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浩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24)

1925年，上海工人为抗议日本纱厂非人待遇而举行的“二月罢工”平息后不久，《东京朝日新闻》便发表了一篇社论，总结此次事件的教训。社论认为对中国国民性了解和尊重不够，是引发工潮的导火索。而中日关系难以融洽的原因，因为“中国国民的中心，不在于政府、政党、乃至军阀。对国民作思想指导的，乃是教育界，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广东大学等知识阶层”，只有“对这方面的思想或倾向，比诸对政府与政党势力的消长，给予更大的注意”，才能“正确判断中国全局的趋向”。①“五卅”惨案爆发，举国陷于极大的悲愤之中，各种抗议活动席卷南北。在团结一致的呼吁声中，有的言论则抨击这些运动是“上了知识阶级的当”，“中国国家弄到这般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知识阶级如果有爱国的诚心，有爱国的能力，我们何致于受外国人的欺负？”②且不论究竟是“思想指导”还是“不负责任”，这些出入颇大的评价似乎能够证明，与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加强相伴随的，是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卅”对于中国的知识界，的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地震。与“五四”时期的明朗坚定不同，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解读、对民众的认知和对政治的看法，在“五卅”之后反而变得愈加复杂。

上海惨案发生后，对滥杀无辜的英国巡捕，各方都是同声谴责，在态度上并无出入。首先产生分歧的，是善后的手段与方式。从事发之初上海工商界的反应来看，一开始中方的要求集中在惩凶、恤亡、放人和道歉这几条上。总工会则借机提出了“禁止殴打工人”、“改良工厂卫生”、“禁止虐待童工及女工”等条款，力求争取更多的现实权益。③但随着惨案细节的被披露，事件的发生地——拥有独立司法权的租界——成为了聚焦点。中方对肇事者无权抓捕和审判的事实，以及租界当局在事发后强硬傲慢的态度，使得国人从最初的哀悼震惊，迅速转向了宣泄式的愤激。以至于各家报刊不得不登载专题文章，向人们普及租界的由来、现状和内部机构等常识。而这些言辞激烈的文字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公开传达着类似的观念——以租界为代表的在华外国势力，是阻碍中华民族发展与强盛的头等罪人：“中国现代的民众知道，中国国家独立与自由的阻碍和束缚是外国国家在中国境内所享受行使的军权、警权、行政权，甚至于领土主权。”④

在这种背景下，沪案不再被视为上海一地的劳资纠纷，而是事关民族存亡的重大事件。英租界巡捕的暴力行为，也被看成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挑战：“上海这次惨剧，不是上海工人和学生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向我们中国积极进攻、生死存亡、各界都有莫大关系之问题。”⑤与之相应的，“归还租界”、“废除条约”、“经济绝交”等激烈言论取代了对于事件本身的关注，甚至“宣战”都做为可行的手段拿出来讨论。惨案被迅速提升到“国耻”的高度，“中国被压迫群众与帝国主义者之肉搏，亦由此开始”。⑥由此开始，“报仇雪耻”成为了主旋律，国家的独立和自强成为了最重要的诉求。

血淋淋的死亡和暴力，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在几乎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被迫面对突如其来的血腥考验，他们不得不主动调整自己的视角和姿态。上海文化界人士身临其境，自然表现得较为激烈。而沪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大教授会立即公推蒋梦麟、王世杰等为代表晋见段祺瑞，要求他“即日命令中国得力军队，驰赴上海租界，救护租界内中国人民之性命”。⑦在首都数十万人的游行队伍中，“当冰雹交加狂风怒吹之际，记者犹见该校(北大)教授周鲠生、徐炳昶、张竞生、李书华、颜任光等，追随示威口号奋勇而前也”。⑧

应当承认，在那种同仇敌忾的氛围中，北京知识分子的真诚和悲愤确实不容质疑。然而，在情绪冲动的初期阶段过去后，疑虑、担忧与反思便随之而来。尤其是当他们渐渐发觉，他们所直面的不仅是一次流血事件，而是“政治暴力对启蒙运动提出的严峻挑战”，⑨曾深受“五四”自由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和裂痕。这些变故的发生，实在比宣言和檄文更值得仔细品味。

6月10日，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对排外情绪在全国的无序蔓延深表忧虑：“我们要认清题目，这个气愤是专对‘上海英捕房’。所以，英国以外的外国人，当然不是我们敌人，……上海以外之任何都市，我们绝不拿来做阵地。……至于上海以外各都市之罢市，我不能不极端昌言反对。”⑩他提议先成立“会审凶手委员会”，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审判凶手，“以确定罪名作交涉基础”，再一步步追究责任。至于租界在中国的存在，梁启超则断定非一朝一夕可废止。那么，与其空喊“雪耻”、“宣战”的口号，倒不如考虑些更切实的东西：“条件宜为实际上比较容易办到的，不可徒尽为理想的。”他认为不妨以保留租界作为与英方媾和的价码，先解决“租界内纳税华人与西人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废止会审公堂”这两个紧迫问题。

梁启超颇有些得意地宣称，自己的提议是“不务虚名，专求实益”的正道，是除了战争外最强硬的手段。但他将“五卅”定性为“上海市民自由权之争”，而不是反帝爱国的民族矛盾，在群情激昂的爱国氛围中，显然不易被接受。几天之后，部分北大教职员联合发表的宣言，言辞激烈地抨击梁启超的应对策略是“和事老调停的办法，决不是国民自己抵御外国侵略欺侮的办法”，指责他“徒然淆乱沪案的真相，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是“根本错误”，是“自甘屈辱”。他们认为沪案是对外政治的根本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而国人的态度应更加强硬，抗议的范围应更加扩大：“我们要一面要求政府当局立时杜绝外国军警在我领土的暴力行为，对于英政府为强硬的交涉。一面还要继续宣传运动，唤起人民的义愤与决心，取罢工绝交和其他一切抵制手段，和那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作长期的决斗。”

北大教授们这番义正辞严的宣言，显然出乎梁启超的意料之外。在随后发表的答辞中，他表示自己不能理解，为何看上去再正当不过的“证明事实，确定责任”的提议，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为何社会上只爱听慷慨激昂的话，不爱听条分缕析的话”。这一疑问同样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学者丁文江便立即撰文回应，认为出现这种混乱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分子自身，是因为“我们的知识阶级最喜欢唱高调，不知道负责任”。他批评唱高调的人“只出感情，不顾利害；只凭理想，不讲办法；只图目前说的痛快，不管将来如何结果”。他希望国人能够冷静下来，理性面对复杂的局势，“慎用感情，研究利害，放下理想，讨论办法，少谈主义，专讲问题”。很明显，丁文江这里所采用的，依旧是几年前“问题与主义”讨论中的思路。

丁文江的这篇文章，是以回顾甲午战败与义和团旧事为开端的。这或许可以证实，虽然明面上他是在批评知识分子的态度，事实上传达的是一种深切的忧虑：“主义高调”再继续唱下去的话，“岂不是又要把庚子的悲剧来再演一番？”事实上，将“五卅”与义和团联想在一起的思路，在那个时期并不算新鲜。庚子事变的种种变故，在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脑海中还留有深刻的印象，瞿秋白甚至干脆将“五卅”运动称为“义和团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周作人也多次将这场运动与所谓“拳匪”进行比较：“我们不应当采取胡乱的排外举动，致重演庚子拳匪之乱”。但丁文江因此认定“劝化了一百个拉洋车的，不如感动了一个坐洋车”，却支持者寥寥。毕竟，在鲜血和死亡面前，这种智识阶级的优越感很难有容身之地。更重要的是，严峻的环境迫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我们明知现时感动了一百个拉车的，其实力远不如感动一个坐车的，但为灌输民众智识，增进民众实力起见，不能不从这一点着手。”其实这种“启发民智”的论调，与丁文江的观点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这一群知识分子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国家要靠全部民众来支持，才有健全发达的希望”，因而自动地调整了面对民众的态度。而丁文江所坚持的，依旧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路数，认定思想能够指引政治的方向。而民众虽有“一股热气，然他们因知识缺乏，多莫明其妙”，因而知识阶级有“陈述厉害，劝告国人”之责任。

出于这种责任感和自信心，他们希望对“五卅”运动提供思想指导，呼吁“一切对于沪案以及将来对待英国各种问题的意见，都须以事实与知识为根据”。而“事实和知识”在他们看来，原本就是知识分子的专利：“我们盼望各种专门家供给我们知识，有眼光的人供给我们稳健的见解与计划，一般人都热心的来参加这个抵抗强暴与压迫的运动。总之，指导并且进行这个运动的，必须是高大的眼光，广博的知识，与群众联合的努力”。显然在陶孟和看来，只要有了知识分子“高大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做后盾，“人民的忠勇”便不会盲目，“无理性的冲动”也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然而，随北大同仁赴执政府请愿的陈西滢，因为受到了护卫士兵粗暴的对待，却对这种天真的自信产生了怀疑：“那班兵士，我们虽然称他们为同胞，其实蠢如鹿豕，什么都不懂得。同他们去较量什么？可是当时再想不到，这就是群众的心理。在国外的时候，事事处于旁观的地位，所以自己觉得是理智的动物，不易受感情支配的，现在知道自负的理智也不过这样。”陈西滢因而认定，丁文江的“坐车拉车”理论，在这些“程度不够”的国民面前，其实是不值一驳的：“拉洋车的与坐洋车的都一样的难感化。”

怀抱着济世救民的单纯信念，却每每陷入“国民程度不够”的痛苦中，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个噩梦般的阴影便一直缠绕着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1925年这场从天而降的惨案，同样将他们推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是继续坚持“五四”的启蒙理想，还是对急剧变化的时局妥协？尤其这些以清明理性为思想基础的知识者，对于暴力大多怀着本能的反感，即使暴力戴上了“爱国”、“反帝”的面具，也很难得到他们完全的认同与肯定。一旦意识到“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侮的”，他们内心的疑虑和困惑，可能远大于寻找到新道路的喜悦。胡适就在“五卅”后同仇敌忾的氛围中，敏锐地发现了掩藏在民意背后的专制阴影：“听说有人在执政府提议要把梁任公驱出国境，我觉得这大不好。我们不是要求真正的自由吗？真正的自由的精神在那里？出版有自由，言论也有自由。一个人只要他有种意见，在他自己总有发表出来的权利，在我们总不能禁止别人发言。意见的对不对又是一个问题，就算不对也尽有商量讨论的余地，何至于就说不爱国了呢？”仿佛是为了验证这番感慨，在少年卫国团的此次演讲发表后，当晚胡适就接到了“处先生以极刑”的威胁信，让他不由感叹“平心静气想想我的主张”是何等难以实现。这足以让胡适等人对于“多数人的背后还有少数人牵着线”的种种群众运动，保持着警惕和嘲讽的态度。

出于类似的担忧，在各地的游行示威还热火朝天进行的同时，知识阶层内部便传出了“血固然要热，但是头脑非冷不可”的呼吁声，越来越倾向于回归到他们熟悉的路数，从思想层面上为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寻找原因和出路：“帝国主义者侵略咱们，咱们固然应该反抗他们，但断不可一味的愤恨他们来侵略，应该自己反省一下子：‘为什么他们不侵略别国而来侵略咱们？’”钱玄同认为，这是因为“五四”时期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任务并未完成，大多数民众“表面上虽然也算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骨子里还是满清帝国的遗奴”。因此“这回的事件将来结束以后，凡有脑筋的人们都应该努力去干一件工作，这工作便是‘唤醒国人’。”只有“人人都能明了自己有处理政治之天职和抵御外侮之义务，则国才有保得住的希望，帝国主义才有反抗得成的希望”。显而易见，钱玄同在这里表述的，依旧是《新青年》一脉相承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题。

然而，在死亡和恐怖的强烈刺激下，相当一部分知识者则开始反省“五四”启蒙观念的意义和可能性，这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认可了集体意识与暴力观念。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从思想启蒙向具体的政治活动倾斜。然而，仍有许多如周作人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也被惨杀所震动，但他们更倾向于从习惯的思考角度，对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将其视为“并不只是中国的耻辱，乃是人类的耻辱”，呼吁从“人性和制度”两方面，对“五卅”运动的发展及其后果进行考察。

从性质而言，“五卅”应该算是一个突发事件，事先并无多少预兆，而且发展的速度和方向都有些出人意料。但如果将其置于1920年代前期的文化和思想环境中来考察，则会在偶然性的背后，发现某种意味深长的必然因素。或者说，“五卅”运动中强烈的排外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表面上看是由并无先兆的枪杀案引发而来，但其实与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国粹”论的日渐复苏以及对西方文明的重新认识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卅”的确可视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而“五卅”烈士的鲜血，仿佛是一道醒目的历史标记，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内部的思想分歧，在这个事件之后，将表现得愈加明显。对于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而言，“五卅”事件确实是“一课严重的功课”，虽然每个人从这堂课上得到的教训和收获，并不完全一样。

[注释]

①《上海罢工的一次教训——尊重中国的国民性》，《东京朝日新闻》1925年3月7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丁文江：《高调与责任》，《晨报》1925年6月19日。

③《上海总工会宣言》，《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

④召：《仇教排外与民众运动》，《现代评论》第5卷第112期。

⑤《上海总工会告沪宁、沪杭铁路工友书》，《血潮日刊》第22期。

⑥蔡元培：《五卅殉难烈士墓碑文》，《国闻周报》第4卷第47期。

⑦《北大教授谒段祺瑞》，《晨报》1925年6月5日。

⑧《大学教授随队而行》，《晨报》1925年6月11日。

⑨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78页，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⑩梁启超：《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晨报》1925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