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

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①

来自重庆方面熟人通信中，似乎有个共通现象，即对国家前途浸透了悲观感情，对个人工作常表现一种渺茫烦忧，而对于昆明一切，却又不免歆羡神往。

这种熟人有高级公务员，大学教授，办社会教育的和作报馆编辑的中层分子，弄小工业和经营出版物的事业家，照例还大都是所谓真正“自由主义”者，也即是真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好公民。论工作意义，实极贴近国家各部门的荣枯，论爱国热忱，也决不后于任何有明确党派信仰的在朝在野分子，论认识和经验，或许比起别的人来还更深刻，更广泛，更客观！然而正当国是问题的僵局，由于协议得到转机，内战可以避免，各党各派都在铺陈为民主而奋斗的事功，以为业已将那个“昨日”完全结束，引导历史转入一个崭新时代，对于在会议中相互预计的明日社会国家作种种好梦，而使多数普通人也信以为真时，这群在政治上无所属的，却不免对当前和明日感到一点杞忧。这杞忧自然也有个原因，不是毫无意义。

他们寄身在重庆，重庆的特点又以“特务”活动著名。特务世界禁忌多，这对于少数人也许反而还可收宣传效果，对多数人则必然造成一种空气，或时怀戒惧，或见鬼疑神，久而久之，被人侦察或侦察人的，都不免神经异常。“沉默”或为此一部分人求安全的方法，“阿谀”亦即成为另一部分人求发展的政术。多数人在这个势利，污浊，阴晦虚伪，变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