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和北大图书馆的改革

2011-03-18姚晓锋

图书馆 2011年1期

姚晓锋

(嘉兴学院图书馆浙江嘉兴 314001)

在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的发展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早在1915年，中国图书馆界就展开了一系列有关思想和体制障碍的讨论，论证了如何扫除这些障碍，以便进行图书馆的改革，并形成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论稿。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他把北京大学图书馆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高校图书馆，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其他大学纷纷效仿。

本文主要论述在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是如何清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体制障碍，促成北大图书馆的彻底改造，叙述并揭示了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导致高校图书馆的快速发展。

1 黎明前的黑暗:图书馆改革先于新文化运动

早在19世纪60年代，郑观应先生在提出彻底改革政治和教育体系时，就预见到建立国家藏书体系的必要性，并强烈谴责将藏书楼视为图书仓库的传统陋习。他声称，如果不用于造福大众的话，图书收藏是没有用的，并倡导中国藏书改革应当效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先进藏书体系。他在《藏书》一文中还详细说明了整个欧洲的藏书体系，包括其建筑风格、收藏范围、流通系统以及资金来源。〔1〕

郑观应富有远见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想法，成了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改良思想的启蒙。1895年，康梁组织了强学会，以启发和激励知识精英传播改良思想。建设藏书体系也是梁启超的重要构思。〔2〕1896年，梁启超成立了《时务报》，倾力传播其改良思想，其中就包括国家藏书体系的建设。在一系列“论学校”的文章中，梁启超讨论了教育改革。和郑观应一样，梁启超坚信，只有在国家藏书体系的支持下，才能给予学者所需要的知识。〔3〕他不知疲倦地游说清政府采用新的思想观念。针对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光绪颁布了一项法令，1898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并在学堂中设立了一个小型藏书楼。1907年，图书馆这一学术名词正式被京师大学堂采用。1911年，这个小型藏书楼就成了众所周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19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发展进程中，西方传教士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传教士的目的大异于中国的改革者。对传教士而言，图书馆只是他们传播西方文化的媒介，最重要的是赢得平民大众心灵上的信仰。为了便于他们开展工作，他们在中国各大城市开放了许多图书馆，例如，比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四堂图书馆(东堂图书馆、南堂图书馆、西堂图书馆、北堂图书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北堂图书馆)，上海的徐家汇图书馆(Zikawei Reservata Bibliotheca)。尽管这些图书馆主要服务于神职人员，只对教会成员开放，但仍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除了教会图书馆，一些传教团体或成员还为他们的学校成立了图书馆，例如新教圣公会1894年在上海为圣约翰学院成立了一个图书馆。〔4〕其他传教士，如威廉·马丁(William A．P．Martin)，曾经积极参与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的创建。

在此阶段，图书馆的发展成果如上所述，但不久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898年，慈禧太后残酷镇压了百日维新活动，并恢复了旧的社会政治体制，光绪皇帝被软禁，所有关键的改良者被处决或到国外避难，所有重要的改良方案一律宣告终止，包括对建设国家藏书体系的倡议。1900年，义和团开始了大规模的运动，蔓延了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反对外国的传教士。当教堂被焚毁或关闭的时候，他们的图书馆当然也不可能幸免。

百日维新后的15年，中国图书馆的建设经过了一个最困难的时期。那时，京师大学堂业已改为北京大学。随着开明领导人的离去，北京大学不再是一个先进教育的典范。在社会政治体制向旧体制回归的沉闷环境中，北大很快成了一个反改革力量的根据地。1917年，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他发现很多教员强烈捍卫旧的文化体系，而许多学生却只关注于进入官场或沉湎于赌博、酗酒和妓女。〔5〕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学和学习往往就成了学术欺诈的一次次演习。正如一些教师可以毫无顾忌地暴露考试的内容，而许多学生则擅长于欺骗。〔6〕在这种学术腐败的氛围里，还有谁会真正关心或需要一个现代图书馆?这就难怪北大图书馆作为一个大型书库却只提供微薄的用户服务!虽说北大图书馆规定的开放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工作人员却只是心血来潮地开放和关闭图书馆。他们认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将书籍作为宝贵财产进行保存，而不是传播书籍中的宝贵知识。因此，沈尹默先生曾强烈谴责那些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固守旧文化体系的保守派，说他们的做法不仅影响到书籍里潜在的宝贵知识，更主要的是知识管理人员能力的丧失。这是一段社会和教育的黑暗时期，无怪梁启超先生在1915年曾哀叹道: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积极宣传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政见，结果却是被整个社会所憎恶。我们谈论军队训练，但偷窃和抢劫却是如雨后春笋般不可抑制。我们谈论财政管理，但是财政部门已将宣告破产。我们谈论教育，但是文盲的比例却是越来越大。我们谈论工业发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挨饿。一切都是发生在这个坏的国家。〔7〕

改革运动的全面崩塌，预示着真正的图书馆改革无法靠自上而下的努力而实现。早期的改良派，像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提出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开明的君主，一旦这个君主失去了实权，他们改良的方案也只能被终止。北大图书馆的衰退，让发展新型图书馆的改革思路至此而终。旧的思想观点又占了上风，图书馆还是成了将书籍作为财产进行保存的仓库。只有剔除这种旧的思想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图书馆的改革。

2 新文化运动:消除改革的障碍

1915年，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一群年轻人在上海发起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一股改革的新动力。这次运动有两个重要目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他们认为，只有进行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才能拯救中国，如果人们无法从旧有的价值观、信念和习惯中挣脱出来，中国就无法从战败羞辱中恢复过来。〔8〕在这种坚定信念的指引下，他们积极从事着教育民众的活动。通过《新青年》杂志，他们及时让民众了解国际大事。该杂志还经常向民众提出问题，如:今天的世界文明到了什么程度?相对西方思想而言，中国人的思想有何短处?我们如何才能够很好地整合中西方思想?

不久以后，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一场汉语语言的改革。当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民众对文化革命的反应比较迟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写了一系列词藻华丽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平民大众根本无法接受。虽说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能够阅读，但是大多数只是具备最基本的识字水平，连一般的文学作品也无法读懂。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将改革思想传达给人们，许多年轻的作家开始尝试白话文，这种语言风格适合口头演讲，让他们的文学作品更易为人们接受。这种新的文风迅速流行起来，2年以后，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文学作品，到处都使用白话文。在当时社会和改革的影响下，这场语言改革拉升了下层阶级的文化地位。正如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z)指出，“提出思想，不仅仅是文字本身，还要把流行的民俗文化纳入精英文学，他们(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动摇了士大夫的权威基础，超出了语言本身，面向了整个社会。”〔9〕

当然，语言改革并不是运动的最终目的，他们的目的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教育改革。在《新青年》中，年轻的改革者推广其新的思想，就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通过白话文，他们成功吸引了年轻一代。慢慢地，他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并推出许多有能力的年轻领导者，积极参与到废除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建立新民主社会的改革活动中，形成了改革的下一波浪潮:五四运动。

1919年1月，屈辱的凡尔赛和平会议打响了五四运动的枪声。作为一战的胜利者，中国要求恢复被德国占据的青岛主权，恢复山东省沿海城市，取消外国的贸易特权。然而，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代表团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将青岛的控制权从德国人手中交到了日本人手中。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带动大学生发起了爱国抗议以反抗政府。

1919年5月4日，3000名不同大学的北京大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的带领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在街头游行，谴责政府背叛了国家。学生的示威游行破天荒地得到了工商队伍的支持，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工人们开始举行罢工，商人们开始抵制日货。工商队伍的加入，导致了北京和上海工业和市场的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弹劾了三个出席凡尔赛谈判的亲日派官员，并拒绝签署该条约。在大规模抗议平静下来的两个月后，一个更广泛的文化革命已经启动，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新文化运动由此达到顶峰。

被新文化运动扫地出门的那些士大夫阶层，迅速丧失了现有文化机制的垄断地位，这就为图书馆的新发展带来了机遇。随着旧文化顽固分子的撤退，图书馆改革已经没有任何实际障碍。此外，白话文的广泛使用，有助于创建一个新型的机构，让读者获得他们渴望的各种知识。这就把面向用户的现代图书馆建设提上了日程。社会的改革摧毁了思想和体制的障碍，形成一股股再生力量进行机构的重组，其中包括新的图书馆体系。事实上，运动的领导者也大力提倡图书馆的改革。陈独秀先生主张，任何新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应该服务于社会，还强调指出，所有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应当向公众开放。对应陈独秀新图书馆的倡议，胡适先生宣称，“对一个国家而言，不仅缺乏海军和军队是一种耻辱，如果缺乏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同样也是一种耻辱。我们的人民必须摆脱这种耻辱。”〔10〕

图书馆工作人员还从不同的地方得到了改革的灵感。例如，沈祖荣，我国第一个专业的图书馆员，在1917年，他完成了对纽约公共图书馆考察，归国后就发起了一场图书馆的革新活动。他携带有关新式图书馆的影片模型、统计表等资料前往华北、华东、中南各省进行宣传、演讲，普及图书馆知识，帮助民众认识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与功能，推广美国图书馆学理论和管理方法，倡导图书馆改革。〔11〕最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和改革者带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重组，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高校图书馆。

3 改造北大图书馆:蔡元培和李大钊

改造北大图书馆的任务，是由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位杰出人物蔡元培(杰出的教育家，1917－1923年任北大校长)和李大钊(革命领袖，1917－1922年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完成的。虽然蔡元培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政治领袖，但他是这次运动最大的推动者和支持者。首先，他授予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士以教授职位，成功地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从上海的街头转到北京大学这所国内声誉最高的高等学府。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他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五四运动才能够持续凶猛地打击旧的价值观，推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

蔡元培带着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十分彻底地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次教育改革。他严格了招生政策，招生的依据不再是学生的家庭背景，而是学生的考试分数。这种全新的转变，让学生更渴望进入大学校园。在学校行政部门的支持下，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进入北大校园，以教授的身份在大学里推出一系列新课程，并设计了最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再不仅仅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人文科学，而是着重于哲学、西方文学、政治学、艺术、音乐和美学，有些科目如物理学、化学、数学、农业、工程、法律、商学和医学等也有相当程度的扩大。〔12〕在1918年，学校共提供了54门新课程供学生选择。除了课堂教学，学校还鼓励学生们自己去寻求知识，当然主要还是通过使用图书馆的资料。

显而易见，新的教师和学生将不再允许北大图书馆用旧模式来操作了。图书馆原先收藏的约14万册书籍，主要是中国经典名著，对已经发展壮大的北大而言，这点书是远远不够的。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要一个全面的图书馆改革。1921年在欧洲游历的时候，他在海外华人中发起了筹款活动，以推动图书馆的发展。他要求图书馆人员纠正以往忽视用户服务的错误，要求他们必须密切关注学校教学科目的变化，要让老师和学生都有权利使用图书馆。蔡元培对北大图书馆改革所作的最大贡献应当是任命李大钊为北大教授，并在1917年11月任命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馆长。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是一个令人崇敬的教育家、哲学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革命家，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李大钊和一小群青年改革者，其中包括陈独秀，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救不了中国。于是，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军阀张作霖控制着整个北京城，他无法容忍李大钊的政治信仰和行为，1927年他下令处决了李大钊。〔13〕李大钊的生命虽然短暂，他在政治和哲学上的贡献至今仍得到相当高的评价。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图书馆改革中的重大贡献，至今却鲜有人提。

章士钊是李大钊的前任图书馆馆长，他为了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辞去了馆长一职。随后，北大校长蔡元培接受了章士钊和陈独秀的推荐，聘任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馆长。起初，李大钊认为自己无法胜任这样的职位，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有关图书馆学的专业训练，也没有任何图书馆工作的经验，唯一可以凭借的，是他头脑中有关现代图书馆的一些个人经验。

李大钊18岁时，开始进入北洋法政学堂深造，这是中国第一个西式法学院，在那里他正式接触到了西式的图书馆。1914年毕业后，李大钊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到那以后，李大钊发现这个大学的图书馆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收藏了丰富的东西方各种书籍，从科学、地理、宗教、哲学，到文学和艺术，无所不包，并且还提供了广泛的用户服务:教师、学生、校友、工作人员甚至校外用户，日常使用的图书资料每年也在稳步地增长。〔14〕1917年，李大钊被正式任命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写信给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朋友，要求他提供有关于图书馆管理的详细信息。为了更好地改进图书馆管理模式，他还在英国和美国图书馆界的朋友身上吸取管理经验。

从国外的图书馆管理经验中得到许多灵感后，李大钊开始对北大图书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图书馆设想成一个现代学习中心，为任何市民和机构提供用户服务。他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明，他们已不再是书籍资料的监护者，图书馆应该对用户开放，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是一个信息提供者而不是保存者。〔15〕

李大钊以三个大胆的步骤，决定性地重组了北大图书馆。首先是调整其收藏，经过仔细评估，他确定了主要问题是缺乏西方文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外文资料。在他任职的四年内，他不遗余力地去获取这些领域的外文图书和国外的一些其他印刷品。当了解到一战后德国马克贬值的消息后，他抓住这个机遇，从德国购买了大量图书。在长时间地从国外获取图书后，李大钊还发现可以通过其它手段来加大收藏力度。有一个想法是来自他早年在早稻田大学的亲身体验:交流私人藏书。由于许多北大教授已经出国留学，他相信这些人必定有许多好的个人收藏。如果他们愿意提供帮助，就可以解决图书馆资源短缺的问题了，最起码也可以暂时缓解。1918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一项声明，鼓励教授们捐赠自己收藏的多余书籍给图书馆。他带头将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图书捐给图书馆。在他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在西文方面的收藏，从1917年的9930册，上升到1920年的19846册，期刊也上升至600种，其中西文超过了200种。

李大钊的第二个步骤是培训现有的工作人员并聘请专业人员。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专业的图书馆教育，因此专业馆员非常罕见。由于没有专业训练，许多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竟然有外国人感到目瞪口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大钊着手编制有关西方图书馆的材料，还汇编了一本手册来训练图书馆工作人员。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教授也与图书馆工作人员分享自己在西方图书馆的亲身经验。例如，一个英语教授，写了一篇长文介绍英国和法国的图书馆。所有的这些努力，逐步将工作人员封闭的思想转变成开放的思想，学生们也发现利用图书馆更容易更有效了。然而，李大钊发现大多数图书馆员连一般化的参考咨询问题都无法回答，更不用说那些刚进入大学的新领域方面的问题了，于是，他决定聘请在那些领域学有专长的毕业生，这些学生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他们以自身所学的知识来解决这些难题。

最后，李大钊修订了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和流通政策并严格执行，以确保良好的用户服务。他废止了图书馆可以任意开放和关闭的松懈做法，因为这种无法预知的开放模式显然是非常不方便读者的。他把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从8小时延长到12小时，并安排图书馆整个夏季都开放。他还改良了图书循环的政策，把馆藏分成流通和参考两部分，除教学方面的迫切需求外，即使教师也不能借用参考图书。他还制定了严格的罚款政策，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教师，以减少图书馆财产的流失。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转变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图书馆。到1920年，它已经显示出许多现代图书馆的明显特征，包括:收藏按现代学科划分;延长公共服务的时间;训练图书馆工作人员;流通和非流通政策;开放期刊阅览室;规律性地展示最新图书。这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促使着全国高校图书馆的迅猛发展。192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赠给北大图书馆一套100万张的目录卡片，并盛赞李大钊对图书馆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当时的东亚地区，这是唯一一套完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