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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会知识的语境分析
——以诗歌为例*

2011-03-18

关键词:言传意会言说

漆 捷

(太原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山西 太原 030024)

意会是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认知形式之一。人类对于意会的认识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一样久远,西方文化始自古希腊时期,东方文化始自老、庄时代,对于意会问题就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西方近代思想以降,意会知识及言意转化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这是因为,意会不仅牵涉认知的本体论,更为重要的是,意会知识言传化研究从价值论与方法论上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传承与创新开启了一道智慧之门。

一、意会认知的本质特点

以波兰尼(M.polanyi)为代表的西方意会论是对传统实证哲学的批判与解构。它强调以认知个体为枢纽,调控个体思维在自身意识范围内对世界的规律及其性质的发展、变化的认知与把握。相对于东方意会思维,西方意会知识论更强调言意转化,即意会的东西尽可能使之言传,从而促进人类知识发展。关于这一点,集中地反映在当代西方意会论的研究成果中。

波兰尼有一句名言:我们知道的东西要多于我们所能言说的东西。一切知识都是意会知识的延续或者本身就是意会知识的一种形式。没有意会就没有言传。意会是言说之初,它使得言传拥有可以言说的前提与基础;意会更是言说之补,它通过曲折、形象、含蓄、神会的独特表达方式言说出一般言语所无法尽加言说的那部分内容。可以言传的认识对象,人们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认识;难以言传的认识对象,人们通过直觉、预感、灵感、顿悟与内心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觉察、体悟认识对象的主要与次要细节,从而从整体和细节全面把握认识对象。了解认识对象(对事物的基本认识)是奠定认识对象本质属性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对于对象的理解首先来源于人们内心对认识对象的诸多细节的下意识(underconsciousness)或有意识(consciousness)的认识,并将其寓居(indwelling)于身体。一句话,意会存在于人们认识对象的整体过程,言传根植于意会。

意会知识言传化的“言”是指推理性、概念性的语言,在表达人的丰富的、多层次的思想感情方面是有其局限性的,往往不易完全表达言中之“意”。意会知识言传化面临的“言说困境”,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后者强调逻辑分析、实证研究和数理语言,主张“绕过”认知主体,以原貌表现认识对象以求对事物本质的精确理解,这与意会思维方式迥然不同。意会的存在,一方面是语言自身的局限性所致;另一方面是源自于认识对象的“不可言说性”。意会和言传关系的实质就是思维到语言的传递过程。什么样的思维决定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什么样的意会力促进什么样的言传表达;言传到何种程度,意会就能会聚到何种程度。言传的行为和意会的活动相互反馈。人的思想有时是难以表达清楚的,尽管个体心理活动中已经有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内容,但它却难以通过言语来实现,这就是意会的本质特点:不可充分言说。事实上,在各种语境中,不可言说是对人们所想到的东西的特征高度确定的同时又具有特殊性的心理反应。深刻体现意会的不可充分言说本质的语境,就是艺术形式的意会。我们认为,在音乐、舞蹈、戏曲、绘画、书法、雕塑、文学等诸多艺术表现形式中,诗歌更具有文本言说与意会表达相结合的独特魅力。因此,本文选取诗歌作为一个典型语境,对其丰富的意会内涵及哲学意义进行分析。

二、诗歌的意会本质

诗歌充满着意会的“色彩”。对读者而言,优秀诗歌的文本描述是优美文字与思想内涵并存的表达形式。“情感语言所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而情感是复杂的、多义的,特别是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审美情感……这样,文学语言就势必表现出高度的多义性和言不尽意的现象。”[1]

诗歌的意会本质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诗歌的意会实质是“交互体验的言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诗歌不追求事事付诸文字,不过分讲究形式的瑰丽奇巧,其流传往往以我(作者)-你(读者)-他(更广泛的受众)的形式出现,始于“观”、续于“味”、达于“悟”、终于“言”。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有言: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2]诗歌总是试图在设身处地、心绪交流的过程中表达诗人与诗作本身。阅读者的这种微妙的心理体验,蕴涵着诗人多少荡心涤肺的内在感受!诗人面对自然万物,或抒情、或表意,与表现对象神会的那一刻,得意而立笔下之言,而欣赏者则“观文入情”,通过“有意味的形式”,把这些文字意向化为真实生动的阅读体验。

其二,诗歌是读者对作品整体意会基础上的再创造。诗歌的意会是读者再理解、再创造的源泉与动力,也就是说,诗歌的意会本质为作品的“再创造”奠定基础。读者对诗歌的意会性理解,并不是以单个词(The Single Word)为单位进行逐字逐词的分析,而是从整体上(The Whole)对作品加以完整理解与审美。这与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曾指出的音乐“激情‘意义’是通过较高的层次来表现的,是通过这段音乐中较大的‘块’ 而不是单个音符来表现的,是通过一组音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现的”[3]观点异曲同工。读者沉浸在诗歌对生活与艺术丰富内涵的反复品咂与流连之中,超越了据文推义、字字计较的阅读细节层面,这是以诗歌为代表的艺术创造与科学研究的最大区别所在。理性的言说(如科学语言),固然能使思维形成一定的还原性与精确性,但完全依赖理性并试图凡事确定化、精准化,则终将使人走入故步自封的境地。诗歌这种表达方式与其他文体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通过文字描述诗人的感受,从而化解了内心深处那种欲言又止的无奈,又以诗人加于文本内涵的深刻性与读者的阅读心理取得接榫。“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能够在对诗歌的“涵濡以味之”的心灵漫游中感受属于自己的“那一个”,而无涉理解的是非对错。透过诗歌这种有限的艺术形式表达无限的思想内涵,读者似乎“窥见了终极真理,事物的本质和生活的奥秘,仿佛遮掩知识的帷幕一下给拉开了”[4]。这种无数个体体验的集合将为作者和读者重新创造魅力恒久的艺术形象。

其三,诗歌是“出世”的艺术形式,读者意会的焦点在于作品本身。在品评诗歌本身时,如果不多考虑作者创作文本时期的社会背景、写作状态(伽达默尔所言“作者已死”),那么读者仍然可根据作品隐含的逻辑结构与内在含义与其展开“心灵通约”。这种意会过程“拆除”了文本原有的任何阅读边界,使阅读成为读者的心灵嘉年华。

最后,诗歌的本质通常以语言文本为载体表达,语言作为诗歌的传承形式与辅助手段,对意会知识的言传与扩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布拉格学派指出,“当语言用来表明说话人或作家的情感或状态时,它的表达的或情感的功能就显示出来”。布拉格语言学派利用认知功能和表达功能之间的区别来建立一条原则,即“当语言通过一些手段使表达行为凸现出来,从而完全背离‘正规’用法时,语言便被人们以‘诗歌的’或‘美学的’方式加以使用”。所以,他们认为语言还有第六种功能,即诗歌或美学的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话语的形式中,而不只是表现在单独的词的‘意义’和‘内容’中”[5]。

三、诗歌“意会”的哲学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诗歌意会的哲学意义在于它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使审美主体能穿越普通语言的屏障看到以美为特质的多维空间,窥探其中有血有肉的生命,用波兰尼的话来说,此时的语言文字只是被“附带觉察”(subsidiary awareness),甚至视而不见。“一首诗的境界是通过它的构造方式——通过语言的恰当运用——而得以实现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模式。”[6]这表明,诗人总是寻找各种方式表达作品的“言外之意”,关键就是“模糊思维和模糊语言”的使用,“中国古代诗词充分发挥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以与诗人心中不确定的、复杂细微的审美情感相对应,中国古代诗歌语言极少是分析性、逻辑性的……而理论上对语言的言不尽意的特点也有充分的认识”[7]。

诗歌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说明:一方面,由于意会思维着重于表达的不确定性,因此诗人通过意会思维,以精炼凝缩的笔触,高度抽象的作品间接地表达难以直言的言外之意,收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效果。举例为证,卢纶《塞下曲》之三: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诗的语言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时态不确定(飞、遁、逃),人称不确定(第三句主语不出现)。这首意境深幽的诗中的人称和时态都不限定,也没有明显的主体,表现了诗歌的传神效果。真正的诗人始终聆听着大自然语言,应和着语言言说,娓娓道出这种心理体验而创作出伟大的诗篇。著名清代剧作家李渔指出:“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面命,独于填词制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详,亦且置之不道。揣摩其故,殆有三焉:一则为此理甚难,非可言传,止境意会。想入云霄之际,作者神魂飞越,如在梦中,不至终篇,不能返魂收魄。谈真则易,说梦为难,非不欲传,不能传也。若是,则诚异诚难,诚为不可道矣。吾谓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填词之学节节皆如是也,岂可为精者难言,而粗者亦置弗道乎?”[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意会的难以言说性。

另一方面,意会能力强的读者不仅从作品中读懂诗人意欲表达的诗作背后的意义,还可能领悟到连诗人都未曾觉察的东西。这种阅读体验,在荷尔德林、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李白、北岛、鲁迅、贺敬之、郭沫若等中外优秀作家或诗人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南宋时期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严羽(字沧浪)就曾借用《传灯录》中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比喻诗歌的完美意境。在这些佳作中,处处洋溢着诗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赞美,沐浴于神性的光辉中,“读懂”它的人仿佛置身于完全有别于世俗的另一个世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诗人高超的创作才华与读者深刻的理解能力完美的结合。“诗之个性不仅是创造性的,而且同时为被创造的。”[8]优秀诗歌不能用抽象的议论来表达,也比科学语言更难明言,它游离于具象事物与抽象概念之间,对事物的描述往往生动而鲜活,但又不可展开进行精确描述,这就需要读者“以彼心得此心”的阅读水平和心理构建能力共同完成。

四、结语

诗歌语境的意会始终是一种“在路上”的艺术表达。它的魅力在于通过对有限形式(包括语言文字)的超越而表现出无限性,言说出一般言语所无法尽加言说的境界。我们自不必对诗歌的意会境界作任何结论性的归纳与判断,而有些诗歌作品也不必言传,因为诗歌本身是在读者对其千百次的反复理解与体验中才逐渐走向深刻与成熟。“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我们能做到的,是对于那些优秀诗歌的意会性从思维方面加以柔韧性和灵活性把握,尽可能地表达其中“难以言说”的内涵。总之,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可以从中意会而得的东西一定不是科学知识体系,但它可以成为一种信仰、一份信念、一种追求,诗歌的真正意蕴尽在不言中。

参考文献:

[1] 陶东风.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2] 王书良,李 煜.中国文化精华全集:文学卷[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421.

[3] [美]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GEB——一条永恒的金带[M].乐秀成,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34.

[4] [美]马斯洛.关于高峰体验的几点体会[M]//张首映.审美形态的立体观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31.

[5]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4-75.

[6]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46.

[7] (清)李 渔.闲情偶寄[M].李树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1.

[8] [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M].戴 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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