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浩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24)

1925年，上海工人为抗议日本纱厂非人待遇而举行的“二月罢工”平息后不久，《东京朝日新闻》便发表了一篇社论，总结此次事件的教训。社论认为对中国国民性了解和尊重不够，是引发工潮的导火索。而中日关系难以融洽的原因，因为“中国国民的中心，不在于政府、政党、乃至军阀。对国民作思想指导的，乃是教育界，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广东大学等知识阶层”，只有“对这方面的思想或倾向，比诸对政府与政党势力的消长，给予更大的注意”，才能“正确判断中国全局的趋向”。①“五卅”惨案爆发，举国陷于极大的悲愤之中，各种抗议活动席卷南北。在团结一致的呼吁声中，有的言论则抨击这些运动是“上了知识阶级的当”，“中国国家弄到这般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知识阶级如果有爱国的诚心，有爱国的能力，我们何致于受外国人的欺负？”②且不论究竟是“思想指导”还是“不负责任”，这些出入颇大的评价似乎能够证明，与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加强相伴随的，是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卅”对于中国的知识界，的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地震。与“五四”时期的明朗坚定不同，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解读、对民众的认知和对政治的看法，在“五卅”之后反而变得愈加复杂。

上海惨案发生后，对滥杀无辜的英国巡捕，各方都是同声谴责，在态度上并无出入。首先产生分歧的，是善后的手段与方式。从事发之初上海工商界的反应来看，一开始中方的要求集中在惩凶、恤亡、放人和道歉这几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