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军

近年来，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苏关系本身内容丰富庞杂（其程度大大超过中美关系），并产生过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从对抗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10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及其复杂性。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基本上是在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发展的：其一是双方不断寻求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基础，并通过谈判和交往逐步建立起共识；其二是同时在全球、地区和双边等三个层次展开战略博弈。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过程展开的，1989年5月中苏峰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则是这两个过程演变的结果。为揭示上述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和一些基本特点，本文拟集中论述四个主要问题，即：80年代中苏关系的研究框架； “正常化”问题的缘起及其意义；邓小平提出“三大障碍”及其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印度支那问题等。

一、中苏关系的研究框架

由于中苏关系极为复杂，要清楚梳理和深入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中苏关系，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它应该包括决定这个时期中苏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特点等基本因素和演变的基本线索。本人认为这个框架应该包括双边关系的历史结构、中苏的国内政治和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双边关系的历史结构。中苏关系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就是在动乱和革命中新生的两个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宏观地看，中苏都是在经历内部的长期动乱并发生了激进的暴力革命，然后分别开始了各自新的国家建设。1911年10月，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帝制被推翻，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1917年11月，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并彻底结束了沙皇的统治，开始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就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发生的，中苏建立正常国家关系问题由此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是将这个过程带入了一个新时期。

中俄两国有漫长的边界线，中国的清王朝与沙皇俄国有长期交往的历史，加之1840年列强开始入侵中国后所带来的诸多冲突和纠纷，致使两国之间有数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中苏的新政府几乎继承了所有历史遗留问题，概括起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俄国与中国的边疆地区如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等的关系，实质是如何处理沙皇俄国在中国边疆地区攫取的权益，如在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以及对中国边疆地区事务的干涉，如在中国蒙古和新疆地区的干涉；二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处于动荡和分裂的时期，俄国与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关系，包括同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军事集团以及地方势力的关系；三是沙俄在中国取得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权利，如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在华驻军权、租界等；四是苏联与列强在中国的关系，如先后与英美和日本等处理在华关系；五是两国长达2万多公里边界的划界和部分地段的领土争议。

两国在刚经历内部剧变后，当时都还没有经验、能力和时间来处理它们的前朝为双边关系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并且在很长时间里甚至没有积极地探寻解决办法。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联新政府基于稳定外部战略环境的需要，开始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它虽然宣布过要废除沙俄时期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①《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20页。但倾向继承沙俄从中国攫取的某些利益，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实际上也在延续沙俄时期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尽管也有些调整。苏联政府作为双边关系中的获益者固然占据主动，将维护既得利益作为主要政策，甚至有时还以支持革命或维护民族自决权的名义，进一步介入中国内部的政争和支持非汉民族的分离活动。中国统治集团则穷于应付当时国内此起彼伏的政争和内战，基本上无暇处理中苏关系。当然，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也导致北京政府（以及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无法完全控制边疆地区局势，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同苏联的各种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苏曾两次达成协议，即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包含一系列附属声明书，同时签订了《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它通过为解决两国前朝遗留问题确定原则和方向，为当时苏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包括通过谈判解决沙俄在中国取得的各种权利和两国边界问题，以及苏联将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等②《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相关的声明书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924年5月31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第423—432页。。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包含一系列照会和附属协议）。条约的目的是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在战后建立稳定的中苏关系奠定基础，其内容包括解决中苏双边关系中一些遗留问题，如外蒙古地区的前途（外蒙古通过全民公投决定其前途）、苏联与新疆地区的关系（苏联不介入新疆地区事务，不支持新疆独立势力）、苏联在东北地区的权益问题（战后恢复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旅顺为苏联军港和苏联驻军权、大连行政权为苏联控制、中东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方式）以及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等等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照会和协定（1945年8月14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27—1340页。。

上述两个协议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它们的内容大致勾勒了中苏关系的轮廓并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协议虽然基本涵盖了中苏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却没有为彻底解决那些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协议的一些重要条款并没有被执行。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动，更主要的可能还是中国持续的政局动荡、内战等等，致使不论是北京的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无能力也无暇应付苏联的压力和处理如此复杂与艰难之双边关系。

中国内部的革命性变化——中共夺取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确为中苏解决双边关系中复杂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实际上中苏之间的一些重要而且麻烦的问题在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中自动消失了，如苏联同列强在中国的关系、苏联同新疆分裂运动的关系、苏联在中国处于分裂局面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介入，等等。1950年2月14日，中苏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几个相关的协定和补充协定，中苏关系从此被置于新的基础之上①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90—391页。。以新条约为基础的中苏关系至少包含了这样的特点：双方基于面临共同的威胁而建立军事同盟；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就应该遵循共同的内外政策；尽可能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但条约中没有涉及的重大问题是两国的边界问题，它实际上被搁置了。双方可能都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后来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希望和信心，即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解决边界问题既不迫切也不困难。

事实上中苏同盟的形成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的多重性质，即它是相互毗邻的、有着漫长的边界并存在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有着共同的政治体制，以及两国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居于核心或者说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苏结盟也没有为解决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将两国关系建立在普遍的国家关系准则上。中苏结盟开始就有三个准则在其中运行，包括普遍的国家间关系准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都认可的领导者（苏共）和被领导者（中共）关系。在如此复杂的关系准则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共和苏共两党的关系成为国家关系的核心，中苏结盟起始于两党关系的迅速密切以及领导与被领导地位的确定，中苏关系恶化首先是两党出现理论分歧及至分裂。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也没有认识到，在关系较好的情况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结果是双方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是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再次突出并导致1969年春夏的军事冲突。

历史表明，直到70年代末为止，在两国关系史中出现的三个条约都没有能为两国关系奠定稳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双方曾经面临历史机遇，并建立了对当时世界局势产生巨大影响的军事同盟。不过中苏同盟的瓦解不仅证明了如此特殊的密切关系仍然不足以长期维系两国的正常关系，同时再次将正常化这一历史命题提上日程。

第二，中苏的国内政治。在研究中苏两个如此之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一般性地谈论两国的国内政治是没有意义的。这里强调的是要把握和理解中苏两国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由此造成了不同的国内政治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新阶段。如同20世纪的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一样，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1949年以后一直面临着一些基本的问题，包括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以及如何保持执政集团的合法性。中国执政集团制定任何对外政策，以及处理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任何对外关系，都同解决这些根本问题有关。②参见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4页。这通常会比较系统地反映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变化中，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协调，这种协调是以国家发展道路的巨大转变为基础和主要动力的，它为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转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并规定了方向。中国首先提出并明确坚持中苏关系应遵循普遍的国家关系准则，部分地取决于中国的特殊处境，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和安全战略的调整，尤为需要重视的是中国先于苏联实行的改革。

苏联的国内政局同样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有重大影响。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发表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讲话，同苏联因过度扩张而造成的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后来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间决心大幅度改变苏联对华政策，同他的改革“新思维”形成和苏共中央决心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有直接的关系。①参见左凤荣：《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0—1134页。总之，中苏两国相继出现的内部巨大变革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背景，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第三，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对三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每个国家对其他两国的政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并显而易见的。这既包含对三国对外政策总的影响，也有对不同阶段的具体政策的影响。如果从比较宽泛的角度观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就曾经出现过中美苏三方关系互动的现象。例如中共中央在新中国建国前后选择“一边倒”就同冷战对抗激烈时期美苏两国对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反之，中共中央这个时期的选择也影响着美苏的对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关系。此后由于中苏结盟、朝鲜战争和中美处于隔绝，三方初步的互动才基本结束。

7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中美关系缓和，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逐步形成，中苏关系受到这个“战略三角”和两国领导人对“战略三角”的认知的严重影响。在中苏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阴影。中国领导人是将中美关系当做对外关系中的所谓“重中之重”，一直为了维护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而控制着改善中苏关系的节奏。苏联领导人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则始于加强同美国对抗的战略地位。这种情况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才开始逐步改变。不全面地了解中苏两国是如何考虑各自同美国的关系，便无法完整地理解中苏关系演变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要分析和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起因、动力、背景和主要特征，就必须全面地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以及当时两国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冷战格局中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影响。通往正常化的路程在如此复杂的结构中必定是漫长和复杂的。

二、“正常化”问题的缘起及涵义

所谓中苏关系正常化完全不同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即双方是否承认对方政府为国家的代表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稳定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和如何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取决于双方对两国关系准则的探索和共识的形成，也取决于解决历史和现实战略问题的状况。另一方面，当时严重恶化的双边关系同历史遗留问题和双方内外政策等纠结在一起，既造成了解决有关问题的迫切性，也加剧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

多数论著均将1979年春中苏双方围绕终止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或1982年春夏围绕勃列日涅夫3月24日的一次有关对华政策的谈话所展开的决策与相应的外交活动等，作为“正常化”的历史进程的开端②参见苏起：《论中苏关系正常化（1979—1989）》，（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第十四章，人民出版社，2007年；孙艳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邓小平对苏外交决策》，《国际冷战史研究》2009年第8期。。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两国提出“正常化”建议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两国领导人逐步开始意识到需要将国家关系同党际关系分开和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则要更早一些。

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是在1956年秋波匈事件期间。当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在表示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的声明中称：“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1956年11月1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24期。从当时特殊的背景和中国后来处理中苏关系的实践看，中国领导人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观点具有长久的重要意义，不过这时他们还是将国家间关系放在社会主义阵营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框架中思考的。另一方面，这次表述毕竟不是特指中苏关系。

专门针对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概念最早出现在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由于还无法看到双方的会谈记录，不能确认是谁首先提出的。据苏联方面的翻译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柯西金在会谈中提出“采取一切措施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①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当代世界》1998年第7期。。中方则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中披露，周恩来提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②《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20—321页。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35页。。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正常化”最终要看公布的会谈记录，不过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共识，或者说都同意保持国家间关系正常化，是显而易见的。会谈中双方都同意举行边界谈判、恢复贸易关系和恢复互派大使。

目前还无法知道苏联最高当局最终是如何评价这次会谈的，只有间接的资料表明，柯西金本人表达过希望从更积极一些的意义上评价中国方面的立场③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当代世界》1998年第7期。。中国披露的资料表明，周恩来在两天后报告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对该报告的肯定表明，他同意周恩来的判断。周恩来随后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决定，于9月18日致信柯西金，提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并准备根据苏方回应再决定发表政府声明。可以说这次两国总理会谈至少导致两国领导人开始共同思考“正常化”问题。当然，两国总理当时的共识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法成为实际行动的。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回函中仅提出“使边境局势正常化”。④《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2—323页。中国则进入针对设想中的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全面备战。尽管如此，两国总理会谈提出“国家关系正常化”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在边界军事冲突的压力下，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探寻如何区隔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以便在无法解决两党意识形态冲突时，尽可能维护住各自的国家利益。

从逻辑上推论，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情况下，如何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区隔，以免两党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严重破坏国家间关系，应该是从中苏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就开始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苏双方在争论发生的初期，都曾经为维持国家间的正常关系作过努力。在这方面，与苏联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开始得更早一些，更深入一些，作出的努力也更多一些。在1960年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的破裂时间”，这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并力图做到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有所区隔。⑤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5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13页。当年7月16日，苏联对中国实行制裁，将意识形态争论扩展到国家关系。中方在交涉中表达了希望维护两国关系的愿望，陈毅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坦率说明，苏联撤回专家受损害大的是中国。此后中方向苏联政府提出，就两国经济贸易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举行政府间谈判。这是中方为避免意识形态争论冲击国家关系所作的第一次尝试。从结果看，1961年间中苏之间的经贸关系有所发展，双方就中国偿还贸易欠款的期限和部分欠款的利息问题等达成了协议。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一些新的经济合作协定和为期5年的科技合作协定。⑥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36、240—243页。

中苏在两党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处理国家关系的另一轮尝试是1964年2月至8月举行的边界问题谈判。尽管两党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政府代表团仍然在谈判中就有中苏边界东段4280公里边界线中的4200公里部分基本上按照中方的主张达成了协议，并草签或谈妥了部分工作小组协议。⑦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第254—255页。后来由于两国国内政局出现剧烈动荡，谈判在8月结束后未能继续进行。

根据有关著作的描述，1965年，中苏国家关系伴随两党关系破裂也进入全面破裂时期。当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因访问越南往返两次路过北京，其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这些会谈涉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合作以及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谈话中展示的思维，包含着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分开的逻辑。从目前能看到的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片段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是希望为“改进国家关系”留有余地的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6、708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913—921页；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20—921、923—924、931—932页。。此次会谈后不久，中苏两党关系全面破裂，国家关系随之严重恶化。不过如果没有双方都曾尝试过在党际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维持住国家关系，就不会有后来1969年9月两国总理机场会谈提出关系“正常化”，以及根据这个概念提出稳定国家间关系的具体主张。苏联领导人曾经根据两国总理会谈后中苏关系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认为，中苏国家关系“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声称苏方将“争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②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3页。。

1969年春夏的边界冲突导致中苏进入尖锐敌对的状态，不过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对苏政策话语中，继续保持着对“正常化”的原则性论述。根据苏联领导人的谈话透露，早在70年代初，中国代表就曾向苏联提出，两国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③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页。。1973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政治报告在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部分突出地强调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危险性，即便如此，报告仍然将中苏关系正常化列入其中。该报告正式说明：“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④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这是第一次将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写进中共党的最高文件中，它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对苏政策的重要指针之一。这段表述在当时看来可能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政治和道义的立场，但它被写进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表明经过两党关系破裂、同盟解体和边界军事冲突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相信中苏关系不可能再回到结盟状态，而且他们就未来中苏关系的准则提出了明确而且是坚定的表述，这个表述的精神实质被载入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中⑤《中苏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这个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同时，苏联领导人也一再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他们显然也意识到了，中苏关系只能建立在与50年代结盟有所不同的基础上，不过他们还多少有些指望能使两国关系更密切一些。在197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明确宣布：苏联“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恢复”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年3月30日），第14页；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第34页。。在此前后，苏联方面多次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应采取措施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中方则拒绝了苏方的建议，要求苏联方面首先履行1969年9月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

这个阶段中苏关系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即当两国最尖锐对抗时，却已经建构起了“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即“和平共处”。尤为重要的是，“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在双方的外交话语系统中都是无可争议的“政治正确”，而且双方对此理念的理解的重合部分在增加，所以它们才能在对抗中都将这一理念作为谴责对方和谋取道义优势的思想武器。因此可以说“正常化”的确反映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方向。

三、“三大障碍”的提出及其影响

1979年4月，中苏围绕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行了接触。该条约于1950年4月11日生效，有效期30年。根据条约规定双方在有效期满前一年未提出废约，条约将自动延长五年。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391页。双方此前都在考虑条约的存废，并试图利用这个机会缓和紧张关系。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1月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就我们的意志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②转引自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一方面为缓和中苏关系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一旦关系进一步恶化，可将责任推给中方。

中国这时在积极推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对中苏条约的立场不会与中国对外政策背道而驰。在1978年7月重新开始的中日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中，中国坚定主张应加入反霸条款。当时为促使日方接受这一立场，在8月9日的外长会谈中，黄华向园田直外相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将予以废除。③汪培柱：《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郑言：《外交纪实》（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邓小平在8月10日会见园田直时也告诉后者，中方到时“会正式宣布废除”该条约④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加之中国于1979年1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不久的对越战争取得预期效果，外交上处于有利地位。这时选择中止中苏条约是合逻辑的选择。

当时中国外交部和驻苏联使馆内部讨论了中苏条约终止后怎么办，主要意见是与苏方举行谈判，争取签订新的国家关系文件。马叙生衔命回国汇报使馆的建议后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外交部的想法同使馆的建议是吻合的。⑤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此后外交部提交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请示》，于3月24日获邓小平批准。4月初，邓小平作出明确指示，不再延长中苏条约，但应为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中苏关系举行谈判。⑥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09页。

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向他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不延长中苏条约的照会。4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中国驻苏联大使王幼平递交苏联政府复照，宣布同意举行谈判，并希望中方告知谈判的题目和希望达成的目标。⑦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6页。早在1971年1月和1973年6月，苏联政府曾经先后提出双方签署《互不使用武力条约》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等建议。1978年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致函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中苏双方就两国关系的准则发表原则性声明，并为此举行“足够高级别的代表会谈”。⑧转引自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2—943页。中方在中止条约后提出举行谈判签订新协议，对苏联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5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约见谢尔巴科夫，递交中方有关谈判内容和宗旨的备忘录，包括确定两国关系准则、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根据谈判结果签订相应的文件，以及举行中苏边界谈判⑨马叙生：《结盟和对抗都不好——80年代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2000年第12期。。6月4日，苏方回复时提出7月和8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制定两国关系原则的文件○10参见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6页。。此时可以说双方的谈判原则有重要的重合之处。此后中国外交部门按照争取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达成协议的初衷展开准备工作，包括起草相关文件：《关于两国关系的协议草案》《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关于两国事务来往的有关设想和意见，以及谈判方案》等。

8月29日，中方的谈判方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此前外交部上报了《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方案的请示》，目前不清楚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邓小平的批示是“以在政治局讨论为好”○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46页。。显然他认为报告的内容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苏谈判问题，邓小平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中方谈判的核心目标是解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即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具体原则是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苏双方都承诺：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谈判策略则是不急于求成。①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4页。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中国决策层决定将谈判方针从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署协议转向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成为后来中国指导中苏谈判的战略方针，因此需要分析它产生的背景。

如前所述，中国决策层最初也是主张展开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以改善中苏关系的。但他们最终的决定是以消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首要条件，一般地说就是基于对全球战略形势的判断，执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心，以及对消除苏联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一段非常能说明中国领导人此时此刻的战略思考。他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个战略“对于打破苏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0页。。在这种战略认识指导下处理中苏关系，必定有其特点和限度。

从时间联系密切的程度看，这一时刻中美关系的发展很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同到访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会谈，后者当天还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称中国是美国的友好国家，“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在世界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你们，它的立场就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③American Foreign Plolicy.Currrent Documents，1977—1980，（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gting Office，1983），p.999.。28日下午，邓小平同蒙代尔签订了未来两年中美文化交流、中美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的协议，他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会有更积极的前景④《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新华通讯社，1980年，第306页。。双方还就美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达成一致意见。布朗访华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中美战略合作，包括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中美关系的进展很可能直接影响到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以及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毕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才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反之，他们认为苏联不仅在威胁中国，而且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不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⑤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7页。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避免因为中苏过快接近而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是合理的选择。在中苏副外长级谈判开始前，邓小平通过同尼克松的会谈，向美国公开了中国指导谈判的原则。他告诉后者，中苏谈判的前提是消除中苏关系的障碍，即“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不只是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57页。邓小平这样做显然是不希望中苏谈判给中美战略合作带来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中苏副外长级谈判从10月17日正式在莫斯科举行。苏方按照原定计划，首先提出苏中《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的草案。中方则提出《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要求苏方首先应消除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包括将苏联在中国毗邻地区军事力量减少到1964年以前的水平；撤走在蒙古的驻军和军事设施，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苏方提出苏联并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以及中苏谈判不应涉及苏联在蒙古驻军和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此后双方各执己见，经过六次正式会谈也未能取得任何共识。12月27日，苏军入侵阿富汗。198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断中苏谈判⑦《人民日报》1980年1月21日。。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表示希望为改善中苏关系作出积极努力①《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3月24日），《参考资料》1982年3月25日（下）。。中方很快作出初步回应。中国外交部当天在内部讨论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黄华第二天当面向邓小平汇报了讨论的结论，邓小平当时即指示外交部立即发表谈话，要言简意赅，既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②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8页。。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于3月26日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③《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

4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他请后者转告勃列日涅夫，中国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苏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例如从柬埔寨、阿富汗问题上做起，或者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做起。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15页。这是后来中方提出的消除“三大障碍”的最初表述。夏季，邓小平在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他提出要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条件的。他由此将同齐奥塞斯库所谈的三点归纳为苏联应主动解决的“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方案获得与会者的同意。邓小平还提出，由外交部派遣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直接向苏联方面转达中方的意图。⑤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页。

在8月10日，于洪亮随身携带外交部起草并经邓小平审阅的说帖前往莫斯科。说帖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中方认为时机已到，已经可以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实际的事情了；第二，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做起；双方还应考虑为苏军撤出蒙古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同时中方也在阿富汗问题上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⑥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9页；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8页。于洪亮到达莫斯科后，即要求在中国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伊利切夫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陪同下会见了于洪亮，后者几乎一字不差地将说帖的内容当面背诵一遍。这是中方第一次正式直接向苏方提出解决“三大障碍”问题。

伊利切夫等当时表示，要待请示后才能答复。于洪亮此后前往波兰，在回程经过莫斯科时，再次会见伊利切夫，后者表示已经向上峰回报于此前的谈话内容，苏方会作出正式答复。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递交一份备忘录作为正式答复，表示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谈判，以便“消除任何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邓小平在听取有关的报告后决定，重开中断了两年多的中苏谈判。中苏双方很快便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9月18日，邓小平于下午在专列上同金日成单独会谈时谈到中国的有关政策，包括：第一，此次中苏谈判的目标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第二，中方提出解除“三大障碍”是因为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苏联解除三大障碍可以是分步骤的；第三，中苏谈判将是长期的，实质性问题不会容易解决；第四，中方处于有利地位，苏联比中国更急于谈出成果，因为它“日子不好过”⑦《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1页。。这段谈话表明，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确定了中苏谈判的目标就是实现正常化；另一方面这时对谈判仍然是不急于求成，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处于比苏联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条件从正常化进程中获得实质性的战略利益。

中苏副部长级政治磋商从10月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此前按照邓小平不要转弯太急和不急于求成的指示，确定了“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的方针，并已经有了具体方案，即要求苏联从“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⑧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页。。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界碑，它标志着中方政策最终形成。这项政策可以概括为三点内容：第一，中苏关系正常化应该以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为目标，即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和解决在地缘安全领域面临的麻烦；第二，在上述战略利益中的优先目标是解决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面临的麻烦，即越南追求地区霸权造成的问题；第三，由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的战略地位优于苏联，中国并不急于求成。

苏联方面的决策过程目前还不得而知。前述邓小平在4月同齐奥塞斯库的谈话和在9月同金日成的谈话是否在中苏磋商开始前被转达给苏联领导人还无法确定。由于罗马尼亚和朝鲜都是苏联阵营的国家，同苏联保持较好的关系，很难想象邓小平的那些讲话不被齐奥塞斯库和金日成转达给苏方，尤其是齐奥塞斯库一直在为中国向两个超级大国传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同他谈话很少无的放矢。如果未来公布的档案能证明苏联领导人已经了解邓小平的谈话内容，那么可以大致断定他们对谈判也报定了不急于求成的态度。

提出消除“三大障碍”的重大影响是使中苏关系正常化成为一场安全战略的博弈。中方从此明确且坚决地将正常化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的目标，两国关系正常化必须建立在双方拥有战略互信的基础上。苏方对正常化的定义就是谈出一个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准则，然后签署一个外交文件。它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双边关系以缓解在亚洲面临的压力，而不想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作根本性调整。中苏副外长级磋商到1988年6月止共进行了十二轮谈判，成为典型的“马拉松”式谈判。

四、“正常化”与解决印支问题

这个时期中苏的战略博弈是全面的，包括全球、地区和双边等三个层次。到1985年中期，双方谈判的焦点逐步集中到地区层次，即集中到印支地区问题。首先是1985年秋，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重大的决定。4月18日，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41页。。这是他首次亲自表达在清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后者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具有可信性的谅解，他本人或胡耀邦总书记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他甚至表示可以破例到莫斯科去与戈尔巴乔夫会见。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85—1086页。

邓小平的这个口信显示了中国有关政策的两个重要变化，即将“正常化”进程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直接挂钩，以及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访苏作为对苏联协助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的回应，以增加促使苏联作出决定的压力。这些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考的重大变化，即他们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已经将关注的焦点从解除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转向解决印支地区的问题，包括彻底打消越南地区扩张的意图。如果在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利用苏联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印支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将获得实质性的改善。显然，中国的主要目标已经追求实实在在的地区战略利益。

中国政策的转变实际上也表明，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不再将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视为中国的安全威胁。中国政策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需要深究。首先，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调整对苏政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在中国的内部，主要是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在1985年夏季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百万裁军方案和精简后的军队改革和编制。这次会议作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1）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虑其轻重缓急；（2）实行百万人规模的大幅裁军；（3）在对外政策方面，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会议期间，邓小平明确地概括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思考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这次会议的决定，对中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月4日，他在与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经过几年仔细观察和思考，中国决策层已经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延伸为，苏联的威胁也并不像以往被认为得那么严重。第二是改变反霸统一战线政策，不在所谓“美中苏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9页。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经不将反霸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并希望在建立多元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另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是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大致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划，即争取经过70年的努力，在21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发展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说中国“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57、1059页。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很有可能是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根本改变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动力。

除了上述中国内部的变化外，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印支形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2年夏季中美签订“8·17”公报后，双方处理了一系列纠纷，中美关系逐步稳定下来。1984年初到5月，两国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中美关系随后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双方的军事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使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正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可以更加主动和自信地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1985年中国对外政策转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反映在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印支的政策。从目前公开的文献看，这一政策调整以“安定南疆”为主要目的，争取尽快结束越南侵略柬埔寨和恢复印支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转达戈尔巴乔夫的口信凸显了中方要尽快彻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性，毕竟中国同越南的边境军事冲突仍在持续，这不仅干扰中国的发展战略，而且柬埔寨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长期被拖在其中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

印支形势在1985年夏季也出现了明显变化。首先是越南领导人已经显露出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意向。1985年3月25日，越南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点建议，虽没有实质性改变，但在越军撤出柬埔寨的关键问题上，文字表述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③《东盟对越南提出的所谓解决柬问题的五点建议反应冷谈》，《参考资料》1985年3月26日（上）。《参考资料》1985年3月26日。。6月下旬，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问莫斯科，这期间出现苏越向改善对华关系的方向协调对华政策。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的欢迎宴会致辞中说，苏联和越南都希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黎笋也在致辞中表示要恢复中越的“传统友好关系和正常的睦邻关系”。④《戈尔巴乔夫和黎笋在苏方宴会上的讲话》，《参考资料》1985年6月29日（下）。6月28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苏越领导人在会谈中“涉及到了中苏关系问题”，他们都认为“苏中以及越中关系的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宗旨”⑤《洛梅科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苏越会谈情况》，《参考资料》1985年6月29日（下）。。《苏越联合宣言》中专门有一部分谈到，苏越都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⑥《苏越联合宣言》（1985年6月29日），《参考资料》1985年6月30日（下）。。

客观地看，中国当时在柬埔寨问题上也遇到相当复杂而且困难的局面。在如何安排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政治前途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来自越南和苏联，还包括东南亚国家。中国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与中苏正常化直接挂钩，反映了中国对自己战略利益的评估，其结果是在决定中苏正常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可以接受的，部分地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评估。例如如何评估中苏政治关系取得答复进展的紧迫程度；如何评估苏联在促使越南撤军问题上的能力；以及随着时空的变化，中方愿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可能作出的让步程度；等等。后来中苏政治谈判之所以持续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苏一时难以在越南将军队撤出柬埔寨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主要原因。

齐奥塞斯库于10月22日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戈尔巴乔夫当时表示会认真考虑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86页。。但这一情况很可能没有立即反馈到中国。11月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邓小平的谈话，其中包括分先后解决“三大障碍”的内容②“An Interview with Deng Xiaoping”，Time，November 4，1985，p.40.。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方面这种公开和直截了当的反应，两天后中方即接到苏方通知说，收到邓小平的口信了③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3页。。随后不久苏方又提出，双方可以立即在远东某地举行中苏峰会。苏方对邓小平口信的这种外交辞令式的反应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好为中苏正常化采取实质性的步骤。

1985年12月下旬，李鹏访问欧洲途经莫斯科回国。李鹏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其会见。戈尔巴乔夫首先表示他收到了邓小平托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并给予肯定的答复，然后他阐述了苏联对华政策，包括继续争取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以及希望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站在一条战线上”。李鹏在答复中表示，中国不可能与苏联再搞统一战线，当前最关键的是解决柬埔寨问题，“只要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一切都好谈”。④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双方这次仍然未能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

导致戈尔巴乔夫无法为改善中苏关系作出重大决定的原因同他在苏联国内面临的巨大困难有关，这种情况在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后才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巩固了他的权力地位，他试图推行的改革也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苏共二十七大刚结束，印支局势出现迅速变化，越南在3月间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的时间表，即越南“将于1990年全部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还可以早些撤军”⑤《越第一副外长说越军将在一九九0年前撤出柬埔寨》，《参考资料》1986年3月5日；《越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国反越的敌对政策备忘录”》，《参考资料》1986年3月15日。。韩桑林政权的外交部副部长贡昆本此后不久即表示，最多用两年时间找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⑥《柬伪副外长宣称达成寻求柬冲突政治解决办法只限两年》，《参考资料》1986年3月15日。。这一变化引起包括有关各方的重视和反应，柬埔寨抵抗力量的三方代表不久即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越军全部撤出后，将组成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并包括韩桑林政权代表在内的“四方”联合政府⑦参见王泰平主编： 《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3页。。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民柬三方领导人时表示支持他们的建议，并说“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可以恢复中越传统友谊”⑧《人民日报》1986年3月19日。。

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涉及对外政策部分中的不少内容都与中苏关系有关，这些内容被分别包括在阐述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部分里，它们的确回应了中国关切的所有基本问题。关于从蒙古撤军问题，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联军队撤出蒙古的问题”；关于中苏关系，苏联在各个领域发展同中国的合作，理解与尊重中国的国内政策，也愿意谈判解决黑龙江地区的边界遗留问题，“而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关于撤退中苏边境苏联军事力量问题，“苏联认为彻底削减亚洲的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并使之达到合理的限度具有重大意义”，“苏联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旨在相应地降低陆军水平的具体步骤”。在印支问题上也明显透露出苏联不愿再支持越南打这场毫无前途的战争，不过它并不准备按照中方的要求向越南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作专门论述，也是在这个基调上说“这里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⑨《戈尔巴乔夫在给葳市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6年7月28日），《参考资料》1986年7月30日。在当年4月的中苏第八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苏方就提出可以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与中方讨论解决办法○10田增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中国领导人这时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诚意改善中苏关系，但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模糊了双方矛盾的焦点，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已经改变了的地缘战略关切。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中，首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的“苏联大兵压境”，而是消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8月13日，中国外长吴学谦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告诉他中方并不满意戈尔巴乔夫忽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①《人民日报》1986年8月14日；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5页。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表示，如果苏联在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就可以会见戈尔巴乔夫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7—168页。。

1987年5月7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在会见到访的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时，请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口信：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撤军，越军撤出后中国不支持任何一派单独掌权，希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③转引自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5页。。5月11日，邓小平委托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越南方面转达中方的建议，包括越南必须首先从柬埔寨撤军，只有解决了柬埔寨问题，中越关系才能正常化④《人民日报》1987年5月12日，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6—207页。。

5月13日，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中苏第十轮政治磋商结束后发表谈话。他在重复戈尔巴乔夫关于将柬埔寨问题当做地区问题（而非双边问题）同中国一起讨论的同时，表示苏联“准备尽可能地协助解决柬埔寨局势问题”。他也说明苏联的条件是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能有红色高棉，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意愿。⑤《罗高寿说苏对中苏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参考资料》1987年5月14日。5月23日，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提问时，首次将柬埔寨问题放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范围内加以论述，认为双方都应关心解决该问题，而且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⑥《戈尔巴乔夫对意〈团结报〉编辑部的书面答复》，《参考资料》1987年5月24日。。

11月16日，邓小平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再次表示只要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行动，他愿前往苏联任何地方会见戈尔巴乔夫。27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时说，他注意到邓小平同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他本人期待在北京、莫斯科或任何地方同邓小平会见，但不应有“先决条件”。⑦《戈尔巴乔夫会见卡翁达时谈他同邓小平会晤问题》（1987年11月27日），《参考资料》1987年11月28日。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回应中方举行中苏峰会的建议。

直到1988年4月苏、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之后，苏联才开始采取实际行动。5月23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时表示：“苏准备同有关各方一起为解决围绕柬埔寨形成的局势作出贡献。”⑧《谢瓦尔德纳泽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参考资料》1988年5月24日。两天后越南方面宣布，于6月开始从柬埔寨撤出5万军队，剩下的军队将由金边政权指挥，并于1990年底前全部撤出。罗高寿第二天即发表讲话，将越南部分撤军的决定同即将举行的中苏第十二轮政治磋商联系起来，说柬埔寨问题“将在议程上处于明显的地位”。⑨《罗高寿说苏希望中越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谈判》，《参考资料》1988年5月27日。5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越南部分撤军是“重大的建设性的贡献”，苏联准备同所有相关国家一起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设性办法○10《苏政府声明说越撤军为政治解决柬问题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参考资料》1988年5月30日。。

很可能是因为苏联作出如此明确的表态，中方认为根本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6月上旬的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了中国外长钱其琛，主动提出希望双方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11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7页。。6月13日至20日，第十二轮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双方宣布不再有新一轮政治磋商，而是用专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副部长级磋商代替它。中苏政治谈判从此集中到印支问题上。

8月27日至9月1日，中苏举行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第一轮副外长级会谈。从事后双方披露的情况看，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中方表达出来的满意度低于苏方。9月1日，钱其琛会见罗高寿时说，双方“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有分歧”○12《人民日报》1988年9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作了同样的表示。中方的这种表态可能是在继续施加压力，谈判取得的进展可能比公开宣示的要大些。9月2日，罗高寿发表谈话时说，苏方希望越南“明年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样做肯定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中苏副外长级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将柬埔寨问题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解决。①《罗高寿说苏中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但仍存在分歧》，《参考资料》1988年9月3日；《罗高寿说苏中副外长会晤有助于苏中政治关系正常化》，《参考资料》1988年9月4日； 《参考资料》1988年9月3日、1988年9月4日。这显然有利于进一步找到突破点。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谈话。他在中苏关系部分表达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苏联“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最高级会晤”，前不久的中苏副外长级商谈扩大了双方对柬埔寨问题的相互了解；其二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中越之间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②《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的重要讲话》，《参考资料》1988年9月17日。这一谈话表明，苏联一方面希望加快实现中苏峰会的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推动中越直接谈判来打破僵局。这是苏联政策的一个重要发展，它表明苏联的确在为摆脱困境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讲话发表后不久，中方即同意接受邀请，派遣外长钱其琛访问莫斯科。苏外交部于9月28日发布了两国外长将进行互访的消息。

在10月19日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决定将越南撤军作为钱其琛访苏的目的，并决定如越南承诺1989年撤军即可同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③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27页。。换句话说，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角度看，有关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内部的政治问题，将不是中苏外长会谈的重点，甚至不是中苏首脑会谈的障碍了。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访问莫斯科。他在回忆中说，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作准备”。在这次外长会谈中，双方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苏方再次建议中方直接同越南谈判，以促使越南方面接受中苏达成的关于越南最迟于1989年底撤军的方案，以及加快政治解决的进程。此次外长会谈的结果是双方以《共同记录》的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包括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是1989年6月到12月底之间。④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9—32页。

中苏外长会谈后不久，越南外交部于12月14日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要求建立直接联系，中越之间直接的秘密谈判从此提上日程⑤李家忠：《亲历上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始末》，《湘潮》2010年第4期。。根据以上的分析，苏联极有可能是越南此次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的幕后推手，中越直接会谈无疑有助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也缓解了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面临的中方压力。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军队至迟到是年9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1月中旬，丁儒廉秘密访问北京。其间越方明确承诺，根据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协议，越军将于1989年9月底全部撤出柬埔寨，中方表示接受这一时间表。⑥参见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5页。双方在政治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不过事实表明这对中苏首脑会晤已经没有实质性影响。

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北京。此次会谈是为两国首脑会晤作进一步准备，但实质性谈判仍然是柬埔寨问题，中方继续利用中苏峰会向苏方施加压力，争取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作出更多的承诺。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双方在2月6日同时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日至18日访华。至此，中苏终于清除了妨碍两国正常化的最后一个障碍。

在结束本文时需要说明，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本文论述的这几个问题，双方关系一直在逐步改善，在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解决边界问题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中苏领导人在1989年5月峰会中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两国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稳固的基础。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能够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这一事实证明，中苏正常化既是战略博弈的结果，也是水到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