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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歌诗《相逢行》东晋南朝演变考

2011-03-11

东方论坛 2011年2期
关键词:丈人歌诗鸡鸣

宋 亚 莉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乐府歌诗《相逢行》东晋南朝演变考

宋 亚 莉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东晋南朝,文人争相仿作乐府古题《相逢行》,内容既有对前代的继承,更有诸多新变。刘宋刘铄从中选取六句自创新题《三妇艳》,后代齐梁陈文人大量创作;至梁代,文人再创新题《中妇织流黄》,乐府旧题得以再现活力。从《相逢行》到《中妇织流黄》歌诗的发展流变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东晋南朝文人歌诗创作中存在的男性角色弱化、女性人物强化倾向,这一倾向与其表演性特色有密切关系。

东晋南朝;歌诗;相逢行;三妇艳

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是中国歌诗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此时期歌诗的创作与表演自成特点,晋乐所奏的《相逢行》经过南朝文人的熔铸,歌诗内容大大拓展,表演风格倾向艳俗,由《相逢行》而《三妇艳》,最终发展为《中妇织流黄》,鲜明地体现了文人在歌诗创作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对这些歌诗的演变发展进行的考察,有助于深度了解此时期乐府歌诗在整个歌诗发展史中的位置。

一、古乐府《相逢行》主题及来源

乐府古题《相逢行》主题有三:少年狭路相逢,三子荣耀归里,三妇及丈人生活。东晋南朝,这一题目被文人争相仿作,主题既有继承古题乐府者,更有诸多新变。刘宋时刘铄从中选取六句,自创新题《三妇艳》。这一新题未被当代文人所重视,却备受齐、梁、陈文人所喜爱。至梁代,文人在《三妇艳》歌诗中选取中妇形象,而题名为《中妇织流黄》,再创新题,乐府旧题在南朝文人手中再现活力。《相逢行》古辞,《乐府诗集》记载为晋乐所奏,可知当时已用于表演。后代拟作也多用于配乐或配舞表演,这从相关记载及现存歌诗文本中都可以得到确切的说明。

《乐府诗集》卷三十四《相逢行》解题曰:“一曰《相逢狭路间行》,亦曰《长安有狭斜行》。《乐府解题》曰:‘古词文意与《鸡鸣曲》同。’”[1](P508)据此可知,在最初,《相逢行》、《相逢狭路间行》及《长安有狭斜行》本为同曲异名的乐府旧题;其古辞文意又与《鸡鸣曲》相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鸡鸣》古辞解题也说:

《乐府解题》曰:“古词云:‘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初言‘天下方太平,荡子何所之。’次言‘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置酒作倡乐为乐。’终言桃伤而李仆,喻兄弟当相为表里。兄弟三人近侍,荣耀道路,与《相逢狭路间行》同。若梁刘孝威《鸡鸣篇》,但咏鸡而已。”又有《鸡鸣高树巅》《晨鸡高树鸣》,皆出于此。[1](P406)

郭茂倩在此再次强调,《鸡鸣》“与《相逢狭路间行》同”,可见,作为相和曲的《鸡鸣》与作为清调曲的《相逢行》、《相逢狭路间行》及《长安有狭斜行》确是同出一源。其中,《相逢狭路间行》古辞不存 。从内容来看,三首古辞基本上是以六句为一个单元。其中《长安有狭斜行》古辞五言十八句,在辞意上与《相逢行》古辞几乎全部相同或相近,甚至可以看作后者的简化版。《鸡鸣》古辞三十句中,中间十八句也与《相逢行》古辞相同或相近。为了论述方便,现将三首古辞以表格的方式对照如下:

篇名节号相逢行[1](P508)长安有狭斜行[1](P514)鸡鸣[1](P406)1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长安有狭斜,狭斜不容车。适逢两少年,挟毂问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复难忘。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2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3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4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雍雍,鹤鸣东西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5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丈夫且徐徐,调弦讵未央。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齧桃根,李树代桃啮。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安有狭斜行》省略了《相逢行》的第二、第四两个小节。其全部歌辞与《相逢行》的第一、第三和第五小节基本相同,分别描写了三个片断:狭路相逢,少年询问;三子同归,荣耀门庭;三妇及丈人所为。这些诗歌表现了一个贵族世家显赫的家族势力、雍容华贵的生活空间与安雅悠闲的家庭生活,其中在《长安有狭斜行》中被省略的第二、第四两个小节,都是对“君家”环境的渲染描写。因此这十二句虽被省略,但是歌诗的主题并没有改变。

相比之下,《鸡鸣》则是在吸收《相逢行》第二、第三、第四小节的基础上,改变了三、四小节的前后位置,增加了第一、第五两个小节,从而使歌诗主题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表现的是对“兄弟还相忘”的批判,与《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显然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

二、东晋南朝《相逢行》等拟作主题

东晋南朝文人对上述古辞的拟作,既有对原有古辞主题内容的沿袭,也有新的拓展。

南朝文人《相逢行》拟作的主题之一,是展示贵族家庭生活风貌。这与乐府古辞同。拟作有梁代张率的《相逢行》、昭明太子、沈约的《相逢狭路间》,以沈约的作品为例:

相逢洛阳道,系声流水车。路逢轻薄子,伫立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易忆。龙马满街衢,飞盖交门侧。大子万户侯,中子飞而食。小子始从官,朝夕温省直。三子俱入门,赫奕多羽翼。若若青组纡,烟烟金珰色。大妇绕梁歌,中妇回文织。小妇独无事,闭户聊且即,绿绮试一弹,玄鹤方鼓翼。[1](P511)

沈约此作内容完全与古辞《相逢行》相同,涉及询问路人、三子显赫、三妇贵族生活。张率和昭明太子的作品主要内容也相同,只在些许细节上有所改动,如沈约是“路逢轻薄子,伫立问君家”,昭明太子这是“道逢一侠客,缘路间君居”,张率则未写出所问何人。这些作品是对古辞内容的沿袭,几乎丝毫没有偏离原有的主题。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作品对原有主题作了一定的拓展。“狭路相逢”仅是是所写主题的一个背景,抒发感情才是主题。或离情别绪,或男女爱情,或友情。有梁代刘孺、刘遵、宋代谢惠连、刘宋孔欣的三篇作品。以以下作品为例:

送君追遐路,路狭暧朝雰。三危上蔽日,九折杳连云。枝交幰不见,听静吹才闻。岂伊叹道远,亦乃泣涂分。况兹别亲爱,情念切离群。(刘孺《相逢行》)[1](P512)

春晚驾香车,交轮碍狭斜。所恐惟风入,疑伤步摇花。含羞隐年少,何因问妾家。青楼临上路,相期觉路赊。(刘遵《相逢行》)[1](P512)

相逢狭路间,道狭正踟蹰。如何不群士,行吟戏路衢。辍步相与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凋,荣利迭相驱。流落尚风波,人情多迁渝。势集堂必满,运去庭亦虚。竞趋尝不暇,谁肯眷桑枢。无为肆独往,只将困沦胥。未若及初九,携手归田庐。躬耕东山畔,乐道咏玄书。狭路安足游,方外可寄娱。(孔欣《相逢狭路间》)[1](P511)

刘孺作品写狭路送别,情深意切既有亲情又有爱情;刘遵作品写狭路行走受阻,反邂逅艳遇;孔欣抒发的正直之士怀才不遇之情,谢惠连则写友情。情各不同,但皆以情为主。这些内容与乐府古辞主题已经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南朝文人对乐府旧题《相逢行》的改造,已明显脱离原有的简单的字句改造的模仿,而转向个人情谊的抒发了。

东晋南朝《长安有狭斜行》与前述《相逢狭路间行》主题之一同,即写贵族生活。作品有梁简文帝、梁武帝、荀昶、徐防、庾肩吾、王囧共六篇作品。以王冏之作为例:

名都驰道傍,华毂乱锵锵。道逢佳丽子,问我居何乡?我家洛川上,甲第遥相望。珠扉玳瑁床,绮席流苏帐。大子执金吾,次子中郎将。小子陪金马,遨游蔑卿相。三子俱休沐,风流郁何壮。三子俱会同,肃雍多礼让。三子俱还室,丝管纷寥亮。大妇裁舞衣,中妇学清唱。小妇窥镜影,弄此朝霞状。佳人且少留,为君绕梁唱。(王冏《长安有狭斜行》)[1](P517)

作品主要内容不外乎询问路人,三子显赫,三妇贵族生活,只是这三个内容的具体表述上作了一些改动,主题没有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南朝文人摹写古辞《相逢行》和《相逢狭路间》的诸多作品中,完全沿袭原有主题的作品都集中在梁代。

东晋南朝《长安有狭斜行》主题之二,写贵族出游。有宋代谢惠连、梁代沈约、陈代张正见三篇作品,此三篇作品篇幅较短,均与出游有关:

纪郢有通逵,通达并轩车。帟帟雕轮驰,轩轩翠盖舒。撰策之五尹,振辔从三闾。推剑凭前轼,鸣佩专后舆。(谢惠连《长安有狭斜行》)[1](P514)

青槐金陵陌,丹毂贵游士。方骖万乘臣,炫服千金子。咸阳不足称,临淄孰能拟。(沈约《长安有狭斜行》)[1](P516)

少年重游侠,长安有狭斜。路窄时容马,枝高易度车。檐高同落照,巷小共飞花。相沟夹绣毂,借问是谁家?(张正见《长安有狭斜行》)[1](P517)

谢惠连之作,反其道而行之,不写狭路反写四通八达之路;沈约、张正见则循其本题,写阡陌和窄路,三者均与贵族出游有关,三篇作品并没有脱离摹写贵族生活主题,因为出游也是贵族生活的重要方面。 “推剑凭前轼,鸣佩专后舆”,“帟帟雕轮驰,轩轩翠盖舒”,展现了贵族出游的浩大声势。

东晋南朝在乐府古辞《鸡鸣》题名下的拟作,仅存三篇。即梁刘孝威《鸡鸣篇》、梁简文帝《鸡鸣高树巅》、陈张正见《晨鸡高树鸣》:

埘鸡识将曙,长鸣高树巅。啄叶疑彰羽,排花强欲前。意气多惊举,飘飏独无侣。陈思助斗协狸膏,郈昭妒敌安金距。丹山可爱有凤凰,金门飞舞有鸳鸯。何如五德美,岂胜千里翔。(梁刘孝威《鸡鸣篇》)[1](P407)

碧玉好名倡,夫婿侍中郎。桃花全覆井,金门半隐堂。时欣一来下,复比双鸳鸯。鸡鸣天尚早,东乌定未光。(梁简文帝《鸡鸣高树巅》)[1](P407)

晨鸡振翮鸣,出迥擅奇声。蜀郡随金马,天津应玉衡。摧冠验远石,击火出连营争栖斜揭暮,解翼横飞度。试饮淮南药,翻上仙都树。枝低且候潮,叶浅还承露。承露触严霜,叶浅伺朝阳。不见猜群怯宝剑,勇战出花场。当损黄金距,谁论白玉铛。岂知长鸣逢晋帝,恃气遇周王。流名说鲁国,分影入陈仓。不复愁符朗,犹能感孟尝。(陈张正见《晨鸡高树鸣》)[1](P407)

东晋南朝对《鸡鸣》的拟作较少沿袭古辞,不仅文本句式发生较大变化,在原有古辞五言的基础上,融入七言,如“丹山可爱有凤凰,金门飞舞有鸳鸯”(《鸡鸣篇》),“岂知长鸣逢晋帝,恃气遇周王”(《晨鸡高树鸣》)。主题也迥异于古辞《鸡鸣》对“兄弟还相忘”的批判,如梁刘孝威《鸡鸣篇》题解曰“若梁刘孝威《鸡鸣篇》,但咏鸡而已”[1](P406),明确指出主题为“咏鸡”;梁简文帝《鸡鸣高树巅》则写男女幽欢之情;张正见《晨鸡高树鸣》则在咏鸡的背景下,抒发了个人的抱负。梁陈文人的这些拟作,几乎看不到古辞的痕迹,主题已经大大地转变了。

三、东晋南朝《三妇艳》等的创新

东晋南朝文人还对古辞《相逢行》进行了删节,篇幅更为短小。古辞《相逢行》的最末六句,即“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在东晋南朝被文人单独选取,另题新名《三妇艳》,拟作多篇。

现存最早的《三妇艳》题为刘宋刘铄所作:“大妇裁雾縠,中妇牒冰练。小妇端清景,含歌登玉殿。丈人且徘徊,临风伤流霰。”[1](P518)《三妇艳》是否为刘铄首创,由于资料缺乏,不能定论。从《乐府诗集》现有的记载来看,最早明确题名为《三妇艳》的为刘铄。《三妇艳》在刘宋并未见刘铄之外的拟作,至齐梁陈各朝,文人们却争相摹仿,并且更有改造和拓展。以《三妇艳》为题创作的歌诗,齐王融、王筠各一首,梁刘孝绰、昭明太子、沈约各一首,陈张正见一首、吴均一首、陈后主十一首。具体如下表:

《三妇艳》歌诗内容分析表①

上述歌诗中,文人笔下的三妇身份也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齐代歌诗中三妇的身份是家中三子之妻,大妇、中妇各有所忙,小妇无事,弹奏乐器,丈人安坐听小妇歌为消遣;梁代刘孝绰诗与王融、王筠内容类似,三妇为家中三个儿子之妻,大妇、中妇缝制绣群,小妇表演昭君出塞舞,且期盼丈人来欣赏。然昭明太子和沈约的歌诗中,三妇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儿子的一妻二妾,大妇、中妇各有所忙,唯小妇忙于梳妆打扮,以取悦“良人”。到陈代张正见、吴均和陈后主的笔下,三妇则明确为一男之妻妾了,如陈后主《三妇艳》十一首描写了贵族家中男性主人与其妻妾生活状态的各个方面:小妇新娶,故有“小妇初两髻,含娇新脸红”,“新来诚可惑,为许得新怜”,故而最得宠;中妇又嫉妒又怨恨男子负心,故有“中妇妒蛾眉”“中妇夜偷啼”;大妇由于身份和地位颇高,故而显得比较沉稳。贵族女子的情态种种在此十一首歌诗中充分展现出来。

这些歌诗中,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词语——“丈人”。“丈人”一词在古代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是妻子的父亲,即“岳父”;二是指家长、主人,如《史记•刺客列传》:“(高渐离)匿作于宋子,……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司马贞索隐引刘氏注云丈人“谓主人翁也”;三是对老年长辈的尊称,如《论语》有“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四是指丈夫,如《乐府诗集》卷三十八《妇病行》有“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丈人”的解释有此多种,故此处需结合内容多加分析以确定。古辞《相逢行》中,三妇各有其夫,这个“丈人”应该是大家族的家长,也是家中的长者;刘铄的《三妇艳》是较早从古辞《相逢行》删节而来,此中“丈人”身份并未生变化。齐王融歌诗中所用“丈夫”一词,使得男主人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与三妇关系由翁媳关系转变成为夫妻关系;而王筠歌诗中虽仍使用“丈人”,但由于此时《三妇艳》已不是早期拟作,其中“丈人”更倾向于“男主人”和“丈夫”的含义。到了昭明太子和沈约的笔下,“丈人”已转换为“良人”,良人即丈夫,却不及“丈夫”一词正式,应是妻对夫的亲昵之称,因此,其歌诗中的男性人物与三妇的关系进一步亲密。而在张正见的《三妇艳》中,“丈人”、“丈夫”、“良人”这些在家族中重要的男性称呼消失了,男性人物仅为上客,三妇成为核心人物。到了吴均和陈后主的《三妇艳》中,男性人物彻底消失,《三妇艳》只写“三妇”:她们不仅打扮得鲜艳动人,而且还多才多艺,能歌唱歌诗、弹奏不同的乐器;而且,她们会因妒意偷啼,也会因获得宠爱而得意。这时的歌诗宛若一幅幅美艳的仕女图,将多姿多彩的贵族女性生活场景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而在这些描写贵族女性的歌诗之中,完全没有男性角色的介入。

这样的转变之中,的确存在一个男性角色弱化、女性人物强化的倾向,歌诗文本之中的女性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这种创作倾向极有可能与当时的歌诗表演密切关联。《三妇艳》是带有楚歌风情的歌诗,配合演奏的主要是丝竹乐器,乐曲大多悲情凄婉,具有一唱三叹特色。这些歌诗的表演者和演唱者都以女性为主,因此可以认为,男性角色弱化、女性角色强化的倾向是东晋南朝文人在结合演唱表演经验的基础上对内容所作的主动修改。这种改进使歌诗更加适应歌诗表演的需要。歌诗的内容以女性为主,歌诗的表演者和演唱者就更能够体会其中的情感特色,在表演和演唱的也能够更好地进入状态,从而实现更好的表演效果。

《三妇艳》之后,梁代文人又从古辞《相逢行》中选取中妇形象,创作了以《中妇织流黄》为题的三首歌诗,具体如下:

翻花满阶砌,愁人独上机。浮云西北起,孔雀东南飞。调丝时绕腕,易镊乍牵衣。鸣梭逐动钏,红妆映落晖。(梁简文帝《中妇织流黄》)[1](P520)

落花还井上,春机当户前。带衫行障口,觅钏枕檀边。数镊经无乱,新浆纬易牵。蜘蛛夜伴织,百舌晓惊眠。封用黎阳土,书因计吏船。欲知夫婿处,今督水衡钱。(徐陵《中妇织流黄》)[1](P520)

别人心已怨,愁空日复斜。然香望韩寿,磨镜待秦嘉。残丝愁绩烂,馀织恐缣赊。支机一片石,缓转独轮车。下帘还忆月,挑灯更惜花。似天河上景,春时织女家。(卢询《中妇织流黄》)[1](P521)

《三妇艳》之外,梁代《中妇织流黄》所选取的中妇形象是一个勤劳端庄专一的思妇形象,与《三妇艳》中妖冶娇媚的小妇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三妇艳》的大量创作是文人审美趣味在吟咏妻妾和摹写纵情享乐之情的表现[2],那么《中妇织流黄》中深情专一、勤劳端庄的中妇形象的摹写是否可以说明梁代文人上述审美趣味的转变?或者这两种解释都不够恰当,毕竟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与很多因素有关,单单两首歌诗的较为集中的创作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歌诗表演和演唱的考虑。另外,可以看到的是,从古辞《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的东晋南朝歌诗作品中都刻画了一个擅长歌舞表演的女子形象,这个女子在《相逢狭路间行》、《长安有狭斜行》和《三妇艳》中都以小妇为主,描写的小妇形象或能歌善舞,或有妖冶娇媚。①对《相逢行》、《相逢狭路间》、《长安有狭斜行》、《三妇艳》歌诗中涉及小妇形象的歌诗进行统计,涉及描写小妇舞蹈和演奏乐器的共有14首,涉及描写小妇妖冶娇媚仪容的共有15首。

文人在歌诗文本中集中刻画了这样一个善歌善舞、精通音律、妖冶多姿的年轻女子“小妇”形象,可见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个“小妇”,在《相逢行》、《相逢狭路间》中是家中三子之妻,精通音律;在《长安有狭斜行》和《三妇艳》中则有三子之妻、受宠的歌姬和贵族新娶的小妾等三种身份。这个人物的刻画,可能以贵族家庭中擅长乐器歌舞的年轻女性艺人为原型塑造的,描摹的是当时贵族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形,也反映了当时审美中备受欢迎的女子形象的特点,或为能歌善舞,或为仪态妖冶,或二者兼而有之。从上述歌诗内容可见,她们既擅长笙、琴、瑟、筝之类的乐器,又善歌清曲,还会表演当时流行的昭君出塞舞,可谓多才多艺,然身份低下,嫁入贵族豪门、取媚主上可谓是其无奈而又不错的选择。

四、《相逢行》等歌诗表演性分析

综上所述,东晋南朝文人从《相逢行》到《中妇织流黄》的创作中,既有对古辞的简单沿袭,如梁代文人对《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的拟作;更有崭新的改造:刘宋刘铄以及齐梁陈文人创作《三妇艳》和梁代文人的《中妇织流黄》。其中文人对歌诗的大胆的改造,很多都是从歌诗的表演角度出发考虑。下面来谈一下这些歌诗的表演情况。

《乐府诗集》记载古辞《相逢行》“晋乐所奏”,古辞《鸡鸣》“魏晋乐器所奏”,可知古辞皆可用于表演。东晋南朝的文人拟作中有不少作品也可从现有的资料推断能够用于表演。谢惠连的《相逢行》便是一例:

行行即长道,首长息班草。邂逅赏心人,与我倾怀抱。夷世信难值,忧来伤人,平生不可保。阳华与春渥,阴柯长秋槁。心慨荣去速,情苦忧来早。日华难久居,忧来伤人,谆谆亦至老。亲党近恤庇,昵君不常好。九族悲素霰,三良怨黄鸟。迩朱白即赪,忧来伤人,近缟洁必造。水流理就湿,火炎同归燥。赏契少能谐,断金断可宝。千计莫适从,忧来伤人,万端信纷绕。巢林宜择木,结友使心晓。心晓形迹略,略迩谁能了。相逢既若旧,忧来伤人,片言代纻缟。[1](P509)①此诗《艺文类聚》、《诗纪》、焦竑《谢康乐集》、张溥《百三家集•谢康乐集》皆作谢灵运,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李运富《谢灵运集》从之。黄节《谢康乐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在每章后分别标出“一解”、“二解”至“五解”,李运富在《谢灵运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53页中推测“大概《乐府诗集》原本有之”。

上引宋谢惠连的《相逢行》,从整首歌诗的结构来看,句式规整,以“忧来伤人”为结语分为五章,整首歌诗即为五段歌辞。 每节所演唱的内容无论是“邂逅赏心人”、“心慨荣去速”、“昵君不常好”、“赏契少能谐”还是“相逢既若旧”,都是世俗之人必然遇到的,都让人产生“忧来伤人”的情感共鸣,歌诗在表演时此五章每章可能配合同样的乐曲,与歌诗内容相配合,反复吟唱。从歌诗的文本来看,配合演奏的主旋律可能较为哀伤,演唱效果更加倾向于哀婉动人。

刘宋刘铄及其之后的《三妇艳》也用于演唱。《乐府诗集》卷三十“平调曲”题引记载:

张永《录》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在高下游弄之后。’凡三调,歌弦一部竟,辄作送。歌弦今用器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妇织绮罗’,不在歌数,唯平调有之,即清调“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篇、后章有“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是也。张《录》云:‘非管弦音声所寄,似是命笛理弦之馀。’王录所无也,亦谓之《三妇艳》诗。”[3](P207-208)

上述记载中所说的“即清调‘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篇、后章有‘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是也”,指的就是古辞《相逢行》中被刘铄选取用来改编为新题《三妇艳》的“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六句。张永在《元嘉正声技录》指出乐队用《大歌弦》演唱“大妇织绮罗”一段,未唱歌之前,先由八个乐队演奏,四种乐器在笛的高弄、下声弄、游弄演奏之后同时演奏。《三妇艳》不是竹弦乐器演奏的音乐,好像是用笛吹奏、弦乐器演奏的某些旋律,说明笛子与弦乐器是《三妇艳》歌诗演奏的重要乐器,演奏中还有送声。刘铄选取乐府古辞《相逢行》后六句“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丈夫且安坐,调弦方未央”,改动相关字词而成的“大妇裁雾縠,中妇牒冰练。小妇端清景,含歌登玉殿。丈人且徘徊,临风伤流霰。”基本内容和主题都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改动很大可能是配合演唱需要的。

刘铄为什么于乐府古辞三个主题之中单单选取“三妇及丈人的生活”作为对象?又为什么以“艳”为名?这与歌诗本身的演唱和表演是否有密切的关系呢?题目中“艳”主要指音乐类别,《乐府诗集》有:“齐歌曰讴,吴歌曰敝,楚歌曰艳。”[2]可知“艳”是荆楚之地的一种音乐形式,可与相应的舞蹈配合。“艳”歌大都音高而激,韵清而秀,调哀而伤,有一唱三叹、哀婉动人之效果。刘铄本属皇族,为人负才自傲,能刘铄偏爱此种曲调,而此曲调又与《相逢行》后六句内容相吻合,出于文人的敏锐感觉,大胆选取了此六句,以适应演唱的需要。东晋南朝的《三妇艳》作品较多,宋齐梁陈皆有文人创作,《三妇艳》如此受欢迎,可能与其表演的一些特点有关系,可惜地从现有资料我们无法得知。

东晋南朝,《相逢行》等歌诗的演变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乐府古题《相逢行》等在社会发展和审美需求下发生的变化:主题有所拓展,内容更贴合现实,篇幅更为短小,更加符合女性演唱和表演的要求等。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助于考量整个歌诗发展史中乐府古题的发展。

[1] [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郭建勋.从《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的演变[J].文学遗产,2007,(5).

[3]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Research of the Yuefu Song Poem Encounter on the Road's Development in Eastern Ji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SONG Ya-li
(College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000,China)

Yuefu Song Poems Encounter on the Road were imitated by poets in Eastern Ji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hich included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Liu Shuo wrote Three Beauty Women from Encounter on the Road's last six passages, which also imitated by Liang and Chen poets, and they wrote new poem about the middle woman made clothes. These poems'development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efu song poems during these dynasties.

Eastern Ji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song poem; Encounter on the Road; Three Beautiful Women

I207

A

1005-7110(2011)02-0078-07

2010-11-26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编号:06BZW029)的成果之一。

宋亚莉(1982-),女,山东青岛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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