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伟，聂 锐，张 燚，张 磊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一、引言

我国区域协调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间基本是产业“梯度转移”关系，且转移的产业存在显著的“无根性”;发达区域产业也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无力惠及欠发达区域，同时欠发达区域由于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吸收能力和融资能力等限制，不容易接收发达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技术溢出和转移扩散;产业发展中普遍存在技术低下所产生的“低门槛”效应，导致区际产业同构和“逐底竞争”。这些问题导致我国区域梯度差距特征明显且不断扩大，发达区域产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低端，欠发达区域则又处于发达区域的价值链低端，国家产业总体无法最终实现协调发展。

对于我国区域间产业协调问题，早期观点认为区际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尽管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协调政策，区域间发展差距还是在持续扩大。其原因与东部沿海地区处于“世界加工厂”地位，同时中西部处于“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基地”地位的区际产业分工体系有关。进一步分析产业转移案例，可以发现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转移的多属于加工制造环节，而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运营等环节并没有转移，这反而强化了欠发达区域的纯粹“原材料基地”地位。同时这种基于产业转移的区际产业关系是不稳定的，尤其在当地生产成本持续上升时，企业就会考虑向其他地区转移，很难与本土企业形成网络嵌入关系，“无根性”明显，因此难以形成区际协调发展。

实际上，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转移和产业链延伸，不但具有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链等维度［1］，还具有区域间和企业间关系治理的维度，在全球化背景下还具有GVC网络嵌入维度。研究区际产业联动升级，需要扬弃传统产业转移理论，超越传统产业转移模式限制，追求系统整合和帕累托效应，注重国内市场培育、技术赶超和区域整合与产业互动，利用区域的异质性和产业链零碎性特征，形成区域整合能力和国家产业的系统效率。刘志彪(2008)［2］等提出在东部沿海地区已有的价值链基础上，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建立起“国家价值链”体系。而构建“国家价值链”体系的关健，在于能不能使区际产业关联方式，从线性生产工序、生产工艺分工，演变为平面甚至立体网络功能分工，形成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体、区际要素均衡流动与GVC并行且相对独立的区际产业联动网络。通过构建区际产业联动网络，可以实现区城经济良性互动，培养国内产业能力，最终实现与GVC的均衡对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国际竞争力。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创建国际制造业品牌的过程［3］。

区际产业联动的研究需要由观念传播、概念诠释向理论体系建构阶段转变。由此，本文从区际产业联动的提出和认识总结出研究的内涵，从区域协调、集群的跨区域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三个方面归纳研究的理论视角，从产业组织研究方法、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网络分析方法等方面总结研究方法及进展，最后总结研究的进展和展望。

二、区际产业联动的提出和认识

(一)理论的提出

国外学者早就提出了通过分析区域间经济联系来研究区域发展的思路。Dicken(1976)［4］研究了跨区域企业的地理空间和控制能力之间关系，认为控制效果与被控企业的空间位置关系很强，因此企业的地理空间不仅影响其控制地位，而且影响了其结构和产品生产特征整体的动态变化。Massey(1979)［5］则认为，区域不均衡并不仅仅是由自然因素造成的，更多是由区域间生产能力和区域政策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流动造成的综合结果。Massey和 Doreen(1984)［6］进一步指出，区域的发展应该基于区域之间的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和投资关系，形成“空间的分工”。显然，这些研究都认为区际合作影响了区域产业的发展和演化，但是对于如何调控区际产业关系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建议或措施。

进入1990s之后，区际联系的研究视角或多或少被区域经济研究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区域主义”所忽视，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在产业的区域集聚即产业集群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对硅谷和“第三意大利”等区域进行的案例研究，认为区域政策以及区域内部的企业间关系是影响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比如 Scott，Storper(2003)［7］认为欠发达国家(或区域)应该采取非均衡发展政策，促进产业的区域集聚，核心区域先发展起来，带动外围区域发展，至于这种非均衡发展政策可能产生的区域间差距过大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现象，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就可以把这种差距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Scott，Allen J.(2006)［8］进一步认为，非均衡发展模式不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区域适应，而且对于发达国家也是适应。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又开始将研究视角从区域内企业的协作和信任关系，转变为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网络关系，Coe等(2008)［9］认为更应该关注欠发达区域如何与全球价值网络建立链接关系，充分发挥区域的发展潜力。

区域视角的新区域主义和网络视角的全球化研究都强调产业链主体间的互动是提升产业链关系的核心内容，但是前者强调区域内部如产业集群企业、机构等互动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强调全球生产网络主体间互动的重要性，这体现了区域研究的二分法。因此，Dicken(2005)［10］指出，需要构建一个涵盖相关主体、力量和空间维度的可拓展的研究框架，在区域内部-全球化网络的二分法之间建立一座桥梁。

(二)区际产业联动的认识

许多学者对产业联动的概念、主体、驱动力和效应等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聂锐(2008)［11］认为是以产业关联为基础，位于产业链同一环节或不同环节的企业之间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减少经营风险而进行的产业协作活动;吕涛(2007)［12］认为其本身是一种互利行为，政策对产业联动有重要影响;刘宁宁(2008)［13］等认为是指产业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联合发展，并可以分为单个区域的产业联动和多个区域之间的产业联动。关于联动的主体，吕涛(2007)认为最终还是表现为企业之间的合作，或企业内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协作，只有企业自主的产业联动行为才是深入、稳定和长久的;王红霞(2007)［14］则认为与产业集聚的微观主体推动不同，产业联动一般是在地方政府直接政策的推动下进行的。

关于产业联动的效应研究比较丰富，存在的分歧也较多，这主要体现产业联动的效应究竟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林兰(2010)［15］认为产业联动会产生资金、(普通)劳动力、人才、技术等由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高速集聚的效应，地区极化过程迅速;郭明杉(2007)［16］认为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规模利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刺激投资、加速成员经济发展等动态长远的积极效应;陈红儿(2002)［17］认为产业的区际布局是发达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途径，是欠发达区域经济起动与发展的良好契机，也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的可行方略;聂华林(2000)认为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为中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契机，有利于提高中西部产业的科技总水平和形成产业规模经济，有利于缓解西部产业趋同现象［18］。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产业的区际重新布局在短期内会促进产业移入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就长期而言，由于欠发达区域的产业基础较差和吸收能力较弱，存在当地相关产业关联效应差，与当地企业的交流较少，对当地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不明显，不一定真正嵌入或植根于当地，具有较大的流动性［19］。一旦当地的区位条件发生变化，这些企业又会整体性迁移，可能会造成当地产业的空心化，当前一些台资企业从珠三角转移到内地的现象［20］，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见，众多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从联动的主体、效应和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逐渐形成了区际产业联动的理论体系。当然，这一理论体系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体现在:一是产业联动主体的界定比较模糊，其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或者其他机构;二是对产业联动模式的分类不是很明确，具体如何分类，依据何种标准分类;三是产业联动的驱动因素没有很好确定，联动主体为何要进行区际联动，原因有哪些;四是区际产业联动的效应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调控从而产生正向的帕累托效应。

三、区际产业联动的研究视角

区际产业联动的研究视角涉及到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区域产业与外部联系理论和国内产业链与GVC对接的理论，下面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加深，合作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长三角”、“泛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发展圈”、“成渝”和“长株潭”等区域的研究，但诸多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关于区域间协调的内涵，陶希东(2010)认为跨界区域协调包括目标与功能定位、利益、思想与行为、重大实体性互利性、政策与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协调，实际上是相邻双边或多边实体进行互动、交流、协商与妥协的区域组织化过程，旨在促进空间经济有序化和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一种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协商、分工、协作和仲裁等［21］。关于区域不协调的根源，林毅夫(2005)［22］认为区域间不协调问题的根源在于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卓凯等(2007)［23］认为缺乏有效的制度基础，现有行政区划的利益刚性使得相互间的利益交换或让渡很难实现;汪阳红(2009)［24］认为缺乏宏观层面的总体指导、缺少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制度化建设程度有待提高、区域合作的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区域间协调的机制、模式和对策。钟昌标(2003)［25］指出为了调节区域间相互合作，政府必须从宏观层面制定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金融政策。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课题组(2007)［26］对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中所出现的产业同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以及利益补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创新区域互动机制、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政策环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策建议。洪银兴等(2003)［27］、陈建军(2005)［28］则按照合作主体、结构安排、空间结构和互补关系等探讨了区域合作模式问题。王霞(2009)［29］借鉴美国区域协调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应坚持立法先行、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明确、援助条件明晰，强调提高落后地区教育、科研和职业培训的重要作用。安虎森(2010)［30］基于我国块状经济现实，提出需打破不断强化发达地区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而要打破这种循环累积机制，必须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设立一定的“政策梯度”。陈秀山(2010)［31］认为当前必须以区域利益协调为主线，着力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区域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市场一体化、资源有效利用且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等动态组合。

总之，上述研究都表达了一个相似的观点，即通过区域合作，建立区域间协调互动机制是解决区域发展中的“多元结构”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上述研究和探索，对于丰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路径和政策措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区域合作中微观要素主体的内在激励及合作困境等尚缺乏深入研究，其中有些建议措施还存在相互矛盾和对立现象。

(二)区域集群的外部联系

传统集群的研究多侧重于区域内部的治理，而把区域与外部的联系简单地看做作是一般的业务关系，或者是贸易关系［32］。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集群内的企业转移到它地甚至它国，一些地方的集群正在逐渐衰退或消亡。因此，关于集群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区域内部，研究范围的拓展不仅包括企业向其他区域整体转移以形成新的集群，也包括产业链的延伸，即不同区域间的集群衔接问题。Giuliani(2005)［33］强调了当地产业集群的外部联系对于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比如可以生产更好的产品、提高效率和提升到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环节。Porter(2000)［34］也强调了集群外部联系的重要性，认为“集群是促进出口和吸引国外投资的重要驱动力。同样，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认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于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熟练劳动力、专业互补的企业网络［35］。王辑慈(2007)［36-37］认为，为了使处于价值链低端的集群升级为处于价值链高端具有创新能力的集群，需要探寻集群内外的非贸易依赖关系。朱华晟(2005)［38］认为集聚体实际上跨越了多个行政地域。阮建青(2010)［39］通过对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质量升级过程的案例分析，发现重大危机往往会引发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集体行动，合适的行动会促进产业集群质量的升级，但是尚未深入探讨危机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质量升级的内在机理。

集群与外部供应商特别是龙头企业(leaderfirms)联系的意义也逐渐得到学者的关注［40-42］。研究集中在当地集群与全球买家(Schmitz and Knorringa 2000)，以及当地集群和全球价值链［43］，与国外买家的联系纽带通常决定集群升级的模式、面临的潜在挑战，以及当地集群的演化。全球价值链模型勾画出全球分散生产商和全球买家之间的复杂联系，强调了龙头企业(leaderfirms)在协调全球生产和营销中的支配角色，因此对区域主体具有重要影响［44-45］。龙头企业(leaderfirms)在供应商关系中具有很多不对称权利，比如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在何种条件下生产，一般是通过交易成本来研究这种支配模式，企业间联系纽带的治理模式。减少组织链的成本，分散协作，以及选择供应商，解决专用型资产，是龙头企业(leaderfirms)主要解决的问题。Krugman和 Venables(1996)［46］，以及 Fujita 和 Thisse(2002)［47］等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G)，在模型中加入了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的条件，这为解释区域产业集聚和跨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基础。

这些研究并没有回答产业集群之间如何协调，也没有解决产业集群在全球化条件下是如何组织和运作的问题。对于我国产业升级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协调来说，区际产业的整合和协调的模式、路径和调控机制可能比集聚和区位问题更加重要。

(三)全球价值链理论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定位于“GVC低端”的增长战略，实践证明是具有高度成效的，逐步形成了经济起飞的基础。但这种发展模式产生的“低端锁定”和“弱化地区间产业联系”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并行地构建根植于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全球价值链理论也是研究区际产业联动的一个视角)，我国拥有巨大本土市场且消费结构正处于高级化阶段，实现国内价值链和GVC协调，是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的最重要的问题和战略(刘志彪，2009)。

Gereffi等(1994)提出GCC是研究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是如何联系，完整的产业链主体有哪些，如何勾勒出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48-49］，强调全球购买者(主要是零售商和品牌营销商)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分销网络中，如何发挥生产的驱动效应，但是没有深入揭示网络各种不同的结构模式。Gereffi(2001)［50］根据GCC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GVC 框架，Domanski(2005)［51］进一步指出GVC的供应链管理、产业链治理、集群和边界等内容，涵盖价值附加链和全球化的分散生产，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到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涉及到生产活动的组织及其利润分配关系，不同知识背景的主体内部、以及主体之间的治理结构。Gereffi(2005)［52］按照链中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力量不对称程度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市场、模块网络，关系网络、资本网络和层级制，用交易的复杂程度、用标准化契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对交易的标准化能力)和供应商能力等三个变量来解释五种价值链治理方式。

Coe(2004)［53］综合了 GCC、GVC 和主体网络理论(ANT)，基于权利、价值和嵌入的交互概念，提出GPN(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方法。这种方法产生于经济地理的研究中，研究全球范围内，通过产品和服务连接起来相互联系的企业和非企业组织形成的生产、营销和消费的基本结构和关系，目的是揭示跨国生产系统的多主体和多种合作形式，强调系统的区域分散性、制度复杂性、动态性和全球网络联系。GPN方法致力于提供一个包含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研究框架，Levy(2007)［54］认为 GPNs同时包含了经济和政治现象，超越了国家界限的主体、机构和规则组成的连接关系，包括主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的形成和演化、治理结构、正式的制度规则、以及非正式的规则等，是一种单独的组织形式，而不仅仅是Gereffi and Kaplinsky(2001)所认为的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混合组织形式。GPNs也是社会和文化现象，GPN的结构和特征也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技术水平的影响。Daniel(2009)［55］分析了台湾PC产业在苏州和东莞的投资，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了两个观点:第一是产业内企业间治理模式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赞成仅仅从行业来对治理方式进简单分类;第二，通过对苏州和东莞的比较，证明即使在单一的生产系统中，GNP和当地产业的耦合之间也存在地理的差异，地理和区域的复杂性对于分析GPNs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Hansen(2008)［56］研究了两个挪威救生艇公司进入我国市场的案例，分别从关联企业和当地竞争对手的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为了研究跨国公司和当地生产系统的动态关系，需要深入探讨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互动和相互依赖的具体多边网络关系，并提出了一个本地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模型。

GCC和GVC框架涵盖了多维的地理空间，尤其是提出了全球化的视角，但是空间问题被高度简化为核心-外围区域，而且过于强调区域政策等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57-58］。GCC和 GVC与GPN的比较来看，GCCs、GVCs方法基本上是线性的，而GPNs方法致力于构建网络的结构;GCCs、GVCs方法主要考虑企业间的交易关系，而GPNs方法则强调多元和异质主体，以及区域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一般认为GPN网络的社会和文化成分比经济成分更多，这也是GPN框架的优点所在，因为GPN框架研究的是不同区域和不同层次的主体(比如国家到地方)［59］。

实际上，GPN有超越GCC、GVC的意愿，实际上却区别不大，过于强调竞争，偏离了最初的耦合与共赢思想，还没有在区域发展和全球化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区际产业联动需要分析两个因素，即区域的内生增长与区域间的协作，需要考虑区际联动主体间关系的复杂性、不同区域的地理变量，如何协调不同区域的经济制度，以及区域产业网络和全球范围的产业网络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可以借鉴GPN网络的研究框架，研究区域间的产业链衔接问题。融入GVC虽然为我国制造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是也给其进一步的产业升级设置了某种可察觉的障碍，并且由于产业之间联系的弱化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构建既是我国摆脱单一依赖出口导向、实现可持续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促进区域产业进一步一体化的动力，这两者都可以得益于区际产业联动系统的发展和完善。

四、区际产业联动的研究方法及进展

关于区际产业联动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概括为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分析、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和复杂网络研究三种方法。

(一)基于区域产业结构差异的联动度分析法

我国一些学者基于区域产业结构差异，认为产业联动的直接驱动力源于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产业结构度模型，运用统计数据测量区域间的结构差异，以此作为区际产业的联动度。比如董晓菲(2009)［60］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东北地区沿海经济带海洋产业与内陆腹地各产业的关联度，探究海陆联动发展的内部驱动力与海陆产业链的构造;沈正平(2007)［61］建立了区域产业结构差异模型来测度区域间产业联系潜力，并代表产业联动程度;李国平(2001)［62］利用联系作用量模型和隶属度分析深圳与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中心城市的空间经济联系及其作用范围，用经济联系量或称作空间交互作用量，来衡量区域间经济联系强度，分析经济中心辐射潜能及其强弱的空间变化;车冰清(2009)［63］运用三次产业相似系数、区位熵灰色关联和产业合作潜力模型，得出了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四大板块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灰色关联度。

这些研究实质都是对区域间产业联动潜力的测度，联动潜力的测度是研究区域产业联动的重要方面之一，但并非衡量区域产业联动程度的指标，区域产业联动程度是指区域产业联动目前的状态，是转化为现实的联动潜力，如何测度区域产业联动程度，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二)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

产业关联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用来表明产业间贸易关系的《经济表》。Leontief(1941)发表了《美国的经济结构1919—1929》，建立了投入产出模型，并系统地阐述了其原理，形成了把一个复杂经济体系中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系统地数量化方法。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目前我国共编制了1987、1990、1992、1995、1997、2000、2002、2005 年度的投入产出表，此外国家信息中心编制了我国第一份8区域间投入产出表［64］，近年来国内学者以我国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进行了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2006)［65］利用全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目前的产业关联现状及其特点，并提出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王岳平(2007)［66］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和全国2002年和199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陈安平(2007)以八区域的产出为变量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研究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67］。彭连清(2008)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测算了我国八大区域之间的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68］;王德利(2010)［69］基于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扩展运用，建立指标体系，构建区域产业分工模型与跨区域产业联动模型，包括区域间引力模型、产业间引力模型、跨区域各产业间联动模型，从具体产业角度探索中国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联动的特征。

在投入产出表数据满足准确性和时滞性不是很长的前提下，通过计算和分析各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程度和影响力系数、感应程度和感应度系数、各项最终需求的诱发额和诱发系数、各部门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总体联系等指标，分析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可以定量地分析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技术经济联系。但是就投入产出表的形式和功能来说，并不能用来研究区际产业的链接、衍生和结网等微观行为的中观表现和宏观效应，原因在于部门间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与区域间具体产业链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三)复杂网络分析方法

近几年学者们利用复杂网络方法对经济系统进行了尝试性研究，代表性的标志是2007年《Management Science》专门拿出一期来刊登有关复杂网络在管理中的应用(volume 53.number 7.july 2007)。Amaral，Luis and Uzzi(2007)［70］在卷首语中做了简要概括，认为复杂性理论对于管理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研究组织复杂性的方法和工具，其中的核心工具就是网络分析法，网络分析可以一个量化的组成部分和相互作用任何类型的交换系统、行动者和关系。Hanaki［71］研究了网络结构如何通过模仿、互动和试错方法影响学习，以及反过来学习如何影响网络的演化。这些研究将网络分析方法与经典的囚徒困境、两难选择和联盟构成研究(以往都是基于理性主体的心理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Ohand Jeon［72］通过理论描述和模型构建，分析了网络结构变量如何影响效率、资源配置、分散系统的鲁棒性。Cesar A.Hidalgo等人利用国际贸易的数据建立了进出口产品间的网络关联，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发展与产品比较优势演化之间的关系［73］;Yoshi Fujiwara利用日本企业的数据，建立了以投入产出关系为主形成的生产网络，发现其具有无标度、异向匹配、社区结构、部门或地区模块等统计特征［74］。Tsutomu Nakano对日本产业区进行了研究，发现其既不是小世界网络，也不符合无标度模型，而是一种具有明显层级结构的非循环有向图［75］，对于研究大规模的产业网络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内学者也有相关研究，比如方锦清等人考察中关村科技园网络、全国高新科技园区网络、全国高科技企业网络和世界五百强企业网络，结合随机性和确定性，提出统一混合网络模型［76］;胡鲜等人研究了广东省软件产业中企业间竞争关系的演变［77］，并对网络的一些的拓扑结构特征给出了产业组织学的解释，比单纯的定量研究更进了一步;聂锐和高伟(2008)［78］基于要素跨区域流动视角，构建了区际产业联动网络模型，认为区域间产业联动网络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基于要素价值比较、价值互补和价值创新，由具有自适应性和自主决策能力的要素主体所构成的一个网络状的组织模式;高伟(2010)［79］基于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过程，研究网络的链接和演化机制。

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研究的需求，对传统的建模与仿真方法提出了挑战，基于复杂网络的区域产业链关系研究是将经济学科、管理科学和物理科学结合起来的崭新领域，以往的研究都发现产业网络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对于产生这种相关关系的原因(解释性变量)，缺乏基于区际产业联动现实案例的深入揭示。

五、研究结论和展望

产业联动的概念和内涵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目前还处于研究的初期。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对区际产业联动形成以下认识:

第一，区际产业联动是以本土企业、政府和产学研机构为主体，以区域间协调发展产生帕累托最优效应为目的，所形成的与GVC并行且相对独立的区际产业链接网络。这一研究特指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和理论界基于区域间禀赋差异、发展差别和非均衡发展的现实，所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和理论体系。

第二，区际产业联动的目的，是从联动主体间的价值互补、增值和创新入手，依据生产要素的差异布局和区位特点，将产业链各环节配置在相应具有禀赋优势的区位，以发挥特定环节的最佳效应，区域间形成优势互补、联动创新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国家宏观层面的区际协调发展，从而达到优化国家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增强国家产业竞争力。

第三，区际产业联动的主体，涉及到国家及省市等各级地方政府，各种企业、相关产业和市场机构等产学研主体:在企业层面表现为企业跨区域的投资、并购等经营活动，企业间基于产业链的垂直联系或基于联合技术攻关、市场开拓等共同目标的水平合作企业跨区域的供应链等联盟、生产环节配置、产权交易和总部生产基地的布局等活动;在政府层面，表现为了区域的共同发展而采取的共同制定产业规划、产业政策等产业合作行为，制订共同的产业标准、行业规范等行为;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等方面表现为通过与企业、政府和国外等合作创新和技术研发。以往关于产业网络的研究和区域集群的研究，多是将企业作为研究核心主体。这显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分析投资、利润、竞争优势、就业和创新不可避免都要以企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如果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研究区域的发展，企业或许不是唯一的，有时甚至不是最好的切入点，比如我国的区域协调实践中，政府有时会起到主要的作用。

第四，产业联动的效应，包括联动区域产业规模、产值、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的变化，对欠发达区域的效应包括要素注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关联带动效应、优势升级效应、结构优化效应、竞争引致效应、观念更新效应等。值得注意的是，区际产业联动所产生的效应是有条件的，这与区域的产业基础、区域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政府的政策和企业行为等多种因素有关。

第五，区际产业联动网络化研究的必要性。区际产业联动的研究需要扬弃传统产业转移理论，超越传统产业转移模式的限制，追求整合能力、系统效率和网络效应的模式，注重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市场赶超，实施技术本地化战略、发挥区域差异提供的空间优势、强调国民经济体系的循环累积因果联系所形成的链条，强调区域整合与产业互动，体现区域间的整合能力和产业网络效应，发挥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关联作用，利用异质性和零碎性的特征对技术本土化的诉求，运用产业联系的组织和治理机制，发展协同创新的能力，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整合能力和系统效率。目前，学者们虽然在定量分析区际产业联动时，已经提出了基于复杂网络的建模方法，并对仿真设计和计算机编程提出了一些设想，但尚未从理论上精确定义和区分网络的类型，网络宏观性质的微观生成机制，以及描述产业联动网络基本性质特征量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不仅是几何描述，还有物理和信息描述，从随机方法、确定性方法到混合方法以及相互转变关系。作为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集群的形成和拓展，区际联动网络提供了一个在更为宽泛范围内分析的研究框架，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更能将涉及到区域间、全球间联系综合起来分析。

从根本上说，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及其外在表现-经济现象，都是由微观层次上的人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决定的。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联动的运行规律，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为产业联动理论寻求坚实的微观基础，解析科学的运行机理，得出合理的制度解释，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采取网络化模拟、实证和案例方法，分析宏观联动现象的微观涌现机理，建构优化区际产业联动网络的调控机制，将是引导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从而形成逻辑自恰的经济学体系，并为产业联动实践探索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1］吴金明，邵昶.产业链形成机制研究-“4+4+4”模型［J］.中国工业经济，2006，(4):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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