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

(清华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00)

从《立言画刊》上的《废邮存底补》说起

书信的首要功能，当然是彼此感情的沟通和信息的交流。在古代交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偶尔得到远方友朋的一封问好的书札或外出游子的一封报平安的家书，那该是何等感激欢欣的事啊，因此书信在古代被人珍若拱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到了现代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但书信的地位似乎不减，而其作用也显著增加，除了沟通信息、交流情感的传统功能之外，它还被发展成一种散文或小说文体，甚至文论形式和文学互动方式，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形式。

沈从文也许是现代作家中最爱写信也写信最多的人。尤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他作为京派文学的重镇，主持《大公报》“文艺”等副刊和刊物，常常接到文学青年求教的稿件和书信，体贴人情的他尽可能地复信给予鼓励和辅导，其中一些复函也曾以“废邮存底”之名择要刊登在刊物上。在这些“废邮存底”中，沈从文往往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针对文学青年的创作难题给予中肯的分析和恰切的指导，同时也联系文坛的热点问题，与同行交流看法，所以它们发表后曾经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事实上，这些“废邮存底”也可说是沈从文特创的一种可与读者互动的文论形式，它们在京派文学观念的传播以至京派文学圈子的形成过程中，是起了显著作用的。稍后，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也追随沈从文，写作和发表了不少“废邮存底”。1937年1月，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废邮存底》一书，这是沈从文以及萧乾的“废邮存底”的首次结集，但还有不少遗漏，所以有心人很快就动手辑补。

前不久，我随意翻阅北京沦陷期间的一份戏曲曲艺刊物《立言画刊》，没有想到在那样一个时刻的这样一份刊物上，居然有人为沈从文和萧乾的废邮存底做补遗连载。这个连载题为《废邮存底补》，下署“沈从文 萧乾合著 陈醉蓼拾遗”，它先后重刊了沈从文和萧乾的十一封“废邮存底”，其各期的目录如下——

第77期(1940年3月16日出版)，废邮存底补一、《野心应该逼视着成绩》(沈从文)

第78期(1940年3月23日出版)，废邮存底补二、《关于“批评”一点讨论》(沈从文)

第79期(1940年3月30日出版)，废邮存底补三、《梦是现实的推动力》(萧乾)

第80期(1940年4月6日出版)，废邮存底补四、《论技巧》(沈从文)

第82期(1940年4月20日出版)，废邮存底补五、《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

第83期(1940年4月27日出版)，废邮存底补六、《从艰难中去试验》(沈从文)

第84期(1940年5月4日出版)，废邮存底补七、《天才与耐性》(沈从文)

第86期(1940年5月15日出版)，废邮存底补八、《意识与技巧》(萧乾)

第87期(1940年5月25日出版)，废邮存底补九、《别怕难别偷懒》(沈从文)

第88期(1940年6月1日出版)，废邮存底补十、《不用写恋爱诗》(沈从文)

第89期(1940年6月8日出版)，废邮存底补十一、《实生活：创作的至上原料》(萧乾)

此后的《立言画刊》再未见续刊《废邮存底补》，则陈醉蓼所补沈从文、萧乾的废邮存底，大概就这么多了。辑录者陈醉蓼的情况不详，从他1939年在《中国公论》第1卷第4期上发表的旧体诗《近作二章》来看，当是一个羁留沦陷区、卖文为生的文人，能为旧诗，喜欢京剧，常有剧评发表，同时也能够欣赏新文学，所以才会辑补沈从文、萧乾的废邮存底，可见他是个颇为留心新文学文献的有心人。那时的学界文坛还普遍缺乏新文学的文献意识，得到重视的也只有鲁迅的佚文遗文，其他作家的散篇文字还没有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就此而言，《废邮存底补》不仅是最早的沈从文、萧乾佚文的辑录成果，也可谓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开风气之作。虽然在今天这些文献已不难见到，比如上述《废邮存底补》中的沈从文八篇废邮存底，均已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16卷和第17卷，但陈氏的率先辑佚之功仍不可没。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陈氏整理重刊的这些废邮存底，乃是根据沈从文、萧乾的底稿，并且与《大公报》上的刊发本作了校勘。这一点，他在《立言画刊》第77期开始重刊这些废邮存底时，特意写了一段话做了交代——

事变前，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当时有许多作家与读者以关于文艺上写作的问题相质，经沈从文与萧乾分担答复。后蒐集成书，曰《废邮存底》，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编入“文学丛刊”中，定价四角五分。内容收入沈作十四篇，萧作二十二篇。书到北京，即告售罄，足见此书之价值！惟当时《大公报》上所发表者不只此数，读者咸认为憾事。且该报旧存经事变后，多拉杂焚烧，无法寻觅。近在友人某君处得见底稿，认为珍贵异常！商之抄录，按期发表于本刊，幸蒙慨允，料读者定保存而珍惜之也。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段话只是刊物编者吸引读者的一种编辑术，然而只要把陈醉蓼的辑补稿与《全集》里的废邮存底对校，就可知他所言非虚。比如，《废邮存底补》之四《论技巧》开首作“××先生：”末尾又谓“因为艺术与技巧原本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略技巧，莫滥用技巧。您以为对吗？”这开头的称谓和最末的“您以为对吗？”显然保持了原信的口吻，可是却不见于《全集》第16卷里的《论技巧》，而《全集》的编者乃是按照1935年8月31日《大公报·小公园》第1782号上的发表本收录的。事实上，陈醉蓼不仅据原稿重刊了这些信，还对原信与《大公报》的刊发本之异同做了校勘补正。最足为证的当属《废邮存底补》之十一《实生活：创作的至上原料》(萧乾)，该信前有陈醉蓼的一段按语云——

按：这信原排入《废邮存底》第十八，题为《生活的舆图》，但与原来的复信有些出入，即首段被删去；且来书至为重要，而亦未附录，特在此处补全。

陈醉蓼在下面不仅补上了萧乾复信的被删段落，甚至连读者“费君”的长篇来信也完整附录。这是无法作假的，足见陈氏辑补的诚心和细心。从安排连载、酌加按语等情况来看，陈醉蓼与《立言画刊》编者金受申的关系非同一般——或许陈醉蓼与该刊的另一位趣味相近的作者陈蝶生都是金受申的笔名或化名也说不定。无论如何，这段文坛掌故都值得我们记念。

《世界晨报》上的沈从文文章书简

前不久，翻阅1946年5月号的《中坚》杂志，发现那上面有一篇文章提到，“在三月八日的《世界晨报》上，读到沈从文先生一篇文章，题为《人的重造》。”如所周知，“人的重造”是沈从文多年一贯的思想，他曾经在不少文章里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但专门发为《人的重造》一文者，则似乎未之见，翻阅《全集》也没有这样题目的文章，所以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沈从文的一篇佚文。

于是抽空到国家图书馆去查《世界晨报》，顺利地在那上面找到了沈从文的这篇《人的重造》——完整的题目是《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果然是一篇重要佚文。同时，还在该报上发现了沈从文的其他几篇文字：《<断虹>引言》(连载于1946年5月2日、5月3日及5月4日的《世界晨报》第二版)及沈从文给《世界晨报》编者的一封附函(写于1946年4月20日、附载于1946年5月2日发表的《<断虹>引言》题下)，一封长信《给一个出国的朋友》(载1946年7月15日《世界晨报》第二版)、《一个理想的美术馆》(载1946年7月21日《世界晨报》第二版)、《新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载1946年11月2日《世界晨报》第二版)。在一份小报上这么集中地发现六篇沈从文的文章和书简，并且除了《<断虹>引言》和《新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外，其余四篇都是《全集》漏收的佚文佚简，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按，《世界晨报》是上海出版的一份四开小报，但办得比较严肃，它1931年7月创刊，出至1937年8月停办，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重新出版，出至1946年11月再次停办。姚苏凤是抗战胜利后重新出版的《世界晨报》的主编，而冯亦代亦曾参加编辑。据冯亦代晚年所撰《记姚苏凤》一文回忆——

抗战胜利后，苏凤和我在上海办《世界晨报》，这是张四开小型报。他任总编辑，但只编二、三版副刊，一、四版戴文葆、袁鹰、袁水拍、李君维等人都编过。

如此，则沈从文附发在《<断虹>引言》题下的那封短信——

××先生：

寄奉小文，或可供尊刊刊载。各地交通隔绝，读者似亦无大不相同印象。弟在此似已近于“落伍”，不大写什么。写来好像也不为什么人看。因此间读者常常把提笔的人一例称为“作家”，许多作家也只要写一首十行朗诵诗即自足，风气所趋，作家辈出，相形之下，弟即不免落伍矣。因私意总以为“作家”权力极少，义务实多，义务之一即得低头努力十年二十年，写点好作品出来，才不辜负这个名分。但时代一变，此种看法已不时髦，亦自然之理也。

沈从文(四月二十日)

这很可能是给姚苏凤的——在上述参与编辑的诸人中，沈从文比较熟悉的也就是姚苏凤了。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心情并不乐观，而难得的是他仍然不改初衷，在《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断虹>引言》、《给一个出国的朋友》、《一个理想的美术馆》、《新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等文章和书简中，一如既往地高扬其浪漫的人文理想。《<断虹>引言》和《新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已经收入《全集》中，其他几篇都是集外佚文佚简。其中《给一个出国的朋友》这封书简，也曾刊登在1945年10月20日出版的《自由导报》周刊第3期上，而作者则署了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章翥”，我在此前曾经费了老大的工夫考证其为沈从文写给即将出国的诗人卞之琳的一封佚简，如今在此又看到沈从文署本名重发的这封信，得以证明我先前的考证无误，心里自然是很感欣慰的。

人的重造：“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理想之重申

剩下的《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和《一个理想的美术馆》两篇佚文，乃是沈从文浪漫人文理想的最后重申，而事情还得从沈从文对抗战中期以来文运的观察说起。从1940年以来，蒿目时艰、忧国忧民的沈从文就以为，在战时“(把)文学当成一个工具，达到‘社会重造’、‘国家重造’的理想，应当是件办得到的事情”，但前提是文艺必解脱政治与商业两种势力的束缚，而应像“五四”时期那样与教育和学术重新携手——

文学观既离不了读书人，所以文学运动的重造，一定还得重新从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把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教育”携手，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一面且可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这退化腐败现象，目前是到处可见的)。我们还得认识清楚，一个作家在写作观念上，能得到应有的自由，作品中浸透崇高的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评精神，方可望将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能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

两年后的1942年9月，沈从文再次重申此旨——

文学运动待重新起始，事极显明，需要有个转机，全看有远见的政治家，或有良心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能不能给“文学”一种较新的态度。这个新的态度是把文学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则亡羊补牢，时间虽晚还不算太晚。……文学运动成为学术一部门，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化，另一面还可防止学校中腐败退化现象的扩大，(这个腐败退化现象，是到处可见的！)这个运动在消极方面，即已有如此伟大作用。在积极方面，却尚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分，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的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且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使异世读者还可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经典。

可是，伴随着抗战的进程，文学的社会化、政治化以及商品化，已经成为沛然莫之能御的文学大趋势，沈从文欲使文学学术化、学院化进而对国民进行精神人格教育的文学重造之梦，只能是一个孤独无助、不合时宜的呐喊。于是孤独的沈从文只有反求诸自身，如他1943年在其创作自述《水云》中就郑重地对自己说——

“你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来到城市中用人教育我，所得经验已经差不了。你比十年前稳定得多也进步得多了。正好准备你的事业，即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感情发炎的症候。你知道你的长处，即如何好好的善用长处，成功在等待你，嘲笑也在等待你，但这两件事对于你都无多大关系。你只要想到你要处理的也是一种历史，属于受时代带走行将消灭的一种人我关系的历史，你就不用迟疑了。”

这是沈从文个人的文学理想——他有志于把自己半生遭逢“感情发炎”即爱欲经验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挥霍的形式”、作为“一种人我关系的情绪历史”写出来，为历史作证、也为民族的生命增添一点浪漫的活力，为人的重造进而实现民族的重造尽点力，其具体的结晶便是《看虹摘星录》等描写个人生命-爱欲体验的作品。这些作品很个人化，却寄托着沈从文由“文学重造”来实现“社会重造”、“国家重造”的孤怀宏愿。

看得出来，沈从文抗战时期的文学观，其实仍然继承着“五四”以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用文艺改造国民性(鲁迅)、艺术是生命力受到压抑而生的苦闷的象征(经由鲁迅介绍的厨川白村综合了佛洛伊德和柏格森的生命力文艺观)、文艺是人类“情绪的体操”(经由周作人介绍的蔼理斯的文艺观)这样一些文艺观，浸透了注重人性启蒙的浪漫主义精神。

本来，沈从文以为“民族中所保有的理性和热情，可望在战事好转结束后，重新结合而抬头。”但抗战胜利之初，沈从文即忧心忡忡地注意到，一方面国共内战迫近，一方面政府腐败、知识界消沉，使“民族品德在另一方面既无力作有计划的提高，这方面则将在无可奈何情形中下落。说痛苦，一个有心人不管他是习什么，做什么，明日还将有的是痛苦，实明明白白！” 正是在这种忧心中，沈从文于“双十协定”签订不久，即写作了《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郑重地提出了“国家重造的希望，能否实现，重造的结果如何，实在还建立于‘人’上面，人的重造将是个根本问题，人的重造如果无望，则重庆协议中所作成的种种，不过一堆好听名词作成的一个历史动人文件而已。”而沈从文的“人的重造”计划揭橥的乃是一种专家治国化民的精英主义方案，所以他以为“人的重造”——

表现于国家设计上，则将是两组专家—— 一为心理学大师，神经病专家，音乐作曲家，雕刻，建筑，戏剧，文学，艺术家等等，一为物理，化学，电机，农业，各专家，共同组成一个具有最高权力咨询顾问委员会，一面审查那个普通人民代表会议所表示的意见与愿望，一面且能监督那个政府的一切措施，人的重造才真正有希望可言！

沈从文之所以首先提出“心理学大师，神经病专家，音乐作曲家，雕刻，建筑，戏剧，文学，艺术家等等”，就因为这些人都是深通“人性”因而最有助于“人的重造”的专家。即如新文学作家就曾对青年的养成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随后的1946年11月，沈从文又在《世界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指出——

年青人从近二十年养成的社会习惯上，大部分是用新出版物取得娱乐和教育的，一个优秀作家在年青读者间所保有的抽象势力，实际上就永远比居高位拥实权的人还大许多。现实政治聚万千人于一处争城争地所建树的功勋，即远不如一二书呆子所具有的信用来得可靠而持久。在这个问题上便让我们明白一件重要事实，即语体文中的文学作品，于当前或明日的“国家发展”和“青年问题”，还如何不可分。政治上的混沌，若还将继续下去，清明合理一时无可望，凡有做人良心的文学作家，游离于争夺以外，近于事势所必然。他虽游离于争夺以外，他的理想，却可能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引导入于健康合理发展中！

而在稍前的7月间发表的《一个理想的美术馆》一文里，沈从文更发挥他的艺术想象，设象着在云南的昆明有那么一位老军官幡然觉悟、偃武修文，筹建了一座美术馆，以帮助“创造一个国家的‘未来’，提高这个民族对文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虽然沈从文明白他的设想乃是“一个虽然美丽可不大切合实际的荒唐梦”，但他仍然认定“这样一个美术馆的实现，说来相当困难，作来其实也并不真正如何困难”，因为云南并不缺乏“极合理想的美术馆馆长”、“最合理想的美术馆地址”，并且“云南还有的是用不尽的钱，有的是另外一种不为世故腐蚀充满热忱来学习来创造的有用青年”，所缺的乃是美育文化立国的理想——

目下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种理想——与经商作官习惯不大相合的社会重造理想如何能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占据一个位置，浇灌以相当理智的营养，慢慢发芽生根。这些人若能把文化二字看得深刻一点，明白国家重造社会重造的工作，决不是当前所见如彼如此的表面粉饰宣传所可见功，还得作更多的设计，而艺术所影响到民族情感的丰饶和民族自信心的加强，有助于建国又如何大，如何重要，能在这种健康观念下，将知识，技术，金钱，以及年青人待使用的热忱来重新好好结合，再过五年，我当然就可望有一天重来昆明，参加这个美术馆成立的典礼了。我实希望有那么一天，来证明所谓“理想”二字，倘若对人类进步是合理的，对文化发扬是需要的，对多数人民是有益的，就终会有实现的一天！若有人对于他当前所处环境，所在负责地位上，敢疑其所当疑，而能信其所当信，对“理想”有所认识，这人即为明日地方之主人，青年之先知。

这是多么浪漫可爱的人文理想啊，它是沈从文最后的也是最诚恳的文化诉求。然而内战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爆发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才接近实现他的理想，亲自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并一直工作到终老。这对沈从文来说正可谓求仁得仁的理想归宿，此所以当后来的人们为他的改行而惋惜不已时，他自己却坦诚地表示无怨而且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