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凤

（新疆师范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54）

现代维吾尔语缀加“sIz”词语结构的文化研究

彭 凤

（新疆师范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54）

受结构主义视角和方法的局限，古今维吾尔语言后缀为“sIz”的词语之间的对比研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浑沌语言文化学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同时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维吾尔语言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一扇窗，这是语言文化研究深入到词汇结构的一次尝试。

结构主义；浑沌学理论；古今对比；文化；认知语言学

张铁山教授之《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有对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后缀“sIz”①词语形式结构的平面描述；陈世明教授之《维吾尔语实用语法》有对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后缀“sIz”词语形式结构的描写，但却很少有将古今维吾尔语言的词汇展开对比的著作。

古今词语的对比，一般是在两个有确定演化或替换关系的词语之间展开，考察语音的变化、语义的更变，似乎没有语音演化关系的语言形式是没有办法展开历时对比的。这是传统的结构主义研究者在历时研究过程中，把视角仅局限于语言形式，在它们之间建立对比共项“同中求异”的结果。由于古今维吾尔语言后缀“sIz”的词语之间的演化或替换关系难以确定，即使是个别词汇之间的对比研究，也是很少见的。而浑沌语言文化学却为没有语音演化关系的古今语言结构的对比提供了研究视角和方法。它从范畴着眼考察古今词汇，使得词汇的结构规则有了对比基础（相同的概念范畴）。那么，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表示事物性状否定意义范畴的词汇在现代维吾尔语言中以怎样的规则结构来表达呢？在浑沌语言文化学理论之中，“规则”突破了形式结构的规则，一切可归纳性的特点皆为规则，并以多角度的立体视角寻找其形成的原因。

一、浑沌语言学理论及研究方法

作为系统分支的崭新发展阶段，浑沌学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绝大多数确定性系统都会出现古怪的、复杂的、随机的行为，人们把这种行为称为浑沌。1998年，将浑沌学方法引入到语言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是张公瑾先生，他在语言文化研究领域，引入了一些新概念，如，“奇异吸引子”、“初值敏感依赖”、“自相似性”。

那么，什么叫做浑沌学呢？什么叫做浑沌运动呢？

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在简单的确定性系统中产生惊人的复杂性，甚至是不可预见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浑沌状态。确定性系统的有序及非线性作用造成的无序两个矛盾方面都很强烈时形成的运动体制就是浑沌运动。而语言的演变就是一个浑沌运动。语言的演变有着它内在的规律性，正如萨丕尔对它所做的比喻：“语言变异的倾向，它的沿流，顺着历史先例给它规定的渠道无情的向前流；他不顾及说话人的感情和情绪，就像一条河的河道不顾及当地的大气湿度一样”，但同时，语言演变的方向又不完全取决于其内部的规律性，而是在内部规律的确定性和外部干扰的随机性同时作用的结果。浑沌学方法让我们注意到了语言的沿流不仅仅受语言内部规律的作用，同时也受到外部干扰的影响。所以，在理论上要求我们必须正视那些以语言内部规律无法解释的语言规则变化。这些现象的产生根源于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的变异是社会群体成员对周围自然、文化环境敏感反应的结果，反映着群体的观念和认识。所以，语言变异不再仅是一个受内在规律制约的封闭体，而是一个开放体。

浑沌学就是一门以直观、整体为基点来研究浑沌状态和浑沌运动的复杂规则性学问。一旦我们认识到语言的开放性，那么，对于语言内部规则无法解释的语言变异，我们就可以以直观、整体为基点，采用异源联想的方法，以直觉和顿悟的方式捕捉语言形式的规则变化与民族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然后展开严密的论证。所谓，“异源联想”，指的是“通过交叉考虑的方式，寻找在表面上看似无关联的事物，在发生学上或者在类型上的内在关联”①参考本人论文在读博士期间，张公瑾先生开设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这一课程的笔记。。

而用以揭示不同语言蕴含之民族文化特质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运用于揭示影响语言历史变异的文化因素。张公瑾先生在《文化语言学教程》中，提到通过其他语言所没有的“语义场”来揭示民族文化的典型特点。他认为，“……当我们分析某个语言中的众多语义场时，常遇见一些为该语言所独有而别的语言没有的语义场，如僧伽罗语中有六十多种香蕉名称，它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语义场，达斡尔语中不同季节不同部位的狍子皮名称，也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语义场，……，还有日本语中，有很多‘雨’的名称，爱斯基摩语有很多‘雪’的名称，阿拉伯人有很多‘骆驼’的名称，也都构成了特殊的语义场。这些特殊的语义场表明一个民族的一种文化特质。一个民族中最典型的文化特质，常常有相应的语义场与之相当。因此，抓住一个语言中的几个特殊的语义场，常常是我们探索这个民族文化特点的入口处。”[1](P119)以上例子都是通过独特语义场词汇形式形成的整体格局的特点，即根据某一范畴所有词汇形式体现出的民族对范畴内部划分的特征，使得民族典型的文化特质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一研究方法，有两个极容易被人忽视的过程。其一是对于独特“语义场”之“独特”的判断。如何把握到语义场的“独特”之处的呢？无疑是对比。从概念范畴着眼，把不同语言中相同概念范畴的所有词汇形式形成的“场”之间（而非单个词汇形式之间）展开对比，从而才能发现某一语义场的独特之处。正如，张公瑾先生所举之例，都是对比不同语言之间表达 “雪”、“雨”、“骆驼”等相同原型范畴的词汇构成数量，来判断其独特之处。然后通过这一独特之处，即数量大，揭示其中蕴含的民族典型文化。其二，就是“独特”之处的价值确定。其实，这就需要我们的直觉顿悟，扑捉到语义场独特之处同民族文化特质之间的内在联系。否则，即使发现一个“独特”语义场，也仅仅只是从概念范畴着眼的一种语言对比描写，没有挖掘出内在的价值。当然，一个不能说明问题的描写，本身也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在从概念着眼研究语言表现时，首先要敢于超脱传统研究的束缚，将自己融入到一个民族文化大环境之中，让思想插上自由的翅膀，用直觉来把握一些语言材料的价值。

通过对张公瑾先生对语言文化研究方法的剖析，我们总结出两个特点：一是视角，从概念范畴着眼，考察语言形式表现的视角；二是异源联想的方法，以异源联想的方法，考察整个范畴词汇形式的特点（语义场所有的词汇形式构成的整体，我称它们为“格局”）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判断其价值。

这一研究方法给论文以极大的启发。我们是否能运用它们来揭示影响语言变异的文化因素呢？这一思维的转换，使我们对维吾尔语言的研究不再仅仅拘泥于结构形式规则的归纳，而是将视线转向某一范畴内部词汇形式规则运用的研究，同时，也不再仅仅禁锢于共时词汇规则的分析，而是将这些词汇规则同民族历史和文化结合起来，把它们还原到连续的时间链条上，展开古今对比并采用异源联想的方法，挖掘相同范畴古今词汇形式的规则变化所体现的文化价值。

二、古今维吾尔语言后缀“sIz”词语结构规则差异中的文化价值

古今维吾尔语言中，后缀“sIz”的词语都是属于表示事物性质、状态否定意义范畴的词语。我们在分别描写古今这一范畴词汇形式结构规则的基础之上，对规则展开对比并发现，这一范畴的词汇形式，即后缀“sIz”的构词结构古今规则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后缀“sIz”的词语形式和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后缀“sIz”的词语之间很少会有历史的延续性。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后缀“sIz”的词语形式都是运用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的构词手段重新创造的，其构词手段来自于语言本身的历史机体，其运用却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是来自于语言内部的规律性呢？还是来自于语言之外的文化干扰？这一结果，对于传统语言学理论的充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后缀“sIz”词语形式的古今规则变化

（1）古回鹘文献语言中后缀为“sIz”词语的结构规则

在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后缀“sIz”的结构特点为：它既是形容词后缀，也是名词的后缀。在《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中，关于“sIz”在用法上的叙述有两条：

（I）“‘[sIz]’可以缀加在派生形容词之后构成否定意义的形容词”。而不仅如此，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充当词干的形容词，是由意义相关或相似的表具体概念的词汇派生而来的。例如：

ačuqsuz“未敞开的、关闭的、不明确的”，由ačuq“打开的、敞开的、开着的、明确的”（ ač-“开、打开、敞开”+uq）+suz构成。

adïnsïγsïz“不奇妙的”，由“adïnsïγ”“奇妙的”（

artuqsuz“不多余的、不富余的、无富余的”，由artuq“多余的”（

altïntaγsïz“非下流的、非低级趣味的”，由altïntaγ “下边的、下级的、下流的、低级趣味的”（

充当词干的形容词“ačuq”、“adïnsïγ”、“artuq”、“altïntaγ”，是表示肯定意义的形容词，指代事物的性质或状态。这些词干的形式“ačuq”、“adïnsïγ”、“artuq”又是运用相关可感知的行为、动作或变化概念的语音形式加缀派生而来的。如下：

词干的根词“ač-”（打开）、“ adï-”（分开）、“ar-”（增长、增加）表示具体可感的行为、动作或变化，和词干形容词“ačuq”、“adïnsïγ”、“ artuq”“多余的”存在感性经验的相关关系。“ačuq”（打开的）是动作“ač-”（打开）的结果；“奇妙的”（adïnsïγ）表示事物因不寻常而与普通事物“分开”（adï-）的性质；“多余的”（artuq）和“增长”（ar-）这两个词，前者是在量上超出标准的那部分事物具有的性质，后者指代事物在量上的变化，二者共享 “多”这一语义特征。

而词干“altïntaγ”的形成是由根词“altïnta”（下面、下边）运用了以相似感性经验为基础的方位隐喻[2](P107)，将空间上下结构投射到行为品级这一抽象概念的认知中，借助于方位概念“下面、下边”的语音形式“altïnta”加缀“aγ”，形成了抽象概念“下边的、下级的、下流的、低级趣味的”的词汇表达形式。

所以，词干形容词的形式几乎都是派生词汇形式，是基于主体感性经验基础之上，在抽象形容词概念和具体概念之间运用相似或相关联想，利用具体概念的语音形式加缀派生而来的。

（II）sïz/-siz可以缀加在派生名词之后，也可以缀加在非派生名词后，构成否定意义的形容词。

例如，“sïz/-siz”缀加在非派生名词后构成的形容词有：

adasïz“没有灾难的”，由ada“灾难”+ sïz构成。

alsïz“没有欺骗行为的、恭敬的”，由al“手段、诡计”+sïz构成。

ärdïmsiz“无道德的、无教养的”，由ärdäm“道德”+siz构成。

ädligsiz“无价值的”，由ädlig“有价值的”（<äd+lik）+siz构成。

tikisiz“无声无息的、安安静静的”，由tiki“流水声”+siz构成。

igsiz“无病的、健康的”，由ig“病”+ siz构成。

ilkisiz“没有基础的、无开头的”，由ilki“基础、开头”+siz构成。

yazuqsuz“无罪的”，由yazuq“罪、罪孽、罪恶”+suz。

而“sïz/-siz”缀加在派生名词后构成的形容词有：

adruqsuz“没有区别的、同等的”，由adruq“区别、差别”（

adïrtsïz“没有区别的、相同的”，由adïrt“区别、另外”（<

aγriγsiz“没有病的、无伤痛的”，由aγriγ（< aγri-“疼、痛”+ iγ）+ sïz构成。

aγïnčsïz“不动摇的、稳固的”，由aγïnč“振动、摇摆”（ aγï+n+č）+ sïz构成。

aqanaqsïz“非流动的、静止的”，由aqanaq“水流、河流”（

alqïnmaqsïz“无休止的、永恒的”，由alqïnmaq“结束、完结”（

biliksiz“无知的、愚蠢的”，由bilik“知识”（bil-“知道”）+siz构成。

taplančsïz“没有爱好的”（无出处）由taplanč“爱好、兴趣”（

timäksiz“不吭声的、不言不语的”，由timäk“说、讲”（ti-“说、讲”+mäk）+süz。

säwgüsüz“无法爱的、不值得爱的”，由säwgü“爱情”（

körüksüz“难看、不美的、容貌不佳的”，由körük“容貌、外观、面貌”（

oqšadγuluqsuz“没办法比较的、无可比拟的”，由oqšadγuluq“可比拟的食物”（< oqša+t+γu+luq）+suz构成。

išlägüsüz“不可作的、不可为的”，由išlägü“能使用的、可采纳的”（

ilinmäksiz“舒畅的、无阻碍的、安静的”，由ilinmäk“挂念、惦念、关注”（il-in-mäk）+siz构成。

总之，在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后缀“[sIz]”及变体在构词过程中，其前的词干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既可以是派生形式，也可以是非派生形式，词干大都是由意义相关的行为、动作、变化的动词形式为词根加缀派生而来的。

（2）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后缀为“sIz”词语的结构规则

对于现代维吾尔语言这一范畴的描写和研究，我们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主要运用的是数据统计法。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后缀“sIz”的词语结构特点和古代回鹘文献语言完全不同。在现代维吾尔语言中，“sIz”及其变体的主要用法是缀加在名词之后，构成表示否定意义的形容词。

例如：

对于这一用法，陈世明教授的论述几乎是一样的，只是陈世明教授补充了一点：“词缀‘s☒z’有时可以附加在形容词后，构成与上述（名词作为词干的形容词）意义相同的形容词”，表示否定意义的形容词，和词干形容词形成反义关系。例如：

kerεk（需要的）＞kerεksiz（不需要的）

toluq（完全的）＞toluqsiz（不完全的）

eniq（清楚地）＞eniqsiz（不清楚）

这一用法在陈适良先生的相关著述中没有提及，而在陈世明教授的《实用维汉词典》[3]《维吾尔实用语法》[4]书中也只是用“有时”这个非常规意义的时间状语予以限定。这说明在现代维吾尔语言中，“sIz”作为形容词后缀的用法已经在数量上少之又少，几乎成为名词专用的后缀。上述结论与论文在《实用维汉词典》中穷尽式式地收集到的后缀为“sIz”的形容词的数据统计结果是一致的。下面就是论文在《实用维汉词典》收集的后缀“sIz”的词汇。

《实用维汉词典》共计收录后缀“sIz”的词汇365个，其中形容词后缀“sIz”构成的关系形容词只有7个，占总数的1.91%；358个关系形容词是由名词加缀构成的，占总数的98.08%。而在这358个形容词中，不考虑词汇古今历时演变关系，从形式在共时体系内部体现的词汇关系来看，以动词加缀派生的名词作为词干后缀“sIz”构成的关系形容词仅有37个，即词干是派生形式的关系形容词仅占10.3%。 我所说的只考虑共时而不考虑历时的意思是说，虽然有些名词从历时角度来看，是由某一动词派生而成的，但派生该词的动词在现代维吾尔语言词汇系统中已经不存在了。换句话说，这一名词已成为共时体系内部不可分解的最小语义单位。例如，抽象名词“amraq”，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回鹘文献语言中的动词“amra-”衍化而来的。但是在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动词“amra-”已经消失。所以，“amraq”成为在共时体系内部不可分解的最小语义单位。相反，如派生词语的动词性根词，在共时体系内部仍然可以独立表义，这个派生词在共时的语言体系内部也就具有了可分解性。例如：（不可告人的、难言的），关系形容词“ejtqusiz”是由动词“ejt-”后加名词后缀“qu”充当词干，后缀“sIz”构成的。所以，关系形容词“ejtqusiz”具有可分解性。但以这种词干形式构成的关系形容词在所有的后缀“sIz”构成的关系形容词中，所占比例却很小，仅有37个，而作为根词的动词仅有27个。绝大多数关系形容词的根词从共时语言体系内部来看已经成为不可分解的最小语义单位，这种关系形容词约占总数的89.3%，近90%。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词缀“sIz”基本上已经变成了缀加在名词之后的形容词构词词缀，而缀加这一词缀的名词也以共时体系内部不可分解的非派生形式为主。在这些名词中，绝大多数是抽象名词，如不由自主的）（没有弊病的、没有缺陷的、无瑕） ；Ilim（学问、学术、知识），也有个别的具体名词，如totqa（没把的、不带把的） ；dεrεx（（没有树木的） ；Ituz（无盐的、淡味的）。

后缀“sIz”的词语皆已“今非昔比”，“古”有特点，“今”也不无特点，这是一种规则形式（古）的整体消失以及另一种形式特点（今）的规则词汇形式整体产生的结果。这本身就是一种规则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破旧立新的规则变化呢？为什么后一结构规则会对人们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而前一种规则形式要整体瓦解呢？因为词汇语音形式之间不是历时演化关系，这也是传统视角不可能关注的问题，同时，涉及到语言形式替换的范围（即整体）问题，这是我们以语言内部演化规则无法解答的问题。那么，其中是否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呢？

（二）现代维吾尔语言后缀“sIz”词语规则格局形成的原因

我们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了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后缀“s☒z”这类词汇的认知结构，发现其结构的形成有着一定的文化理据。这样一来，现代维吾尔语言表示事物性质、状态否定意义的词汇规则形式的古今变化就是两股力量，即语言自身的确定性沿流（原有构词手段“sIz”）和外部随机性干扰（构词手段的运用），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演化明显的表现为一个浑沌运动。

现代维吾尔语言中表示人、事物性质、状态否定意义范畴的词汇形式结构特点的差异，即古今维吾尔语言后缀“sIz”词语结构的规则变化，恰恰体现了原子论世界观思想在现代维吾尔语言词汇格局中留下的文化印记。

“tcasarεt'lik'（意气风发）”和“ tcasarεt'+ siz（没有勇气）”可以分解为“tcasarεt'（勇气）” 、“lik'（有）”和“tcasarεt'（勇气）” 、“siz（无）”，精神状态“意气风发”和“没有勇气”都可以解释为“tcasarεt'（勇气）”的有无，与其说是“意气风发”和“胆小”的整体语义对立，还不如说是抽象名词所指 “tcasarεt'（勇气）”的有无对立。具体事物被隐喻认知为一个抽象的空间结构，其性质和状态是由内在于它们之中的抽象事物的属性及有无决定的，抽象名词所指的作用相当于原子论世界观中的“偶性”。

维吾尔语言中的关系形容词概念结构表现出的世界多样性的原因符合伊斯兰教“原子论世界观”的逻辑。根词所指事物就如同“偶性”一般，寓于“实体”之中，强制性的决定着“现实态实体”的性状表现。对立的性状表现，根源于“实体”这一隐喻空间中“偶性”的有无。正如伊玛目・哈拉马因主张的一样“凡是实体不能没有偶性，而一切偶性只要不走向其反面也不会从实体中消失。穆尔泰齐赖派认为，偶性消失而后始能显现其反面。”正如同“mεzzilik” 是由根词“mεzzε”（味道）加缀语素“lik（有）”构成，表示“可口的”，偶性“mεzzε”消失后变成“mεzzi+siz（mεzzεsiz”，性质走向其反面“不可口的”。

对立统一的性质和状态都归因于同一抽象事物在以人或事物为隐喻空间结构中的有无变化，抽象名词之间没有语音上的联系，表明它们的所指是相互间没有联系，是孤立存在的抽象事物。这样，原本发生在时间线条上的性质变化，成为内寓不同抽象事物的隐喻空间结构的次第转换。

但是抽象事物的有无变化是需要外力介入的。从语言整个词汇体系的内部联系来看，抽象名词几乎都是最小的语言单位，具有不可分解性，就正如“偶性”本身是世界的基本构成一般，这说明其概念不被任何其他有形的事物所规定。相反，抽象名词的语言形式总是在构词中充当根词，规定着现象界存在的内涵。每一个抽象名词所指事物的内涵不是依靠定义的方式来界定，只是以符号形式的差异使得不同符号所指之间形成互相对立的、孤立的关系。例如，“mεzzε（味道）”的词汇形式是词汇体系中最小的词汇形式，它不受任何一个概念的规定，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正如世界的基本构成一样，它规定着其他概念，它的有无决定着经验界事物，即食物的性质，食物中有“mεzzε（味道）”，食物就“可口”，没有“mεzzε（味道）”，食物“不可口”。

抽象事物语言形式的不可分解性就意味着这一事物的有无也和经验世界的一切存在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但是经验界事物的性质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换句话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内在于事物之中的抽象事物是不断产生和消失的。那么，谁让它们有，谁让它们无？这就需要有一个力量的介入。既需要一个力量，同时在语言上有没有表现出这种力量。于是，很自然的交给了信仰，一个无形的、无法用语言所描述的一个超验的本原存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方式也符合伊斯兰教世界中“绝对存在”的本质[5](P160)），主宰着决定事物性质、状态的抽象事物的有无。语言形式就是以表现抽象事物的不可分解性，同时以表现抽象事物所指的有无决定事物性状表现的语言格局形式，将命有无的权力者——必然存在，自明地表现出来。而且很自然的就可以在语言表现上将命有无的权力交给了信仰中的超验的绝对存在（至少是在语言的表达上）。看似无意但非常巧妙。

词汇的这种概念结构明确的反映了一种宗教世界观，并表现出了言语者对绝对力量的一种信仰。将发生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在语言形式上表达为源自不同抽象事物在具体事物这一隐喻空间中的次第创造，时间上的先后，只是各种空间结构创造的序列，清楚体现了伊斯兰原子世界观对该民族看待和理解事物的影响。

通过语言结构的概念分析和伊斯兰教原子论世界观的比照，我们似乎感觉到了，在唯物主义认知论中，以具体事物为条件获得的抽象范畴观念，似乎成为伊斯兰教存在论中的世界基本构成之一——“偶性”。表示事物、人的性质或状态否定意义的关系形容词，以共时体系内部不可分解的最小语义单位（象征着伊斯兰教原子论世界观中的“偶性”）和表示否定意义的后缀“sIz”结合，表明了人们对事物多样性逻辑的认识：事物的多样性源自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偶性”的属性及有无，词汇（不可分解的抽象名词+ sIz）的理据和词汇形式所指（现象界事物或人的性状）之间形成了逻辑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逻辑恰恰和伊斯兰宗教世界观中对事物多样性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准确地说，应该说是恰恰为这种源自于伊斯兰原子论宗教世界观的因果逻辑，为词汇的“内部形式”和其现实所指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桥梁，使得词汇形式的理解成为可能。

三、总结

总之，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后缀“sIz”的关系形容词的结构反映了原子论世界观，后缀“sIz”词语的古今规则的变化是人们精神世界变化的结果。这一语言材料不仅仅说明语言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语言反映民族的精神世界，为语言中存在着民族的世界观图像提供了材料支撑。同时，具有重大的语言学理论价值，它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对语言规则变化的认识，语言的演化不仅是语言内部规律的作用，而是语言内部的确定性和外部随机性干扰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材料上充实的浑沌语言文化学理论。

[1] 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3] 陈世明,廖泽余.实用维汉词典[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

[4] 陈世明.维吾尔实用语法[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5] 筒井俊彦[日].伊斯兰教思想历程——凯拉姆——神秘主义——哲学(秦惠彬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Cultural Research on Structure of Words with the Affix"sIz" in Uighur

PENG Fe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Limited by study methods and the perspective, not enoug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words with the affix "siz" between ancient Uighur and modern Uighur. However, combined with related theo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haology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cultural research goes deep into the lexical structure, and it will open a new field for research on Uighur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structural linguistics; chaology;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ancient Uighur and modern Uighur; culture; cognitive linguistics

H215

A

1005-7110（2011）02-0064-06

2010-09-06

彭凤（1977-），女，四川泸县人，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研究。

①古今维吾尔语言遵循语音和谐的语音结构规律，后缀“sIz”根据词干元音的前后及圆展有“[siz]”、“[suz]”、“[syz]”三种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