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春

前贤说《公羊》，大多是把“大一统”与“通三统”、“张三世”并列:三者似乎各自独立，并不互相关联;或者即便相关，也不十分密切。这样，“大一统”作为公羊学第一义的地位便不十分明确，“通三统”和“张三世”皆为达致“大一统”而创立也就更不为人所知了。本文试图从三者的起源、演变以及它们所对应的问题入手，对于三者的内在关联，以及它们如何形塑两汉时代精神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公羊传》解经，始于“元年春王正月”，终于“西狩获麟”。始元终麟，乃是公羊家解读《春秋》经的首要关节，这一首一尾大致构建了公羊学的基本义理框架。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说出自《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读;而孔子作为“素王”并且“受命改制”则是来自于对“西狩获麟”的阐释。“始元”和“终麟”在位置上的对应，大概暗示了“大一统”和“素王改制”在义理上的对应。也就是说，依公羊家的看法，“素王改制”最重要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大一统制”，“大一统制”乃是孔子为继周之后世所立的一王大法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一统”乃是公羊第一义。东汉经学注重师法，西汉经学注重家法。但各经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影响也有大有小。各经之中，《春秋》最显;《春秋》之中，《公羊》最显;《公羊》之中，“大一统”义最显。故清人常推《春秋》以说群经，即是推公羊“大一统”义以说群经。因此，谓“大一统”义为今文经学之宏纲巨领，亦不为过。

作为今文义理系统的总纲，“大一统”虽然是在《公羊传》中首次被明确提出，但其思想的形成则远远早于《公羊传》被书于竹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