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雪， 马信春

(塔里木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随着国际力量格局变化加快，贸易保护和经济摩擦等对中国企业阻力持续施加，外部供应链稳定性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外部循环受限受阻明显。“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必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考量国内区际经济协调发展差异水平，结合各区际地缘优势，依托政策引导，寻求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模式，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迫在眉睫。

1 文献综述

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方面，沈国兵[2]提出通过打造双循环海外枢纽、支持中心城市辐射、实施区域梯度互补战略等多维政策措施协调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进而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王曙光等[3]、郭凯[4]从打破区域壁垒和行业壁垒的体制创新的视角切入，认为要素市场应该从促进行业转移、加强区域联系以及实现全行业均衡发展这3个层面进行深刻的市场化改革，打通经济内循环，充分发掘西部市场潜力，大力促进产业转移，引导要素向西部流动，为中国经济注入能量。任保平等[5]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和大力发展新经济体系，要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结合，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最终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产业链延伸、资源要素配置研究方面，高国力[6]认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以闭环、通畅、安全、双向为基本前提。郭先登[7]研究指出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能量交换中，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实现城市集群创新链、产业链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资金链、政策链和监管链向全域扩散的水平。蓝庆新、汪春雨[8]等人提出以稳定供应链、保障要素链、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思路，充分发挥财税金融政策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做实产业生态体系。程恩富等[9]学者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2 双循环发展与区际协调理论逻辑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自1992年提出历经5次调整完善，2020年形成“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体系。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主要集中在内部发展需求和外部环境诱因两个层面。

2.1 双循环发展内部需求拉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国内消费能力逐步提高，内需供应要求日益凸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整合区域内资源，畅通渠道并提升供应保障能力成为必然要求。同时，净出口占比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对外出口依存度逐步降低，优化国际国内双向通道资源，提高区域内资源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是循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际城市群发展层次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历史文化底蕴不一，依托双循环发展战略，加快区际协调发展建设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必然选择。分析区际发展差异并有效衔接实现全域范围统筹同步发展是当前历史阶段发展的迫切需要。

2.2 双循环发展外部环境诱因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持续对中国外向经济体施加压力，外部投资环境和运营环境相对恶劣，经济逆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保障起到显著掣肘作用，增加了经济全球化合作的不确定性。

其次，高精尖等科技技术领域不断围阻压制，技术领域的突破和合作受到较大影响，恶意的反倾销和技术垄断等措施无疑迟滞了科技交流合作，为产业的外向发展和内部引进造成较大阻力。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自我突破和崛起，通过区域优势资源的整合实现国内大循环畅通流动。

最后，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球范围的不确定性出现，较大程度影响着全球供应链体系和经济发展格局，同时影响着各区域社会稳定水平。国际大循环产业链、生态链、经济链受到显著影响，不确定性环境要求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促进的发展格局。

3 区际经济协调发展差异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结合王晖等的研究，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区际，各自所包含的省市见表1。三大区际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从社会消费零售层面、国内生产总值层面、人口结构变化层面进行探讨，并将典型边疆省市和腹地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对比分析，就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经济规模、发展潜力作以论证。

表1 东、中、西三大区际划分统计

3.1 社会消费零售层面

通过对统计年鉴中2000—2018年各地区社会消费零售总额面板数据整理分析，按照三大区际划分，得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际发展趋势图，如图1所示。东部发展层次优先于中、西两区际，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巨大差异间接反映了三大区际间发展存在落差，经济协调水平和繁荣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从发展速度来看，自2008年后，东部地区增速显著高于中西两区际，得益于国家发展战略重心以及社会优势资源的重点投入，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以及外方资本的投放，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借助地缘优势快速发展，加大与其他两区际发展差异，发展的不均衡、资源的不协调成为国内大循环发展建设的制约因素之一。从年均增长率来看，东部区际为13.2% ，中部区际为14%，西部区际为14.7%，中、西两区际增速高于东部区际，中、西部市场有较大开发潜力和空间，扶持中、西两区际建设并缩短与东部区际差距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准确响应，也是当前发展阶段重点支持建设的必然要求。

图1 东、中、西三大区际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发展趋势

3.2 国内生产总值层面

通过分析2000—2018年面板数据，东部区际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上遥遥领先于中部区际和西部区际，国内生产总值三大区际差异趋势如图2所示，至2018年末，东部区际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23 050.7亿元，中部区际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为244 755.89亿元，西部区际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为126 843.97亿元，东部区际是中部区际的2.1倍，是西部区际的4.1倍。长期的政策支持，资源禀赋、地缘格局优势导致东、中、西三大区际在经济发展规模层面存在较大差异。三大区际国内生产总值呈现较大的发展非均衡性，产业集群、科技资源、人才配置呈现高度的“东高、中少、西缺”空间分布特征，对于加快国内大循环发展存在一定的掣肘作用。西北、西南边疆省市作为国内国际双边贸易的前沿，受产业水平、地理条件限制，只能作为国际供应链物流大通道作用，载体省市在带动本地发展、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价值链上捉襟见肘，难以突破瓶颈。

图2 东、中、西三大区际国内生产总值差异

从年均增长率看，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际分别是12.84%、13.38%、14.07%，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家支持向西开放发展，中、西区际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具有较大的建设发展空间，特别是基建领域、产业培育、人才培养方面，中、西两区际具有较大的发展需求。同时依托国内大循环背景平台，加快以西北门户为主的新疆等省区市农产品物流向内地集疏运，引导东部区际科技产业优势向中西部分布式均衡发展，实现国内优质资源双向循环。带动各大区际经济发展向快向好发展的同时，积极引导边疆省市由物流大通道载体向经济核心区转变，提升边疆省市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层面的功能定位，更好地发挥卫国戍边作用。

3.3 人口结构变化层面

通过面板数据分析，东、中、西三大区际中，城乡人口占比平均增长率为1.65%、2.53%、3.36%，西部区际省市城乡人口变动率总体大于中部区际省市，且大于东部区际省市，间接印证前文所述西部区际城镇建设速度较快，城镇化变动水平高于其他两区际，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区域集聚，加快城镇化速率，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各区际城乡人口构成占比增长率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同时，虽然中西两大区际城乡人口占比变动率较快，但城市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依然较低，城镇化水平总体上西部区际低于中部区际，且低于东部区际，截至2017年，东部区际北京城市人口占比农村人口86.5%，中部区际湖北省城市人口占比农村人口为59.3%，西部区际城市人口占比农村人口平均为51%，显然，三大区际在人口占比和分布优势上存在较大差距，也间接反映出三大区际现代化城镇资源条件对人口吸引力存在较大差异。

图3 东、中、西三大区际城乡人口构成占比增长率分布

从人口基数上看，人口分布呈现出东部区际高度聚集、中部区际分散、西部区际稀少的特征，人口优势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合理的引导人口均衡化分布，以环境资源、产业资源、政策资源为驱动，实现人口总体上的均化分布，实现城乡层面的进一步优化，缩小三大区间发展差异，提升需求侧拉动经济发展能力是区际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3.4 典型边疆省市经济发展差异

边疆省市作为国家的重要门户，其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边疆社会和谐稳定。东、中、西三大区际中东部区际有辽宁1个边疆省，中部区际有黑龙江、吉林2个边疆省，西部区际中有广西、内蒙古、云南、西藏、甘肃、新疆6个边疆省，边疆省市经济发展差异如图4所示。西部区际所含陆路边境线最长，自然交通条件和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同时也是深度贫困区最多的区际。相比东部区际，其先天不足的资源要素更加迫切需要政策利导，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建设。从消费零售总额来看，最大的辽宁省为13 807.2亿元，最少的西藏为523.3亿元，西藏城乡占比为30.89%，属于全国城镇化水平最低的边疆省，但消费支出相比其他省市占据较高比例，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不足在制约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剧了当地居民生活压力。

图4 边疆省经济水平差异分析

4 双循环发展视域下制约协调发展的因素

4.1 科技产业水平

东部、中部、西部区际产业发展水平不同，在信息化产业、数字化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存在较大代差；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储备水平、科技人才拥有量等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且呈现出较强的集聚特性，中西两区际受自然条件影响；在科技产业布局中吸引力存在先天不足，硬件条件的不足将成为区际间各省市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因素之一，也将长期成为掣肘国内大循环发展因素。

4.2 创新驱动机制

创新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自主研发和人才引进等多种方式实现。良好的驱动机制是提升区际间协调发展的关键。东、中、西三大区际由于科研资源、高教资源、人才引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自主创新能力在地域上有着鲜明的差异化。其在产业升级、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价值效用不尽相同，其协调发展水平不同程度的受限。人才引进策略在各区际之间存在较大竞争态势，且创新技术以及模式难以带动并培育适合本土发展的人才，创新能力的资源积淀尚浅，各区际间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存有难度。

4.3 区际协调发展层次

各区际省市在管理策略、协调机制上存有差异，信息沟通能力不足，东、中、西三大区际现代化水平不一，迟滞了经济协调发展进程。不同的管理策略呈现不同的价值效率产出，对产业引导、科研创新、资源优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各省市区域间对地方企业的保护、对资源要素的投入与分配、对市场的准入与开放均不同程度表现出差异性，不利于全域内产业链的闭环形成和保障体系的形成，不利于区际经济协调发展。

5 区际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路径

5.1 构建区际协调发展机制，增强协同效率

以国内大循环发展为主体，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构建区际协调发展机制，各区际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区际一体化协调效率，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带动，以定向支援为举措，形成东部区际资源向中部覆盖，向西部区际辐射效应。加快区际间省市政策协同利导建设，以互补资源为纽带，通过分工、合作完成产业链的延伸甚至闭环，不断拓展价值链，带动区际协同发展，为形成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奠定基础。

5.2 加快一体化建设，重塑国际大循环发展格局

消除各区际、各省域制度壁垒，市场保护抑或限制条件，构建协调统一的资源要素流动平台，通过区际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实现需求和供给的有效衔接，最终形成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健康的体系。

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五大国家重点战略的紧密联系，从人才资源、高教资源、生产资源、动力配套、政策扶持等多角度展开区际间的融合联结发展，培育良好的业态环境，形成内陆省市与延边省市的相互促进机制，为更高效的国际循环和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5.3 加快新型消费体系建设，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样性的需求，多层次的需求。为此需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充分发掘消费潜力和市场空间，并以此为契机扩大内需，形成良好健康的消费产业，从而促进供应链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为国内大循环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大数据、物联网、数字产业等依托信息技术不断成熟，相关产业发展日臻完善，市场规模存量逐渐加大，新型消费体系借助数据分析逐渐向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定制而转变。潜在的市场需求容量在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区际资源流通的同时，数字化建设有效减少了区际间空间距离带来的制约因素，能够保障区际经济协调高效发展。坚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做大做强实体产业，形成三大区际间产业联动，产业互补，产业协同，加快国内大循环发展的同时，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提供强力保障。

5.4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完善供应链保障体协同

产业的体系化建设和均衡化布局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前提保障。东、中、西三大区际前期布局中存在较大的区际内集聚现象，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协调性在区际间的联系作用仍存在较大缺口。以政策支持为先导，提供区际产业配套保障，强化各产业间互补性和联系性，以主导产业为带动，健全产业链并以此为纽带实现区际间的空间地理特征联系，强化产业协调作用。

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依托各大区际自身优势在一产、二产、三产层面科学布局，在工业制造、农业生产、信息化产业等层面实现东部、中部、西部区际的均衡部署，实现全域内协同并进，以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并带动价值链延伸。西部区际作为国家战略屏障，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域内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发挥通道作用，发挥跨国贸易经济核心区价值，为双循环发展和高质量运行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