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宏 韬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洛阳 471003）

孔颖达《诗经》学的北学性质论

韩 宏 韬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洛阳 471003）

魏晋以来学术重南轻北。至隋代，随着全国政治统一，南北学术开始合流，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而初唐的文化整合却理性得多，提出了“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方针。从《五经正义》所选用的传注来看，与东晋以来的南学取向一脉相承。但从其所据义疏来看，诸儒在整合中表现了平衡南北的努力。与其他几部《正义》多取南学不同，惟《毛诗正义》更多明显的北学倾向，这不仅纠正了魏晋以来的学术偏向，而且有力的引领了有唐一代的学风。

孔颖达；《毛诗正义》；《诗经》学；北学

随着初唐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学术统一被很快地提上日程。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义赞”，后诏改为《五经正义》（其中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如同南北政治分裂一样，南北学术也迥然有别。因此，《五经正义》的编撰首先面临的就是学术取向问题，即，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是取南学，还是取北学，抑或南北兼容？学术史上，习惯于将《五经正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在魏晋以来学术重南轻北思想的影响下，学者一般认为《五经正义》的整合是以南学为主的，而对于《毛诗正义》 来说，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但至今未见学界有专论探讨。本文拟从其魏晋以来的学术背景、初唐的学术方针，以及《毛诗正义》的学术渊源这三个维度，来具体探讨《毛诗正义》的学术取向及其重要意义。

一、学术背景：魏晋以来学术重南轻北

《毛诗正义》的学术渊源可以上溯到汉魏六朝。两汉有今古文学派之争，进入魏晋以来，今文经学衰落，古文经学繁盛起来，出现了主要是在古文学派内部的郑玄、王肃之争。东晋随着政治的分裂，在学风上出现南北之别。从学术渊源上看，南北经学两大流派的形成，觞于东晋。东晋士人已经谈到南北学风的不同，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唐李延寿撰《北史》，对南北经学之差异做了更为清晰的描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1](P2707)从学术取向来看，南朝受玄学影响，采用魏晋以来义理释经的新注多，说经不拘家法，兼采众说，见解新颖，并能提纲挈领，显得“清通”、“约简”；北朝遵守汉代经师的旧注多，而汉代旧注说经限于讲明章句，拘谨、保守、烦琐，所以显得“深芜”、“细致”、“广博”。因此，南北学风迥异其趣。到了隋代，随着南北政治统一，南北学风开始合流，表现出明显的南学取向。《隋书•经籍志》说，隋时《尚书》“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易》“王注盛行，郑学浸微”；《春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2](P913-933)即是说，隋代经学盛行的是南学王弼、杜预、伪孔安国诸家，北学郑玄、服虔诸家则趋式微。皮锡瑞分析这个现象说：“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喜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3](P194)所以他说，“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而无北学”[3](P196)。而郑注《礼记》及郑笺《毛诗》，注释简明，合乎南学特点，因此亦为南学所用。在隋朝，褚晖、顾彪、鲁世达等南方学者见重于朝廷，并控制了官学之后，学者不兼通南北学的，便几乎没有资格担任博士。隋朝由此出现了一批学贯南北的经学大师，如刘炫、刘焯等。二刘是北人，却有明显的南学倾向。皮锡瑞据孔颖达《尚书正义序》，说二刘是“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肌；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3](P138)经学此时不但呈现出统一趋势，而且开始以南学为正统。

二、学术方针：初唐逐步进行学术整合

南北学术的融合，自隋就已经开始，当隋朝完成统一后，隋文帝便下诏命国子博士萧该与何妥正定经史，但是他们“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遣而罢之”[2](P1715)，因为他们尚未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相反，初唐的文化整合比隋代理性得多。魏征、孔颖达等提出将南北结合，“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如此，就可以达到“文质斌斌，尽善尽美”[2](P1730)的理想境界，虽就文学而言，却同样可以作为一切文化重建的指导思想。从陆德明《经典释文》到颜师古《五经定本》，再到孔颖达主撰的《五经正义》，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学术取向和文献基础；后者在经学融合的程度上，较前者则更为深入和完善。

陆德明（名元朗），吴人，善名理，历仕陈、隋，唐高祖时，为国子博士，曾与孔颖达共入秦王府文学馆，同登“瀛洲”之选。皮锡瑞认为其所著《经典释文》是南学，“其书创始于陈后主元年，成书在未入隋以前。而《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为唐人义疏之先声……”[3](P146)。它是继东汉《说文解字》以后，集汉魏以来音训研究之成果，考述经学传授源流，采集二百三十余家学者所著五经文字音切和训诂，使五经的文字每字都有音切和训义，作为音训的标准。但是，陆德明此书完全是南学取向，因为“陆本南人，未通北学”，书“中引北音，只一再见。……北方大儒，如徐遵明等，未尝一引”。[3](P146)另外，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注引许敬宗曰：“《五经正义》之作，元朗于时最为老师，未必不预其议，故正义用南学与正文合。”[4](P100)皮锡瑞和马宗霍都从南北学派的取向方面论述了《经典释文》对《五经正义》产生的影响。尽管《五经正义》与《经典释文》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陆德明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权威在客观上可能会对当时的学术取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颜师古（字籀），唐京兆万年人，之推之孙，精训诂，善属文。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利用秘书省的大量藏书，以晋、宋以来流传的古今本为依据，悉心校定，历时两年多，终于完成了《五经》的刊定。唐太宗特请宰相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诸儒并非同一学派，所以异端蜂起。颜师古对此“一一辩答，取晋宋古本以相发明，所立援据，咸出其意表。诸儒皆惊所未闻，叹服而去”。贞观七年十一月，唐太宗“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5](P2594)《五经定本》的颁行，是对魏晋以来《五经》版本及文字的一次大整理，是唐代经学统一非常重要的一步，克服了以往经有数家，无所取正的烦恼，为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奠定了基础。皮锡瑞说：“唐初又有《定本》，出颜师古，五经疏尝引之。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晚归北，其作《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3](P146)据皮氏之言，《五经定本》主要也是南学取向，但较《经典释文》则更多融合南北的趋势。

由于《五经》义疏还非常混乱，仍然不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6](P384)初为“义赞”，后又诏改为“正义”。《五经正义》集汉魏六朝经学之大成，下面，我们根据《五经正义序》将《五经正义》所用的传注和义疏图示如下：

《五经正义》学术渊源图

通过上图，我们先考察其选择传注的取向。《五经正义》中，《周易》，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用孔安国传；《诗》，用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杜预注。其中，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汉孔安国注《尚书》，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纯为南学，郑注《礼记》及郑笺《毛诗》，则南北兼用，因此从《五经正义》所选用的传注来看，与自东晋以来的南学取向一脉相承。另外，从《五经正义》所依据义疏的底本来考察孔颖达在整合中平衡南北经学所作的努力：第一，《五经正义》只有《周易正义》，不用江南义疏，独立成疏，原因是不满于“辞尚虚玄，义多浮诞”的江南学风。第二，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五经正义》多用隋代二刘义疏。二刘的学术特点是，从地域来看，二者都是北人；从学术渊源来看，《北史•儒林传》称二人“学通南北”[1](P2707)；从学风上来看，二者崇尚南学。《尚书正义》和《毛诗正义》均用二刘义疏，但对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肌”的学风提出尖锐的批评。第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均是南北兼用，或以南为主，或以北为主，保持了南北平衡。

刘焯和刘炫以北人而染南习，孔颖达也是北人，在五经义疏的选用上，多参照二刘，而对其学风则时加矫弊。皮锡瑞说：“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南人善谈明理，增饰华辞，表里可观，雅俗共赏。”[3](P135)孔颖达在序文中，正是表达了将北学的质朴同南学的义理两相结合的愿望。从学派性质看，唐朝上承隋、北周、西魏等北方王朝系统，唐初的统治核心亦属西魏当权者宇文泰主导下所形成的所谓“关陇集团”[7](P243-245)，作为领衔主撰的孔颖达不仅是北人，也是这个统治集团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文化整合，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立足自己的学派属性，主动地接受南学可供吸收的先进的学术资源，将其纳入自己的学术体系中来。从隋代的刘焯和刘炫，到隋唐过渡时期的陆德明，再到唐初的颜师古和孔颖达，在南北学术融合方面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任情到理性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对时代与政治需要的适应过程。

三、学术渊源：《毛诗正义》取向偏于北学

1、《毛诗》体系是必然选择

《毛诗正义》是《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实质上却代表了汉魏以来古文学派的毛、郑诗学。因为，自汉以后，齐、鲁、韩《诗》学或亡或衰。《经典释文•叙录》记载颇详：“前汉鲁、齐、韩三家诗列于学官，平帝世，毛诗始立。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8](P39)因此，魏晋以后，毛诗一枝独秀，郑玄为之作《笺》，其《六艺论》曰：“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9](P4)陈澧《东塾读书记》曰：“如有不同者，以毛意为非也，然而不敢言其非；下己意使可识别者，易毛义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敬先儒也。”[10](P109)郑笺主毛学，明毛意，尊毛公，时代选择了毛诗，三家诗式微，毛诗于是独盛。郑氏笺毛，虽亦杂鲁诗并参己意，实不尽同于毛义，然郑笺亦赖毛诗而获生存空间，毛传与郑笺相辅而行，遂为一家，《诗》主毛公者，实尊郑学也。也就是说，《毛传》、《郑笺》是魏晋以来最为完整和最权威的传注。正是在这种《诗》学背景下，《毛诗正义》在整合六朝百家之说时，惟《毛传》、《郑笺》是从。

2、因郑笺为正义乃大势所趋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自郑《笺》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魏王肃作书，以申毛难郑。王基作书申郑难王。于是郑王之争“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11](P120)就是说，自魏晋以来，所谓的郑、王之争，主要是围绕着《毛传》、《郑笺》的不同而展开，这种学术纷争，一直延续到初唐，很不适应当时的思想统一和科举制度。因此，唐太宗命孔颖达修撰《毛诗正义》，致力于统一数百年的《诗》学异说。但是，初唐的学术取向，为什么不因《毛传》或王肃注为正义，而据《郑笺》为正义呢？我们认为，首先，郑玄汉末为《毛传》作笺，以古文说整合了当时三家《诗》今文异说的纷争局面，皮锡瑞说“汉学至郑君而集大成，于是郑学行数百年”，因此称其为《诗》学的“小统一”。[3](P205)就此而言，贞观统治集团是有意效法郑玄的“集大成”之举。其次，从学术传承来看，自魏晋以来，王肃《诗》学用于官学的时间很短，相反，郑玄《诗》学生命力很强，南学与北学总倾向是服膺郑学，顺应潮流，初唐因《郑笺》为正义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当《毛传》和《郑笺》发生分歧时，往往回护《郑笺》，左毛右郑，便是《正义》的《诗》学取向了。

3、与二刘义疏有地域和师承关系

据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所举近代为义疏有名氏者，凡七家，既有南学，也有北学，孔颖达主撰《毛诗正义》所选之底本，不仅是因为二刘为南北通儒，而且，孔颖达与他们还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据《北史•儒林下》卷八十二载[1](P2762)，“焯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当，问《礼》于阜城熊安生”。当时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二人“就之读书，向经十载”，“遂以儒学知名”。就其《诗》学传承而言，据《北史•儒林上》卷八十一[1](P2707-2708)，“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刘轨思为刘献之三传弟子，是当时《诗》学名家。二刘得名家之嫡传，且能相互钻研切磋，故二刘“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二人均为隋代大儒，孔颖达就曾造刘焯之门请释疑滞，《新唐书•儒学传》云：“尝造同郡刘焯，焯名重海内，初不之礼，及请质所疑，遂大畏服”[12](P5643)。孔颖达，冀州衡水人。从地域上看，二刘和孔颖达都是北方大儒，从学术渊源上看，他们又有师承关系。因此，孔颖达选择二刘毛诗义疏作为底本，除了对其《诗》学成就的认同感外，我们也不能不考虑他们在地域和师承上的渊源关系。参看上文“《五经正义》学术渊源图”，我们在考察《五经正义》关于南学与北学整合方面，注意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五经中，只有《毛诗正义》更多保持了北学的特点，带有明显的北学倾向。因为，无论是在传、注和底本的选择上，还是在作者的地域和师承关系上，都基本保持了北学的一贯性，孔颖达对于二刘浮华学风的纠正，更说明了《毛诗正义》的北学取向。郑玄对《诗》、《礼》所作之注，虽南北同尊，但《礼记正义》底本的选用，则是南北兼取。皮锡瑞说：“朱子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诗》、《礼》、《周礼》，皆主郑氏，义本详实；名物度数，疏解亦明；故于诸经为最优。朱子分别次序极当。”[3](P146)根据皮氏的意思，《毛诗正义》之所以在五经中最好，主要原因在于，它保持了北学“义本详实；名物度数，疏解亦明”的特点。

结语

学术取向，决定着每一时代文化发展的方向。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政治的分裂，学术重南轻北。从隋代的刘焯和刘炫，到隋唐过渡时期的陆德明，再到唐初的颜师古和孔颖达，在南北学术融合方面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任情到理性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对时代与政治需要的适应过程。《毛诗正义》是孔颖达所领衔主撰的《五经正义》之一种，在具体的学术操作层面上，初唐君臣采用“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南北文化整合的指导方针，逐步改变了魏晋以来“重南轻北，行南废北”的学术偏向。孔颖达等人，在平衡五经南北之学的同时，对于《毛诗正义》则更多保持了北学的特点。无论是在传、注和底本的选择上，还是在作者的地域和师承关系上，都基本保持了北学的一贯性。《毛诗正义》的北学取向，不仅说明了孔颖达和诸儒们对于南学浮华学风的纠正，而且意味着初唐的文化精英们要将北方的朴实之学作为有唐一代学术发展的指导思想。初唐的学术整合方针和《毛诗正义》的北学取向，正预示着唐代文化的博大与繁荣。

[1] (唐)李延寿.北史•儒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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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儒学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侯德彤

On Discussing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Mao Shi Zheng Yi

HAN Hong-ta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Since the Wei and the Jin Dynasties, the academic advocated the south belittled the north. Until the Sui Dynasty, the north and south academics started to confluence, but no unified guiding principle had been formed. The early Tang's cultural integration tried to remove their shortcomings, and combine their strong points. From the selections of Wu Jing Zhen Yi, they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south sytle since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But according to the selected Yishu, Zhu Ru had displayed the efforts to balance the north and south stud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several classics which take the southern style, only the Mao Shi Zhen Yi had the more obvious north tendency. It not only corrected the academic deviation since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but also powerfully guided the study of the Tang Dynasty.

Mao Shi Zhen Yi ; academic orientation;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 north studies

K242.2

A

1005-7110（2011）02-0006-04

2011-02-2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毛诗正义》与唐代诗经学”（20100471512）的阶段性成果。

韩宏韬（1970-），男，江苏丰县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