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清末民初迄今，将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史及相关著作已出版数百种之多。[1]然而，足以传之后世的经典文本似乎并不多，一代人不满意一代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真所谓一切中国古代文学史都是当代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事实上，编写如此之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大多数是为了高校课堂教学，只有极少部分供专门的学术研究使用。近十年来，教科书模式的编写体例不断遭到学术界的质疑。最近，鲁小俊先生发表了《〈中国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乔国强先生发表了《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2-3]前者提出一种“带有偏见”的、不“全面的、个人的文学史”；后者从叙事学的角度主张在写文学史时尽量避免个人的、主观的东西。编写文学史时是注重当代人的理解方式还是要尊重文学史的原貌成为近十几年来反思教科书模式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之焦点所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写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联系起来思考，或许能够给此争论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现状

众所周知，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一起支撑起大学中文专业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课堂教学。有学者撰文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文学教育重心在‘文学史’”，之后，“文学教育中由‘文学史’传统向‘文艺学’转移，使中文系文学教育的专业性受到影响……最终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