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远

证明对象经过诉讼法学界多年争论，已经渐渐变成一个让人感到兴味索然的话题，本文以此为题，似乎难逃“炒冷饭”的嫌疑。但笔者以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日渐冷却，并非由于该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而是缘于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所造成的学术“瓶颈”，它使得讨论在尚未得出结果之前便不了了之。证明对象乃诉讼证明之标的，若不能明确界定，诉讼证明活动则难免无的放矢，相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规则也均难以建立。在这个意义上，证明对象是建构证据法学理论体系道路上，需要攻克的第一个堡垒。而“瓶颈”的突破，则必须以研究方法上的转变为前提，旧有的思维模式已经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带入了一个“死胡同”，本文试图为扭转这个局面做一番尝试。

一、理论争点及传统研究方法之检讨

在证明对象问题上，旧有研究方法之不足，一言以蔽之，就在于专业化上的薄弱。换言之，对于证明对象这样一个典型的法学概念，我们没有能够充分运用属于法学专业的研究方法去研究，自然难以得出在“法学上”有价值的成果。

（一）程序法事实

有关证明对象，曾经引发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程序法事实是不是证明对象。对此，理论界存在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以及有限肯定说等各种观点。1但细想起来，在这一问题上出现如此激烈的争论，实在是一个近乎荒谬的现象。

第一，之所以将某一事实称为证明对象，至少意味着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该事实有必要加以认定，而之所以有必要认定，是因为该事实存在与否会对案件处理结果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