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制定并调整了一系列对台经贸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台湾当局渐进地放宽了对大陆经贸政策。同时，民间企业也开始奔赴大陆投资办厂。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直接带动了两岸间接贸易的快速发展。80年代末期台湾主要的出口对象开始呈现出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大陆的态势。

【关 键 词】改革开放；对台经贸政策；台湾外贸关系。

【作者简介】何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地区国别史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亚太地区史、亚太经济关系史。

改革开放以来，两岸经贸发展迅速。近年来，中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本文考察1979年至1989年间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对于台湾官方政策、民间企业以及两岸、台美之间外贸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揭示台湾外贸主要对象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

一、大陆对台经贸政策

1.政策的初步制定（1979-1981年）。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的公开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的重大调整，也标志着“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正式形成。在此背景下，对台经贸政策也随之调整。大陆于1979年5月颁布《关于开展对台湾贸易的暂行规定》，“规定了对台贸易的机构，确定了对台贸易由大陆有关贸易机构对台湾厂商、企业机构直接进行，或由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居间进行，不宜经外国厂商、企业做大陆同台湾间转口贸易的原则”[1]。这一规定将对台贸易定位为不同于一般性对外贸易的贸易往来。1980年3月，商业部颁发《购买台湾产品的补充规定》：“凡持有台湾产地证明的货品，其进口视同国内贸易，免征关税。同时规定，凡当进口的日用品，台湾有能力制造的，原则上要向台湾购买。此外，凡台湾商人购买大陆货品，不但优先供应，并有八折以下的优待。”[2]此规定旨在通过对台湾产品做政策性的购买，进一步响应《告台湾同胞书》中“两岸通商”的号召，促进两岸贸易的开展。从1979年起，大陆首先单方面向台湾产品开放市场，主动派出大型采购团赴香港采购台湾产品，开放台湾工商企业来大陆投资，设立代表机构开展业务。

2.政策的调整（1981-1985年）。1981年9月，叶剑英委员长在阐述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时，再次提出两岸开展贸易，欢迎台商回大陆投资的建议。国家外贸部旋即做出积极反映，“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来祖国大陆考察、洽谈；两岸本着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的精神，进行物质交流；对于直接输入大陆的台湾产品，在办理手续时提供方便；希望两岸经贸官员直接会晤，商讨两岸通商事宜”[3]。

为规范业已展开的两岸贸易，杜绝由免征关税的优惠政策引发的一些不法行为，大陆开始对岛内产品的关税做出调整。“1981年5月，取消对台湾产品的优惠关税，同时也取消大陆输往台湾之优惠价格，规定一定要在台湾具有身份之人士亲赴大陆，才能便宜20%”[4]。1983年初开始征收调节税。同时，加强了对台货的管制：1985年6月，禁止购买台湾之消费品。指示台货集中由福建、海南岛两地负责进口，其他省市不得进行；10月又恢复放宽进口台湾产品，但以家电和纺织品两类为主；12月规定各省市经贸单位，在申请输入台湾产品时须先报统战部门批准。

在鼓励和吸引台商投资方面，国务院于1983年4月公布了《台胞经济特区投资三项优惠办法》：“台湾同胞在经济特区兴办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或合作经营企业，凡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至第四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五至第九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上列企业实用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生产的产品，凡属国内市场有销路又需要进口的，或者投资者提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允许有百分之三十的产品内销。内销产品要按国家规定的渠道销售，并照章征税或补税；上列企业建设期间和投产后五年内，免征土地使用费。”[5]

3.政策的发展（1986-1989年）。外贸部于1986年1月确定开展对台贸易三原则：“凡能直接洽谈、直接运货及能提供台货产地证明者可免税进口”[6]；1987年7月，国务院发布通知，“对台湾地区进出口商品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并须由对外经贸部审批；经营对台贸易由经贸部负责全面集中管理，并严格限制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设立对台贸易机构”[7]；1988年12月，经贸部设立“对台经贸关系司”，专门研究制定对台经贸政策、管理对台进出口业务和台商赴大陆投资事宜。可见，国家一方面为台湾产品进入大陆提供方便，简化手续，另一方面又设置专门机构进行集中规范的管理，改变了各地多头贸易、各自为政的局面，进一步维持了两岸贸易的正常秩序。

在间接投资方面，国务院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吸引和鼓励台商投资的法律法规：1986年12月颁布《台胞到大陆经济特区投资优惠办法》，规定台湾厂商到特区投资办厂，五年免征所得税，其他税率减半；允许产品30%内销；五年免征土地使用费[8]；1988年7月，《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的颁布不仅从法律上对台商投资企业提供安全保障，而且在投资形式、经营期限和税收等方面为台商提供了更优惠的政策。1989年3月，国务院又出台了更为优惠的措施，规定台胞可在沿海地区从事土地经营开发权以及公司股票、债券和不动产的购买权[9]；198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福建省关于设立“台商投资区”的报告。扩大厦门经济特区，扩大马尾开发区，开发杏林、海沧两地为台商投资区[10]。

二、影响之一：台湾官方经贸政策的转变

1.消极反对（1979-1981年）。1979年12月，“当局决定开放729种农工产品自由进口，解除原有采购地区或申请资格的限制，其中包括自港、澳地区进口大陆的中药、食品、纺织品等”[11]。与之前相比，台湾当局在开放大陆农工产品进口方面放宽了限制。但其规定依然严苛，并且为两岸贸易的正常往来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岛内厂商不得以任何方式进口上述产品，否则，一经发现，将处以罚款，没收货物，甚至判刑或拘役”[12]。同时，在“三不政策”的指导下，当局对两岸通商问题持绝对否定的态度，并且一再声称“当局不与大陆进行任何方式的贸易，是既定政策”[13]“当局不跟中共通商是‘绝对确定的原则”[14]。

2.弹性因应（1981-1985年）。这一时期，台湾民间多次举办以“大陆经济”为主题的研讨会，强调应正视大陆经济改革的巨大影响以及给台湾带来的冲击，并且要求当局改变僵化的大陆政策，发展同大陆的经济关系。1984年7月，当局首次公开表示对两岸转口贸易采取默许的态度，声称“不与中共通商、不与中共驻香港单位人员接触、不干预转口贸易”[15]。其后，半官方的机构也纷纷表态，认为“两岸转口贸易是自由贸易活动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并不值得让人感到怀疑或去干预限制”[16]。翌年7月，面对不断增长的两岸转口贸易，官方首次公开宣布转口贸易“三原则”，表示对转口贸易不加任何限制，但只限于单向进行，即：“不得与中共直接贸易；厂商不得与中共机构或人员接触；‘政府对于转口贸易的基本立场为不干涉”[17]。

3.有限开放（1986-1989年）。台湾当局在这一期间陆续放宽了多项大陆农工原料进口限制。1987年7月宣布“厂商可以申请从香港等地转口输入大陆产红枣、当归、人参、枸杞一类中药。月内又宣布准许27种大陆农工原料合法进口，本年底又放宽到29种”[18]。1988年3月，又宣布放宽100多种大陆农工原料进口限制；8月公布确定50种大陆产品可间接输入，至12月又扩增至90项。同时，废止原有的《取缔匪伪物品办法》，代之以《大陆地区物品管理办法》，并对输入岛内的大陆货品间接进行课税。这也相当于承认了大陆物品间接输入的合法性，但仍禁止与大陆进行直接贸易，三令五申强调“当局的基本政策是不允许与大陆直接贸易”[19]，对直接与大陆通商的台商将采取干预手段，予以法办。1988年上半年，当局又颁布了比“转口贸易三原则”更为宽松的“不予追究”的三项原则：“‘国内厂商从事第三地区间接贸易，政府无法管制，不予追究；‘国内厂商属于贸易层面的商务接触，不予追究；‘国内厂商自国外输入的机器设备里面含有中国大陆制半成品，不予追究”[20]。

80年代后期，面对大陆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发的台商赴大陆考察和投资热潮，台“经济部”不时表态，声称当局对大陆的经济政策不会改变，也不可能同意厂商直接赴大陆投资，严禁厂商赴大陆投资设厂。只有在1988年台商投资大陆掀起新高潮之后，官方才宣布对大陆经贸资讯“全面解禁”，主动搜集相关信息提供厂商阅读参考，并且选择性地放宽了台商到大陆投资设厂的条件，即：“在台湾无生存空间的产业，且当局又没有妥善辅导办法，到大陆设厂也不会对台造成严重影响，可对它们适度考虑放宽”[21]。但是，官方还是明令禁止工商界赴大陆从事直接投资、技术合作或贸易等商业活动，违者将受刑事处罚。

三、影响之二：台湾民间企业的积极表现

80年代的台湾，劳动力、土地价格高涨，台币升值等诸多问题迫使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利润空间逐渐缩小。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台湾的出口贸易面临着国际市场萎缩的困境。此时适逢大陆给予台商各种优惠政策之际，加之大陆拥有大量价廉质优的劳工和土地，于是，岛内开始出现赴大陆投资热。

在80年代初期，台商在转口贸易的带动下，已经开始秘密来大陆做试探性投资，但因受制于当时两岸微妙的政治气候以及当局的“三不”立场，这些投资都以零散的、隐蔽的方式进行，在质和量上始终未见突破。这一时期台商在大陆投资多是中小企业，规模有限、形态单一，且多以短期投资为主。然而，自1987年11月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后，台商到大陆投资随之发展。1988年大陆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之后，台商掀起一波大陆投资热。至80年代末，台商投资大陆逐步成为两岸经贸往来的主要内容。1987年底，台商在大陆投资项目累计达80项，协议投资金额累计1亿美元左右。1989年投资项目累计已达到1568项，协议金额高达16.6亿美元。80年代最后两年台商赴大陆投资、考察等活动方兴未艾。这一阶段台商的投资逐步公开化、长期化。台资企业主要利用大陆的劳力和土地，自带机器设备、原材料、技术管理、资金、市场，以大陆作为生产基地和“加工工厂”，将岛内已无生存空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向西转移。

除了两岸人文地理环境相似、大陆劳工素质较高、劳动力充足等因素对台商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之外，大陆众多的优惠政策是促成台商投资增加的主要因素。例如，大陆在股权比例限制方面允许台资100%的独资经营。此项措施可以避免在合资及合作企业中因为双方协商不够、了解不足、经营理念差异和组织权限不清而产生的运转效率低下等问题。另外，规定台资企业的产品有30%可以内销。大陆本身庞大的市场以及日益增强的购买力都为台商产品内销提供了盈利的保障。这些政策都对台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四、影响之三：台湾外贸关系的变化

以1987年为界，台湾与大陆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分为两个阶段。1987年之前，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始终稳健、持续，并且主导着两岸的贸易往来：在大陆对台湾产品的诸多优惠政策的影响下，1979年至1981年两岸转口贸易开始发展，贸易总额从起初的0.77亿美元累积至4.59亿美元。也正是由于大陆取消了对台湾产品的优惠关税，两岸转口贸易额和台湾输入大陆产品金额在1982、1983年持续大幅减少。两岸贸易在这样的形势下缓慢发展，期间虽有起落，但总的趋势是日益扩大得。

在这个阶段，台美之间贸易总额连年增加，美国市场在台湾出口市场中所占比例一直居高不下，1984年更是达到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最高值48.8%；进口比例维持在22%左右。台湾对美出口持续增长，仅在1982年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导致台湾对美出口较前一年有所下降。1983年后美国经济恢复，台湾对美出口也随之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大幅超过同期台湾整体出口增长速度。所以80年代初期，美国市场促进了台湾出口成长的几乎一半。1985年，台湾整体出口和对美出口均呈现下降趋势。1986年台湾出口重新恢复，整体出口上升了26%，对美出口上升20.7%。

1987年后台湾对美国出口停滞，1988年下降，1989年小幅度上升。80年代的最后几年台湾主要出口市场也开始从美国转移，美国市场份额从1984年最高峰时的48.8%跌至1990年的32.4%。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快速增长促使台湾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逐渐转移到中国大陆，由此导致对美直接出口的减少和对大陆出口半成品和机械设备的增加。所以，两岸间接贸易规模和数额在1987年以后有了较大突破，到1989年达到35亿美元左右，比1979年增长四十多倍，此时的台湾主要出口市场初步呈现出由美国转移到中国大陆之势。

五、结语

在1979年至1989年间大陆对台经贸政策是两岸经贸往来发生发展的决定因素和主导因素。在大陆政策的推动下，台湾当局对两岸转口贸易和台商赴大陆投资的规定逐渐放宽。台湾民间企业也开始赴大陆投资办厂，并直接带动了两岸贸易的迅速发展。所以，在80年代末期台湾主要出口市场呈现出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大陆的态势。这一时期虽然美国依旧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台湾外贸的主要对象还集中在美国，然而，毕竟从此时起，两岸转口贸易在大陆对台政策的推动和影响下，开始逐步发展扩大，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未来台湾外贸主要对象的转移及外贸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曹小衡：《海峡两岸经贸政策互动拐点与宁台经贸合作机遇》，据http://www.huaxia.com/ssjn/2007/00667793.html。

[2][4][7][17][20] 高希均、李诚、林祖嘉：《台湾突破——两岸经贸追踪》第215、215、215、85、86页，[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3][6][8][9][10][12] 马建离、谭克绳、肖德才主编：《海峡两岸关系40年》第357、357、358、359、359、362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5]据http://policy.mofcom.gov.cn/section/claw!fetch.html？id=g400005698。

[11][13][14][15][16][18][19][21] 陈崇龙、谢俊主编：《海峡两岸关系大事记》第229、234、229、263、268、285、289、29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