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淙祺

前 言

近二十年来胡塞尔的文化论述，特别是其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引来不同立场的解读方式。捍卫胡塞尔的学者指出，依据胡塞尔的观点，不能从地理区域来解释欧洲，而该从超越论(transcendental)的角度来看欧洲，欧洲意味着所有人类都该达到的一个超越论境地(transcendental status)(Sepp 2004:297)。如此一来，认同欧洲文化便不再意味着认同于某个异文化，而是让自己的理性及人性获得提升。具体而言，只要人们得以认识带有开放精神的所谓“一个世界的理念”(“the idea of one world”)，他便算是欧洲人(Held 1989:22)。质疑其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我们不该过度强调当前全球欧洲化或西化(Europeanization or Westernization)的含义，换个角度想，全球各地的文化不正是在受到欧洲文化的冲击之下，藉由吸取欧洲文化而重新调整自身的文化吗?所谓欧洲化的含义换成当地的观点来说不就是外来文化的内在化吗(Holenstein 1998:238)?再者，所谓“欧洲”的含义本身就具有各种解读的可能性，在历史发展中，文化的多样性不也是欧洲的核心特征吗?为什么非得高举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普遍主义论调?凭什么要我们非得接收欧洲文化至高无上的想法，文化与文化之间不是从来就处在互相渗透、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吗(Waldenfels 1997:80;2004:285)?

身为非欧洲人的东亚学者该如何面对胡塞尔的文化观点?假如东亚学者反对胡塞尔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是否会连带影响他们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接纳?反过来看，是不是基于对胡塞尔思想的接受因而也一并接纳胡塞尔的该项文化观点?从事现象学研究的东亚学者可以说无从回避这个问题。……