说的结尾，翠翠仍然在思念那个坐船下桃源，“还不曾回到茶峒来”的年青人。由此我们可以在《边城》中隐约发现一条线索，即翠翠“商船”渴望，是从最开始朦胧的兴趣一直发展到最后在意识/潜意识层面不顾一切的追求。

另一方面，“商船”所代表的社会集团中的天保、傩送和翠翠一样，表现出对异己社会集团女性以及异己社会集团生活的向往。在小说的第十二节一段兄弟之间袒露心扉的对话中，天保说：“二老，你倒好，作了团总女婿，有座碾坊；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岨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一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研究者早已指出，《边城》中的“碾坊”代表的是金钱交换关系。虽然天保表面上并不赞同“商船”社会集团的行为逻辑，希望获得“渡船”社会集团中的女性——翠翠，并“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读者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天保对商业逻辑的鄙弃，虽然使我们想到所谓“爱情至上”的浪漫神话，但实际上天保对“碾坊”的轻蔑是建立在他是“有钱船总儿子”的基础之上的。在引文的后半句，天保就暴露了他的“衙内习气”，想“把碧溪岨两个山头买过来”。这种买山头的行为其实同样是一种赤裸的金钱交换关系，只不过这种金钱关系在团总女儿与翠翠这两个更为触目的对立之下，被人们忽略了。《边城》中的另一个症候点则是傩送和他的哥哥一样，同样渴望得到翠翠以及“渡船”社会集团的生活，他对哥哥说：“你不必——大老，我再问你，假若我不想得这座碾坊，却打量要那只渡船，而且这念头也是两年前的事，你信不信呢？”在这里，“碾坊”和“渡船”分别是“团总女儿”和翠翠的转喻，所谓不要碾坊要渡船就意味着不想娶团总女儿而想得到翠翠。傩送的这种选择曾被很多研究者大加发挥，认为这是纯洁的爱情战胜了金钱。的确，甚至在天保因为追求翠翠不成，死在“下桃源”的路上后，傩送仍然对翠翠痴心不改。在小说的第十六节，傩送说：“至于我呢，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直到小说的第十九节，傩送仍然觉得：“我还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但实际上，在要“碾坊”还是“渡船”的问题上，傩送从来没有做出真正的抉择。他甚至还把决定权交给了父亲船总顺顺，轻描淡写的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

金介甫在《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认为《边城》中的祖父、翠翠缺乏“交际本领”。而这种欠缺体现了“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聂华苓则认为这种沉默“是乡下人体验到了存在主义窘境的象征。”聂华苓有关沈从文小说与存在主义哲学关系的论述当然有过度阐释之嫌，不过《边城》中翠翠、天保以及傩送等人确实如局外人莫尔索一样，在命运洪流的裹挟下没有决断的能力。虽然他们身处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分别向往对方的生活，但这种向往在小说中从来没有落实到行动中去。他们既没有走得比翠翠的母亲和那个军人更远，去离家出走；也不具备上一代人的勇气，去为情而死。因此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天保在求爱失败后，伤心的在下桃源的商船上溺水身死；傩送则在小说的结尾处选择坐船去桃源，不知所终。只留下翠翠守着新渡船，静静的等待远去桃源的傩送。

在结构主义那里，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交换礼物或女人实现双方的和解，而当礼物或女人无法相互交换时，两个社会集团之间就会陷入敌视或争战。在《边城》中，翠翠、天保以及傩送等人因为误会、说话方式“弯弯曲曲”以及无休止的延宕做出抉择时刻，使得他们虽然向往与自己所处社会集团相异的生活，但这种向往却始终没有在小说内部得以实现。因此这两个社会集团之间始终没能和解与联合，而是处在分裂的状态。在小说中，渡船与商船这对意象就不再仅仅是两种差异巨大的人群和生活形态的转喻，它们同时也是小说中一种结构性的力量，预示着两大社会集团分裂的必然。渡船、商船作为对立意象出现的时候，永远是翠翠和天保、傩送不能见面或产生误会的时候。当翠翠和二老傩送在端午节的河边“斗嘴”的时候；当翠翠和祖父在第二个端午节因避雨躲进顺顺吊脚楼而认识大老天保的时候；当翠翠迷醉在二老傩送在夜晚唱出的歌声的时候；“渡船”与“商船”这对意象都没有在小说中出现。但是在天保、傩送还没有进入翠翠生活的时候；在天保、傩送在自己家的新油船旁边相互表露心迹，约定如何取悦翠翠的时候；当翠翠在渡船上看到中寨来的团总女儿(翠翠与傩送之间的爱情将面临她的挑战)的时候；当傩送因天保的死而迁怒祖父的时候，渡船、商船的意象则不断在文本中复沓出现。在这里，渡船与商船这对主题意象已经不仅仅是小说中多重意义的交汇点，而是小说在结构上的功能指示器。它们的作用有点儿类似于西方音乐中的主题变奏，每次复现都意味着主题的强化或提升。《边城》中的“渡船”与“商船”意象与此类似，它们每一次出现，都暗示着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多舛的命运。

金介甫认为《边城》是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的分界线，在《边城》之后，令人不安的湘西世界的社会现实才开始渗透到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之中。研究界也普遍把《边城》中的湘西世界描述成为一个超脱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外的世外桃源。这固然是研究界因循的成见，也是沈从文执意在小说中为读者展现的小说幻术。他本来就是想通过《边城》向读者展示“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至于“二十年来的内战”以及湘西社会现实的众多弊病，沈从文则预告说要留待“另外一个作品”来描写。然而小说的创作事实未必总与作家的创作意图保持一致。当沈从文力图为读者创造一个过去时代的幻景时，湘西的社会现实却透过沈从文设置的层层“障眼法”，在文本中肆意穿行。以至于汪伟或罗曼老早就在《边城》中看到所谓“商业向农业的侵略”或“城市和乡村经济矛盾”。在笔者看来，《边城》中的“渡船”与“商船”不仅渡送旅客和货物，而且也度送着湘西的社会现实来到小说文本。“渡船”与“商船”是湘西社会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是翠翠、天保或是傩送的欲望对象的替代物，也是这些主人公各自所处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同时还是小说文本内部的结构性因素。“渡船”与“商船”构成了小说内部幻景与小说外部社会现实之间的一条隐秘通道，在《边城》所营造的“牧歌幻景”上打开一道裂隙，使读者透过它，呼吸到现实的空气。

[注释]

①刘西渭(李健吾)：《〈边城〉与〈八骏图〉》，1935年6月《文学季刊》2卷3期。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46页。

③同上，第134页。

④参见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⑤如凌宇在《沈从文传》中指出《边城》中看似质朴纯真的湘西世界，经济活动(碾坊相对于渡船)也不断影响人们的人际关系；王德威在《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一文中认为《边城》并不仅仅是“意义丰足圆融、人物善良美丽”的作品，其中“理想的悬宕、质变而非完成，才是主导沈作叙事意义的力量。”等等。

⑥汪伟：《读〈边城〉》，1934年6月7日《北平晨报·学园》。

⑦罗曼：《读过了〈边城〉》，1934年12月16日《北辰报·星海》。

⑧汪伟：《读〈边城〉》。

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51页。

⑩参见《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第520页；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27页至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