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飞亮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类型学(typology)的研究历来不被重视，以往很多教材不是对此语焉不详，含混不清，就是避而不谈。但是，随着国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它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任何比较文学者都不能再对其视而不见，或绕道而行。国内外很多比较文学教材或专著之所以对类型学避之不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资料搜集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类型学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各人的视角与理解不同，因而要对它下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确实很难。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迄今为止对类型学下过定义、将其纳入编写范围的屈指可数。在这些不多的对类型学的定义中，又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以卢康华、孙景尧为代表的草创阶段；第二是以孙景尧、陈惇等人参照苏联的并不断修订的阶段；第三是以曹顺庆领衔的改革阶段。

一、类型学的类同研究

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卢康华、孙景尧主编的《比较文学导论》对类型学下了自己的定义：“对比研究不同国家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等等”，并进而介绍，在港台类型学翻译为典型学，而“在苏联比较文学上，‘典型学的’是一个重要的术语，指的是将文学要素依某种特征分组，例如那些属于同一文学类型或文学‘运动’的作品归为一组”[1]179。并进一步阐发，“我们觉得这一术语可用来指类同的作家作品、形象、情节甚至包括技巧、语言、意象等等”[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