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富 王红璐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建国以来新词语隐退原因分析

刘中富 王红璐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通过对《汉语新词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对比可知，新词语之所以走向隐退既与社会的发展这个外部因素有关，又与语言系统自身特点有关。新词语隐退的外部因素主要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词语用法的多样化和丰富化的影响以及汉民族传统习惯的影响等，其内部因素则主要有语言自身的明确性、经济性、规范性等原则的影响。

《汉语新词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词语；隐退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语言随着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生事物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旧事物的消亡而消亡，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而发生词义的演变。另外，语言是个系统，其内部成分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语言的发展又与语言内部发展规律有关。现代汉语词汇作为民族共同语的词汇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词汇集合体。来自不同方面的有生命力的词语不断补充到这个集合体中，而被社会成员疏远、缺乏生命力的词语会慢慢从中消失。近些年许多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多侧面对新词语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然而以前的文章大多是对新词的生成及其特点进行共时的描写，却对新词语的发展演变欠缺历时的研究。基于此种考虑，笔者对《汉语新词语词典》[1]（以下简称《新词语》）和《现代汉语词典》[2]（以下简称《现汉》）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从中窥探新词语的发展规律。

之所以选择这两本词典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新词语》是商务印书局出版的，比较权威，它比较全面细致地记录了词汇发展变化状况，资料丰富翔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现汉》是一种规范性质的词典，具有较强的规范性、理论性，其以记录普通话词汇为主，它所收词条具有选择性而不是完全包括式，不包括一些使用尚不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词语，其词汇系统多是在社会上常用的、流传较久的、约定俗成的词语，它基本上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

曾经在一段时期内被定义为“新词语”的词，有的在发展过程中被人们普遍接受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为了研究的方便，这里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是狭义的，进入《现汉》的就算是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因为《现汉》基本上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如“美化”、“美容”、“假日”等，有的新词语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没被普及，未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逐渐走向隐退。这种词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词语用词频率不是特别高因而未流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但这些词语在人们的交际中仍然存在，这些词语正处在词汇系统的活动层，我们把这类新词语称之为“半隐退词”，如“男篮”、“欧佩克”、“奥委会”等；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词语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接受从而退出历史舞台，在词汇系统中逐渐消失，我们把这类新词语称之为“隐退词”，如“白专道路”、“地下党员”、“黑五类”等。

这样我们可以把新词语的发展方向分为三类，用表1来显示：

表1 新词发展方面

其中未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半隐退词又往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最终流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一种是最后隐退走向消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退出历史舞台的隐退词，只是词的复现能力有所丧失，暂时“离休”了。只要言语交际需要，词汇系统还会将它们“返聘”回来，构成复生词汇层。例如“羡余”这个词本来是唐代使用的一个词，原指“赋税的盈余”，这个用法我们今天只能从古书或《词源》上查到了，但其退役千余年后的今天，“羡余”又在一个引申义上被词汇系统重新起用。未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新词语，以后是否会再次重新活跃在人们的交际领域，还有待时间的考验。王铁琨认为，“应该多视角地观察某些新词语是如何隐退的，从中找出新词语隐退的条件和规律，这在当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3](P33)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词语的隐退有如下原因：

一、 外部原因对新词语隐退的影响

《新词语》主要选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9年汉语词汇中出现的新词、新义、新语及部分重新复活使用的旧词语等，共收条目4652条。经统计对比，《新词语》中有2574个词条被《现汉》收录，这些词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另有2078条词语未进入《现汉》。这2078条词语中，其中外来词只占少数，如“胞波”、“草库伦”等。绝大多数是行业语，这里的行业语是个广泛的含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具体例子详见下表2：

表2 不同行业领域的隐退新词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半隐退词和隐退词是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这些未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新词语，或者是一些政治经济色彩比较浓重的词，或者是与当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或者是些专业术语，或是反映当时人们思维的词语。从社会这个外部因素看，我们把影响新词语隐退的原因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词汇的影响

未流入《现汉》的新词语中，其中分布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占了大多数，这可以看出社会发展对词汇的影响。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中说：“语言和社会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4](P4)词是对现实现象的反映，由于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一些事物不再存在，那么反映此类事物的词语逐渐消失。比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统购包销”、“大包干”、“分灶吃饭”等词语现在一般不再使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供给不断提高，曾经一度短缺的油、粮食等不再是人们的生活负担，与之对应的“布票”、“粮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政治上的变革也引起词汇演变，比如在“文革”时期出现的“大字报”、“工纠队”、“批林批孔”等词语，这些词语只是属于特定历史领域的，随着文革的结束，这些词语退出人们的流通领域，成为历史词。

（二）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心理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些曾经反映人们某些心态的词语逐渐消失。如“臭老九”一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知识分子被冠上“臭老九”的头衔，成为社会最卑贱的阶层，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把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尊严毁灭殆尽。现在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知识的力量，从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评价有了新的改变。又如“白专道路”一词，这是文革时和文革后的一个常用语。其意思是研究理论是要有方向的，有目的的，为共产党、要为国家为社会主义，不是为其他国家，其他党派，不失为其他阶级利益的。跟“又红又专”相对应。而在现在社会这个词语早已不容易看到了，国家鼓励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红”与“专”不是完全对立、矛盾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长途贩运”、“二道贩子”等贬义说法不再使用。

（三）词语使用上的多样化和丰富化

一些现实现象没变，但是后代的人们用另一种称呼更替，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词义的演变。徐国庆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中提到“语言本身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产物。一些词语在发展过程中，不再符合社会的表达习惯。社会习惯是个涉及极为广泛的概念，不仅涉及语言本身的表达习惯，而且涉及社会心理习惯以及思维方式、思维体系等因素”。[5](P167)社会表达习惯的改变使得一些词语的名称发生改变，如“残废院”现在改为“福利院”，体现了人们的人本思想、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胡吃海塞”被“暴饮暴食”取代，词义减少了粗俗色彩从而显得文雅，体现了人们的求雅心理。又比如“电热褥”现在改为“电热毯”。“褥”这个构词语素，在普通话中除了与其他语素构成联合式合成词用于词的末尾，如“被褥”、“茵褥”之外，极少作偏正式合成词的中心成分，因此“电热褥”仍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的构词习惯，一般通称“电热毯”，口语中习惯称为“电褥子”。又比如“国手”，“国手”本指“对精通某种技能或技艺高超、在国内数第一流的人的称呼”，如围棋国手、神医国手等。这里的“手”已经不是实指能拿东西的“手”，而是作为虚化语素参与构词，指“擅长某种技能的人”，所以，用“国手”来指国家队的足球运动员也未尝不可。但是由于人们对足球运动员基于冲出亚洲、踢向世界的愿望，而称用“脚”。踢球的人用“国手”，似乎心里别扭，表达不出内心的期望与尊敬，因此弃“国手”不用，而类仿出一个“国脚”。但严格地说，这是一种“谬仿”，由此反映出特定时期的整体社会心态。

（四）词语使用范围的影响

一些词语限于特定的专业领域，属于专业术语，不具有普遍性，不易于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所以这部分词未流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比如流行于医学领域的“针刺疗法”、“电针疗法”、“电针麻醉”；流行在教育领域的“直观教学”、“语委”、“智力开发”；流行在军事领域的“热核武器”、“多级火箭”、“地对空导弹”等，这些词语只是限定在某些领域，只是大多被同行业的人员理解，一般社会成员不知其意义，不具有全民性特点，从而很难得到普遍接受并流行。

（五）修辞构词的不稳定性

一些使用形象化手法、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的词语稳定性极差，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这部分词多是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词语。比如：“蓝帽子”指纺织厂里负责维修、保养设备的技术工人，因他们时常带蓝帽子，与戴白帽子的纺织女工相区别；“白衣教练”是对体育科研人员的俗称，“步道桥”指在城市繁华街道建造的供行人横穿马路用的过街天桥；“铁交椅”比喻非常稳固的职位，也称“铁板凳”；“弹钢琴”比喻统筹安排、互相配合、使整个工作像弹钢琴一样协调而有节奏地进行。这些词语运用了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在当时能被人们普遍理解，但这些词语的意义都是临时性的，后代的人在阅读这些词语时已经从表面看不出其原本所指，从而导致在理解这些词语的时候会出现偏差。

（六）汉民族传统习惯的影响

一些音译词、外来词只活跃过一段时期，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没有被汉民族所接受，从而退出历史舞台。如：“阿妈妮”，朝鲜语的音译，本义妈妈，引申为大娘、大妈；“胞波”，缅甸语音译，意为同胞、亲戚；“草库伦”，蒙古语，指围起来的草场。汉语中已经有了“妈妈”、“同胞”、“草场”这样的词，这些词语已经根深蒂固地在汉民族文化中了，而且从音节数量上看汉语本土词语比外来词、音译词要简单。另外等义词的多余会增加人们的记忆负担，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容不得词语的繁冗，因此这些外来词、音译词最终走向衰落。

二、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对新词语隐退的影响

据统计，《新词语》中未流入《现汉》的2078条新词语中，双音节词共705个，约占总数的33.93%；三音节词共685个，约占32.96%；四音节词共587个，约占28.25%；五音节及以上的词语共101个，约占4.86%；具体情况及举例详见下表3：

表3 隐退新词情况表

《新词语》中有 2574条流入《现汉》，这其中双音节词有1496 条，占总数的58.1%，这反映了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语占优势这一特点，这符合语言经济简明的原则。以此条规律贯之，发展变化中被抛弃不用的词语应该多是三、四音节及更多音节的词，因为三四音节词语没有语言经济优势。但是从统计结果来看，未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新词语中，双音节词语所占比重也很大，高达总数的34%左右。除了由于社会原因引起词语的变动以外，语言系统自身发展规律也会引起词汇的发展趋向。我们单从构词音节出发对其进行封闭研究可得到以下结论：

（一）语言的明确性原则

一些简称缩略语表意不清，不具有普遍流行的条件，从而未进入现代汉语词汇，这些词语多集中在双音节词语中。比如：“长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简称；“峨影”，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简称；“巴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简称。简称略语由于简洁方便、易于人们记忆，所以在当时被人们普遍接受，但由于简称略语有很大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其意义多是“临时性”的。缩略语具有时空性，它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超过一定的时间跨度、时间范围或者行业范围，要么所指不同，要么人们一般就不大容易理解缩略语的真正意义。比如在电影业不是很发达的年代，“长影”、“峨影”被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到了现在传媒大发展的时代，这些词语就开始让人很难想到原意。又如“四大”、“科大”、“两户”、“三保”许多双音节的简称缩略语。

另外，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词语从构词上一般从词表面就能看出其意义所指，比如“道路”、“长征”、“愿望”、“美好”，这些词语的词义多是表面化的，易于人们理解接受并且得到广泛流传。简称缩略语是对原词语的省略，是对原词语的一种抽象，是在语言符号基础上的抽取部分符号形成的，是语言符号的再次符号加工。经过这番过程，简称缩略语在表意上就出现了不明确性，于是后代人在读以前的新词语时往往不知道这些缩略语所云。

（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由于语言要求简洁经济以及人们为了交际的方便，一些三、四音节及以上的词语被简化。词语音节多了，说起话拗口，再加上现代的生活节奏加快，虽然超长的词语可以表达意义更为复杂和精密，但是在交际中总会造成不便，因而促使许多多音节词语被简单音节的词语所替代，从而导致以前的多音节词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比如“安检站”改为“安检”，“风雨衣”改为“雨衣”，“白领工人”、“白领阶层”被“白领”替代。

从以上可以看出，简称缩略对词汇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简称缩略由于具有共时性和领域性的特点，它只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某些领域被人们横向地理解，过了这段时间它就失去了全民性和稳定性，人们不容易从表面意思看出其原本所指，这违背了语言的可靠性原则，从而使得许多双音节的简称略语逐渐走向隐退；另一方面，大量多音节词语由于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而被简化缩略，最终被双音节词语所取代，从而使之前的多音节词语逐渐被废弃不用。

语言遵循经济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它们是统一的，经济性原则要求在保证可靠性传输的前提下的信息传输率，可靠性原则要求在经济性表达的基础上的信息准确再现……作为语言的两个普遍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必然会引起词汇系统内部的一系列自笔者调节活动。”[5](P126)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是在保证语言的可靠性的前提下进行的，语言失去了可靠性就很难得到普遍流行。比如以上双音节词语的大量简称，虽然具有经济、简明的特点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及其构词的表意不明确性，这些简称缩略语难以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

（三）语言自身的规范性原则

语言内部的规范作用也会引起的一些词语隐退不用。语言的发展不是随心所欲、毫无节制的，没有及时的语言规范，就会造成语言体系内部的缺失与冗余，就会影响交际效率的提高。词汇也是这样。语言规范对词汇发展的影响涉及到词汇系统的各个方面，对等义词的规范、对外来词翻译形式的规范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理顺、净化词汇系统的作用。所以，有些词之所以消亡了不全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认识的提高或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而是因为人为的词汇规范。比如“艾滋病”替代了“爱滋病”，就是词汇规范的结果。所以，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语言规范工作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词语的陵替和消亡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一个历史时期会产生一大批新词语，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到来又意味着上个历史时期一批词语的逐渐衰落与消亡。”[6](P20)任何一个新时代的出现，都使词汇系统大量淘汰旧时代特有的词语，导致旧质要素的量的减少与新质要素的输入和量的增加。应注意的是，促使词汇发展的因素绝不是单纯的，几乎没有哪一个词是在一种具体因素的简单作用下进行的。词汇所反映的社会是复杂的，词汇系统本身是复杂的，使用词汇的人是复杂的，所以，词汇发展的因素也不是那么简单。很多时候，一个词汇现象的产生，可以连带出整个词汇系统的变化，同时，也是各种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词的发展过程中，有人们的心理、认识原因，也有语言内部的规范原因，这些综合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个词的发展。

[1] 李达仁等.汉语新词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王铁琨.从某些新词语的“隐退”想到的[J].语文建设,1999,(5).

[4] 陈原.社会语言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5] 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曹聪孙.论词语消亡的时代性维度[J].语文建设,1999,(2).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Reasons for the Withdrawal of New Word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IU Zhong-fu WANG Hong-l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By comparing Chinese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and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we know the development of new words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s, but also to the inherent laws of language system. Exterior factors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social values influence; diversified and ample usage of word, etc. Interior factors include veracity principle of language; economy principle of language; regulation of language itself.

Chinese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news words; withdrawal

H136

A

1005-7110（2011）02-0070-05

2010-12-09

刘中富（1963-），男，山东费县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学；王红璐（1987-），女，山东临沂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